智媒时代算法推荐技术的新闻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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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兴起，并被运用到媒体行业和新闻领域。技术的更新对媒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拓展了传播的渠道、改变了传播的方式、增强了传播的影响力，带来了新闻生产的革新和传播思想的颠覆。但与此同时，技术赋权也增加了新闻伦理的思考维度。本文主要选取智媒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算法推荐技术，从三个方面提出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伦理失范现象，并对算法推荐带来的新闻伦理困境进行探讨，以期对算法的伦理规制和算法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算法推荐;新闻伦理;智媒;媒介技术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2-0031-04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人类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得到的共识。很多时候，技术被视为一种“工具”，人们利用它改进生产工具、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整個社会运转和发展的规律。把技术置于媒介发展和信息传播领域，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也在不断推动着传媒业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信息收集、生产、传播、接收的方式，也对传播的理念、新闻的原则进行着改造，从而不断更新着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随着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大数据、5G等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已深入人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新闻业的生产分发机制和传统的媒介格局。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技术与伦理的矛盾：技术重构了传播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单纯迷恋“技术至上”或纯粹陷入人文关怀都是不可取的。
　　 算法推荐作为智媒时代新技术的典型代表，在这种困境中，展现出了特有的伦理失范问题，例如，隐私权的侵犯、“信息茧房”等，从而导致信息认知的偏差以及价值观的异化等后果。因此，如何正确面对算法推荐技术下的伦理困境，以及如何尽力规避算法技术的不良影响，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和探讨。
　　 一、算法推荐缔造传播新生态
　　 梅洛维茨曾经说过：“电子传媒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情境并因此改变了社会”。在这个媒介融合、技术赋权的智媒时代，信息生产、分发和接收的方式发生了剧变，影响着传受双方的角色、观念和交互方式，人类社会已经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过载，由此大数据和算法推荐应运而生。
　　 算法原本是计算机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它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购物、社交、新闻、健身、理财……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被算法操控和驱动着。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干预生活世界的算法能够解决大量复杂的任务，包括：执行搜索、优先推荐、安全加密、预测、分析、仿真和优化等，算法已然成为社会新的权力中间人”。
　　 特别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荐新闻平台，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喜爱，取得巨大成功后，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客户端都纷纷采用了算法推荐技术。自此，算法推荐在信息传播领域掀起了改革风暴，各大平台秉持着“用户至上”的观念进行信息传播，由此缔造了一种“点对点”、个性化的传播新模式。
　　 （一）算法推荐的运作机制
　　 所谓“算法”，是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技术，是由于信息几何爆炸增长和个体时间和注意力有限的矛盾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在海量无差别的数据中筛选出用户 “很可能”需要的那一部分展现出来，在这里它似乎充当着传统媒介格局中“把关人”的角色。而算法推荐就是指使用算法技术，将海量用户的网上行为和发布的信息进行数据化，进而挖掘用户的爱好习惯和社交兴趣图谱。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匹配用户和信息，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最快、最便捷地获取自己最需要的信息。
　　 算法推荐新闻目前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最传统的类似“排行榜式”的推荐机制，是以某种可量化的数据为排行依据，例如，点击量、评论数、点赞数等，为用户推荐新闻信息;第二种是以构建“用户图谱”为方式，进行内容推荐。平台会追踪用户的信息浏览历史，制作个性化的“用户画像”，再通过平台之间的交互传递和更多的信息浏览行为，不断为用户“打标签”，推测出该用户的个人基本面貌、社会属性、兴趣爱好等，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重绘“用户图谱”的过程，从而将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不断推荐给他;第三种是“联想式”推送方法，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程度，把用户细化为不同的目标群体，向目标群体集中推荐感兴趣的内容;最后一种是“混合式”的推荐机制，给不同的推荐方法混合加权，以求实现算法推荐新闻的最优效果。
　　 （二）算法推荐改变传播模式
　　 算法推荐对于传统传播模式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它改变了传统的传受方式，受众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拥有一定的选择权，例如，选择一张报纸中自己感兴趣的新闻阅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电视节目观看，而算法推荐拓展了受众的选择权，让受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感兴趣的信息。
　　 同时，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机制塑造了一种“点对点”的传播模式，每一位受众都似乎拥有一个“信息管家”，帮助用户搜索、收集、展示感兴趣的信息。平台致力于打造一种“千人千面”的信息推送模式，根据“用户画像”进行内容推送，因此，每一位用户都可以得到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化内容。
　　 二、算法推荐引发的伦理失范
　　 算法推荐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在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同样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各类新闻平台作为市场主体，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是无可厚非的，而这种更偏向于商业利益的目的驱动，会导致算法推荐对公众的忽视和价值导向的扭曲，由此产生的伦理失范现象值得审视。
　　 （一）个性化推荐导致“信息茧房”
　　 美国学者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描述了“个人日报”现象，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海量增长，我们能够随意选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他也提出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而如果我们长期沉浸于“信息茧房”中，就会呈现出一种定式化的生活方式，丧失获取新鲜事物的机会，个人会失去全方位思考问题的能力，群体可能出现极化的现象，社会将缺乏粘性。 　　 算法推荐新闻的核心就是“个性化”，个性化的推荐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用户的阅读体验：它使用户“需要”的内容更多地呈现，屏蔽掉用户“不需要”的内容。但是这种“需要”的标准是由谁来决定呢？
　　 作为普通受众，我们往往关注那些与我们兴趣相关的、观点一致的内容，而不愿意看到不感兴趣的、观点相悖的信息，只看我们想看的、听我们想听的，最终在不断重复中强化了固有偏见和喜好。然而，客观来说，我们是需要多方面信息的，不同的信息源、表达立场、分析角度是我们进行正确认知和判断的基础。
　　 一旦沉浸于这样的回声室中，就很难接受异质化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导致信息认知出现偏差，甚至阻碍不同群体间的交流沟通。
　　 （二）用户画像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隐私换便利”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包括网站的浏览历史、站点的密码储存、APP的权限获取等，其实都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潜在侵犯。
　　 使用算法推荐技术进行新闻分发的基础是对用户兴趣点的了解。这里存在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只有知晓了用户更多的、更詳尽的个人信息，才能更加精准地进行推荐。虽然媒体平台勾勒 “用户画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性推荐的优势，但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画像”不断完善细化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暴露在大数据中的过程。
　　 隐私是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的安宁的私生活或不受他人非法收集、刺探、公开的私人信息。隐私权被认为是生存权的延展，是一种不受打扰的独处权利。当算法介入新闻传播领域后，隐私权的侵犯又多了一种表现，即以算法获取用户数据，以数据训练算法，以数据进行商业买卖。究竟隐私的范畴是怎样，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在传统的网络隐私问题中，人们更关注网络上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隐私问题被越来越多提起：淘宝究竟有没有监听功能;Facebook的用户数据泄漏事件;我的个人信息到底被多少软件记录……
　　 正如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算法往往比想象更无处不在，更无所不能，它对于个人的了解远比你认为的还要深刻。这种对普通用户的“过度了解”究竟是不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呢？虽然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定性，但是算法伦理准则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性。算法要尊重使用者，尊重社会文化，也要使人彼此感到尊重。
　　 算法是面向人的，对人尊重是一种算法能够被大众接纳的基本准则。没有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是一种伦理的缺失。加之，大数据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归属问题、数据泄漏之后的追责问题、被遗忘权的实施等问题，我们不难得出算法推荐技术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伦理失范。
　　 （三）流量陷阱与价值观异化
　　 我们普遍认为，算法推送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新闻分发方式，对于用户来说，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但究其根本，对于新闻聚合平台来说，它们的根本目的是抓住用户，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求， 提高点击率，增加流量，增强用户粘性，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因此，在以用户通过点击、阅读、评论、分享等行为来主动表达的兴趣爱好为唯一标准时，算法平台的“个性化推荐”是“伪个性”的。工作生活的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时间，以及天生的猎奇怠惰的人性，往往使普通大众更加关注简单易懂的娱乐化信息，长此以往，那些需要深度阅读和思考的内容被算法“屏蔽”，越来越多的低俗、猎奇的内容被不断推送，于是用户就更难接触到优质信息，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算法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是中立的，算法背后的设计者、拥有者、操控者拥有相应的价值取向。而作为商业机构，他们往往首先注重的是流量，而非内容，充分强调个性来吸引用户，而缺少社会主流价值导向，由此传统媒体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正在被逐渐消解。
　　 三、算法推荐技术的伦理困境
　　 算法本身是一种中立性的技术，但在设计、编写、使用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将人的价值观进行了内化。由此可见，算法与人的利益需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控制。算法存在价值负荷，持不同价值判断的人会设计出不同的算法，或者说是选择不同的算法来解决问题。由此带来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导致了算法推荐技术陷于伦理的困境。
　　 （一）“技术至上”和“内容为王”的抉择
　　 技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认为关于技术本身的发展能够直接主宰人类命运并导致社会繁荣的思潮。持该观点的学者们通常认为技术是独立的，它的发展不受社会影响和制约，技术进步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往往忽视了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智媒时代，媒介技术的革新为各类内容生产活动和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技术不是万能的，算法推荐技术发展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缺陷。目前的算法内容认知、分析数据、分发信息还处在“弱智能”阶段，不能达到人类智慧的程度，并且算法的运行逻辑是不能够被大众知晓的。所以从实际上说，算法推荐不是完全中立客观的，不能够对信息进行最合理地分发，也就导致用户需要的内容、好的内容很可能被算法“屏蔽”。
　　 技术和内容在这里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问题。今日头条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加入人工进行内容识别和分发，仿佛是走了回头路，然而这也是面对技术缺陷最快捷的弥补方法，而目前我们只有期待未来的算法技术能够更透明、更智能、更合理。
　　 （二）个性化和公共性的失衡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算法所追求的个性化会致使“信息茧房”的出现，“信息茧房”的负面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个人来说，“信息茧房”会封闭个人获得更全面的消息的渠道，使受众只能接触到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失去对社会整体的全面认知，在算法反复长期的作用后，会导致个人思考方式变的单一和极端。
　　 第二，对群体和社会来说，“信息茧房”会促使共意群体的产生，社会被不同的共意群体分割，导致各个群体之间更加隔阂，难以凝聚成社会共识，这对社会共识的达成、社会决策的制定和社会价值观的推行都有阻碍作用。 　　 个性化和公共性的平衡被算法推荐技术打破，如何在保证社会性和公共性前提下，充分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这是算法推荐技术今后发展的方向。
　　 （三）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博弈
　　 除了算法推荐推崇的个性化对公众利益的损害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算法平台本身的商业性质。算法推荐看似是在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但它的背后，是一套试图增加用户粘性和提高点击量谋利的商业逻辑，实则应被理解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算法平台为了更好地在智媒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就不得不用尽办法抓住用户、留住用户的注意力。相比传统推崇真实客观的新闻价值原则，算法推荐技术更强调内容的新鲜和猎奇，以求获得用户的点击和关注。这样的目标导向，容易导致新闻泛娱乐化、充斥“三俗”内容，而真正有深度、有思想的内容则被边缘化，这对于整个媒介环境的健康发展和正向社会价值观塑造具有负面作用。
　　 作为算法平台，需要更加认清自己在传播信息、引导受众过程中的角色，充分承担起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
　　 四、小 结
　　 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是智媒当道的新媒体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算法的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算法推荐还可能引发更多新的伦理问题和争议，如何使算法变得更加符合人类的伦理要求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努力，例如，优化算法技术、健全对算法平台的监管和问责机制、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等。
　　 传媒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更加优良的工具，它们用以更好地服务人类传播活动，这是我们发展技术的最终目的。我们期望未来科学的发展能够使算法推荐技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伦理规范、更能满足受众的真实需求，更能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翼青. 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J].国际新闻界，2006（8） .
　　 [2] KitchinR.Thinking Criticaly About and Researching Algorithms[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7，20（1）：14-29.
　　 [3] 刘海明.媒体算法的价值纠缠与伦理误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1）：32-41.
　　 [4] 吴飞，孔祥雯.智能连接时代个人隐私权的终结[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9）：25-31.
　　 [5] Felicitas Kraemer，Kees van Overveld，Martin Peterson.“Is there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Philosophy & Technology[M].2011（13）：251-260.
　　 [6] M Carlson.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ement，news knowledge，and journalistic profes？ sionalism[J].New Media & Society，2017（4）.
　　 [7] （美）桑斯坦著.毕竟悦译.信息乌托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8] 袁帆，严三九.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建构[J].湖北社会科学，2018（12）：182-189.
　　 [9] 郭林生.论算法伦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會科学版），2018，32（2）：40-45.
　　 [10] 陈昌凤.未来的智能传播：从“互联网”到“人联网”[J].学术前沿，2017（12）：8-14.
　　 [11] 赵双阁，岳梦怡.新闻的“量化转型”：算法推荐对媒介伦理的挑战与应对[J].当代传播，2018（4）：52-56.
　　 [12] 蒋晓丽，杨珊.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7）：145-149.
　　 [13] 任莎莎，田娇.算法新闻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思路——以“今日头条”为例[J].传媒，2018（6）：89-91.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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