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李家山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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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李家山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多出现在祭祀的礼器和随葬的礼仪器具上，各种动物造型风格写实且自由大胆，表现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艺术灵性。
　　关键词：李家山;青铜器;造型;艺术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年代约为战国中叶至西汉时期，器形以小巧为特征，生动自然中以小见大。青铜器上各种动物造型特点是写实、形象逼真、造型准确、比例协调、细节处理精到，提炼出最活泼生动的运动瞬间和最佳的表现形式，风格写实且自由大胆，表现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艺术灵性。
　　李家山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多出现在祭祀的礼器和随葬的礼仪器具上，如牛虎铜案、立牛伞盖等;更多的则出现在装饰品、乐器、兵器和日常用具上，如扣饰、贮贝器、铜壶、铜戈等。最常见的动物造型有牛、虎、豹、马、蛇、鱼、鹿、孔雀、猴子、野猪等。
　　学者们认为古滇国人的信仰为自然崇拜，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对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外侵力量持有敬畏心理，并赋予其较为神秘的色彩，尤其一些猎捕的场面，撕咬瞬间的造型生动逼真，甚至惊心动魄。
　　牛与虎豹间的搏杀，因力量悬殊，牛多数是处于下风的弱势者，而虎、豹多凶残威猛，在撕咬场面中总是占据上风。李家山68号墓发掘的虎豹噬牛铜扣饰（图1），为二虎一豹噬牛。一虎跃踞牛背，噬牛头顶，四足抓住牛颈背;一豹直立牛后尾下，前足抓胯，噬牛尾根后股。另一件西汉虎豹噬牛铜扣饰（图2），一虎自牛前钻牛下腹，噬牛下腹;牛立兽中，张口伸舌;地面有蛇咬牛身下的虎尾。扣饰上的五只动物撕咬在一起，结构紧密。大牛嘴张开，舌头伸出作嘶叫挣扎状，却被二虎一豹死死咬住，整个动态场面惊心动魄，栩栩如生。
　　在古滇国时期，牛和虎作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在青铜器上运用较为广泛，牛、虎造型多出现在器物的顶端或柄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经常可见牛的造型，说明牛在古滇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众多青铜器中却未见牛耕地的情景，从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图3）可以看出，在古滇国牛较大的用途就是祭祀。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至今在云南西南地区佤族、独龙族聚居地仍然盛行。牛在古滇国时期是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的主要猎食对象之一。从李家山出土的青銅器可以看出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李家山71号墓出土的喂牛铜扣饰（图4），反映出人们对牛的悉心照料。
　　青铜扣饰中除牛外，在李家山还发掘出土汉代猎鹿场面的铜扣饰，鹿也是猛兽猎捕的对象。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骑士猎鹿铜扣饰（图5），一骑士身着无领对襟短袖长衣，头裹帕，束腰，光脚，左手控缰，右手持矛刺鹿。马长鬃，尾部上扬，右前侧一鹿昂首狂奔，张口嘶叫。马、鹿足下两条蛇相交如绳，一蛇咬马尾，一蛇咬鹿前足，背有一矩形扣。
　　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发现古代滇人民制作的青铜器动物造型大多来源于真实发生且亲眼所见。通过这些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会发现原来这世界还有一些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故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李家山72号墓出土的牛虎铜案（图6）表现的是老虎捕食大牛的场景，大牛被老虎袭击尾部，神情悠然自得，毫无惊恐之感。2000多年前的云南大部分地区被森林覆盖，虎、豹、豺、熊等凶猛食肉类动物很多，而且经常偷袭人类饲养的家畜，这一现象在云南的一些偏远地方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李家山出土的青铜扣饰中出现多枚二牛交合的情景，如李家山68号墓发掘的二牛交合铜扣饰（图7），二牛作交合状。公牛体型较大，显得很有力量，两后腿站立，两前腿紧伏于母牛背上，头依其腰部，双目圆滚，嘴微张，尾夹于两后股之间，腹部前倾作交合状;母牛体型较小，头前倾，与公牛配合默契。牛下方有一条蛇，口咬公牛之尾，尾绕母牛前足。李家山51号墓葬还发掘出另一枚西汉时期的二牛交合青铜扣饰，此枚扣饰为二牛相背而立，牛角上翘，尾夹于两股之间，颈上有峰，其下有二蛇盘绕，各咬一牛颈部。由此推论，除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外，繁衍亦是古滇国人的基本需求，通过牛的繁衍使人们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
　　有专家认为李家山青铜器就如同《清明上河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其中较有特点且生动有趣的是各种动物造型。李家山出土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件有铜案、铜鼓、铜枕、铜剑、铜扣饰、铜贮贝器、铜杖头、铜葫芦丝等，应用于祭祀、随葬、农耕、生活、军事和乐器等多个方面，反映祭祀、战争、捕猎和动物交配多个场景，有人和动物同时出现的，也有多个动物或单个动物的。大型动物单个出现的较多，小型动物尤其是群居或群圈养的动物同时多个出现的较多。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动物造型除牛、虎、马、蛇、鱼、孔雀、猴子外，还有鸡、鹿、熊、豹和狐狸等。
　　从李家山青铜博物馆收藏的鸡形杖头饰（图8）来看，云南2000年前的鸡与现代的鸡体积、形态基本一致。从鸡冠、肉垂、耳、喙、颈羽、尾羽部位均可看出铜杖头上堆塑的是一只雄鸡，它蹲于鼓形座上，鸡尾分叉下垂，呈休息状。据文献记载，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原始鸡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原一带，“雄鸡羽色亮黄、长尾鲜蓝，头顶大红冠戴，鸣时抖振翅膀高唱一声，其声脆亮”。古代人们认为晨鸡一鸣意味着新的一天到来，它既是农人晨起劳作的计时，亦是人们公共生活的时钟。鸡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人们把它编进了十二生肖，排名第十，曰酉鸡。在李家山出土的铜杖头和铜扣饰上均发现鸡的造型，由此可推想2000多年前云南的古滇民族已经在圈养鸡了。从李家山68号墓发掘的汉嵌玉石长方形鸡边铜扣饰来看，云南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经成群圈养鸡了。
　　豹子是猫科豹属的一种动物，在四种大型猫科动物中豹子的体积最小，其皮毛颜色鲜艳、金黄有许多斑点，故又名金钱豹或花豹。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立豹扣饰（图9）可见豹子独有的金钱花纹，相较现代的豹子，扣饰上的豹子塑像显得头部巨大，体态健壮四肢发达，从匍匐的姿态、蹬紧的后腿、翘起的尾部、龇牙咧嘴的状态来看，像是遇到强敌而蓄势待发的样子，充满力量。豹子除了在2000多年前的李家山青铜器中被做成装饰品外，从古至今也是文学作品和绘画的热点题材之一。 　　李家山51号墓葬出土的蛇形网状铜器（图10），其整体造型是一条蛇从一个网箩中攀爬出来，蛇的形象昂首怒目、张口咧齿，呈攻击状。此件器物在滇文化墓地中极为罕见，但有关蛇造型的青铜器件在李家山墓地出土的扣饰中较多见，扣饰上的蛇造型无一例外都是线条状地从底部将器物上的动物连接起来。蛇嘴咬住动物的尾部或腿部，被咬的动物并没有痛苦状，可见是将蛇用于器形上連接器物，使器物形成一个整体和美观的作用。云南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历来是众多蛇类聚居的地方，而且蛇的习性喜阴，总是潜伏在阴暗处袭击人畜，蛇在古滇国较常见，且毒蛇种类较多，蛇虽伤害人畜。但从器物上看滇人只是把蛇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并没有敌视或太在乎它的杀伤力，反映出滇人强大的心理和对生活的自信，滇人把蛇形放于器物底部，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活形态的一个方面。
　　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铜鱼杖头，鱼口衔一蛇，蛇咬鱼腹，尾绕鱼脊，鱼身有鳞片，扇形尾。从鱼的体积和形状来看，铜杖头上鱼造型应属于云南的土著鱼类，即鲤鱼。云南鲤鱼体积偏小，尾短，颜色青黑偏黄。从出土的古滇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古滇先民多环湖而居，以种植水稻为生。云南农民从古至今都有养殖谷花鱼的习俗，在插秧苗时便将鲤鱼苗放入稻田中，鱼儿以落下的谷穗花为食，待稻谷成熟时便可以捕捞颜色金黄的鲤鱼来烹食，其肉质极为鲜嫩香甜。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鱼造型青铜器风格写实，生动形象，有肉质感，其体积和神态活灵活现。
　　李家山古墓群位于江川县北，周边有山林湖泊，资源丰富，面临星云湖和抚仙湖，风光旖旎，渔产丰富，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池及抚仙湖地区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古滇先民以水稻种植和渔猎为生，有比较发达的稻作文化，聚落而居，滇池地区西南面的广大地区则有游牧为生的昆弥等游牧民族。这种农耕、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古滇文化的本土之源，亦是古滇国独特的原生态文明。
　　李家山49号墓出土的孔雀形铜镇，形制憨厚，童趣可爱，头部较大，顶部竖立的羽毛做成卷曲形，嘴壳坚硬，从翠绿、青蓝的羽毛颜色和打开的尾屏来看，属于雄性绿孔雀。孔雀是云南独有的鸡形鸟类，通常栖息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而平均海拔1700米的抚仙湖区域非常适合孔雀生存。从铜孔雀制作的精美、生动程度推测，在古滇国时期人们已经饲养孔雀了。《周礼·大宗伯》：“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礼器是礼仪制度的载体，是权力的象征、等级的标志和文明的昭示，因此考古人员均以出土文物的等级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礼制思想和心灵道德体系自西汉时期开始被重视和盛行起来，随着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夜郎、滇等酋邦制王国先后归附大汉王朝，变为郡县制。在设官置吏的过程中，汉族官员的进入和汉族的迁入，将汉人的生活习俗和礼仪文化带入云南，自此云南从西南蛮夷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和发展。
　　综上所述，李家山青铜文化反映出战国至西汉时期古滇国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对各种青铜器动物造型的分析，可知李家山青铜器折射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对整个生存环境的观照及深层思考。一方面人与自然是亲和的，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体现了恶劣环境中生存竞争的残酷和人类改造自然的信心，其艺术的内核高度渗透了不可扼制的生命意识和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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