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文人论政”的复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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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晗蕾
摘 要：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学者一般认为近代通过报刊媒介进行的报刊论政从1874 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让“文人论政”的传统不得不终止。本文从“文人论政”的目的、发挥的功能、论政的主体与当下的新媒体进行比较，试图论证自媒体与报刊政论一样，自媒体人借助“新媒体”手段，创建“新文体”，表达“新观点”，形成新的“舆论场”，新媒体时代同样存在“论政”的情况，“文人论政”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带有资产阶级和党派色彩的“文人”群体而已，但是“文人论政”的精神实质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文人论政”;社会责任;舆论监督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6-0025-04
一、引 言
“文人论政”的话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不少研究者专注于研究“文人论政”的兴起与消亡的历史原因，但是却少有人比较“文人论政”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文人论政”的主体是当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论证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大众利益、民族振兴而开展，发挥的功能是希望形成社会之中的舆论，推进社会变革、政治民主[1-3]。“文人论政”兴起的目的与发挥的功能，以及执行社会监督功能的手段都和当代媒体所履行的职责差别不大，“文人论政”的形式演变到今天，受到自媒体的影响，同样可以认为网络形成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与“文人论政”有着天然的联系[4]。已经有学者提出，当今自媒体时代的“文人论政”是对传统“文人论政”的一种回归，无论是从媒介形式、内容呈现方式，还是参与主体来说，自媒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论政”精神实质都是一脉相承，虽然和传统的政论家们相比，自媒体政论者们还显得有些稚嫩，也正是因为网络的门槛低、参与主体多元化，自媒体的言论还有欠妥当之处，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对此应当秉持宽容积极的态度看待。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自媒体时代的“文人论政”与传统的“文人论政”，说明“文人论政”并没有消亡，不过是改变了表达的形式，参与论证的主体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人/报人”这一个单独的群体，而是在新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
二、“文人论政”的内涵
学者方汉奇认为“文人论政”的定义是：“‘文人论政’自古有之，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匡扶时市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引导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5]。
（一）“文人论政”的目的
从王韬开始，中国进入了外忧内患的历史变革时期，同一时期的有识之士无不为救亡图存奔走。王韬主办的第一份日报《循环日报》，初衷是想借着“报纸”这一媒介来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开拓国人的眼界，帮助国人变法自强。他在办报的过程中提出要“通内外”“通上下”“启民智、辅教化”，他作为首个公开提倡变法的报人对于当时的时局影响深远[6]。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办报目的就是要宣扬国威、振奋人心，鼓舞当时的有识之士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这一切不仅表露了他作为报人所具有的参政议政的政治觉悟，也流露出了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志向[7]。
而在王韬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位“文人论政”的代表性人物是张季鸾。作为“四不主义”的倡导者和《大公报》的经营者之一， “文人论政”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报业人才。报纸不仅是服务大众的社会公器，而且也是醒世救国的警钟。他作为报人，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不仅仗义执言，不畏权贵，而且大胆揭露日本侵略的罪行，发表了大量坚持抗战的社论。在日本轰炸重庆时，国内一片深沉，病入膏肓的张季鸾指导了《我们在割稻子》。他说，“让敌军尽管来吧，有了稻子我们就能继续战斗”[8]。无论是王韬还是张季鸾，作为“文人论政”的典型代表，“文人论政”的目的就在于服务国家与人民，而“文人论政”的思想之中透露出來的强烈公共性，又有利于“文人论政”在社会之中扮演舆论监督的角色。
（二） “文人论政”的功能
从“文人论政”的社会功能来说，当时的梁启超、张季鸾、储安平、于右任、蔡元培、胡适之都扮演了舆论监督的角色，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民族大义和人民福祉，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时事、仗义执言、不畏强权。
从最初的《大公报》来看，报人办报就是为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利用报刊制造舆论，这是所有文人办报的一个共识。同时，利用舆论来推动社会变革，也是所有报人共同的心愿。无论王韬、梁启超，还是张季鸾，他们都希望对社会黑暗面的曝光，能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激发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有意识地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之中来[9-11]。
储安平在创办《观察》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并且极力保持报刊的独立客观性，只是论政而不是介入政治。他的新闻思想之中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注重报刊的社会使命，这主要就是体现在利用报刊做社会的公器，利用政论和舆论的形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为政府献计献策，同时也监督政府的行为，如果有不当的地方，立刻发表意见，督促政府改进[12，13]。
（三）“文人论政”的主体
传统的“文人论政”大多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又有出国留洋的经历，从阶级上来讲，他们属于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身份上来说，他们之中的部分文人甚至还有政党身份，不仅仅是论政，还有参政的意识。例如，早期的王韬、梁启超、康有为，他们作为维新派的代表，利用报刊和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同样还有胡适之、张季鸾，他们都有早年在乡下读私塾的经历，之后胡适之考取庚子赔款的留洋公费生名额，张季鸾师从大儒刘古愚之后，也得到了到日本学习的机会。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论政”之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基础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当时的文人身上带有阶级的烙印这是正常的事情。 李金銓教授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一文中就提到：“《大公报》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密切，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但也无形中和草根民众的声音脱节了。鉴于中国经济贫穷、教育愚昧、交通闭塞，《大公报》所能影响的只是都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是点的、是线的，而非面的。该报有此自觉曾经批评中国报业太注重政治，只顾着都市，而放弃了占人口总数90%多的农民”[14]。由此可以证明“文人论政”有着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作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声者，他们没有顾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在。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论政”兴起的年代，主要发起政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能接受高等教育且能成为报人的大多数文人都来自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有识之士纷纷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远渡重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如今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大买办、大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每个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的劳动人民。
三、自媒体时代“文人论政”的“复兴”
（一）论政主体：“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多元身份并存
因此，在如今的社会之中，精英分子和知识分子所来自的阶级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出生平民，依靠努力奋斗，获得了学识。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良性，他们依然在为这个时代的不忿与不平而努力发声，伸张正义。在自媒体时代之中，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并且与传统“文人论政”的年代不同的是，如今的社会因为媒介的形式丰富多样，受众的媒介素养也日益提高，人们不再依靠社会的少数精英分子来发声。
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人都有了接触媒介的可能性，并且让人们公开发言变得不再遥远。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想要仗义执言已经不再是社会精英分子的特权，而是变成每个人都被媒体赋权的平等机会。通过微博就可以看出来，加V的话语精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与知识分子，而是身份更加多样的人群。他们可以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教师、警察，甚至是来自社会基层的劳动人民。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具有专业性，他们依然在这个时代生产知识和贡献知识。加上互联网世界独特的扁平化、去中心化特性，让知识的共享和传播速度更加惊人，人们传播自己的声音和接受他人声音的门槛也在不断降低。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文人论政”的传统很难说是中断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出身科举，带有民族资产阶级色彩，或者是党派论政色彩的“文人”群体确实不存在于当下的社会之中，但是却依然有很多不同身份、职业、教育背景的大众在守望着“文人论政”的精神，关心社会大小事，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关键时刻为民族大义和国家振兴大义凛然。
（二）论政功能：舆论监督为核心的文人责任再现
如今的中国，人们运用自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同样也在弘扬正能量，与传统的“文人论政”相比，得益于互联网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和丰富，人们可以接收到的资讯更多，产生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元，对待事物的看法更加兼容并包，同时让舆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传统的“文人论政”追求监督政府，揭露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而如今的自媒体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无论是《人民日报》微博号，或者是自媒体平台的人民网公众号，都在积极弘扬正能量，揭露社会中违法乱纪的现象。主流媒体作为中流砥柱，自媒体作为主流媒体的补充，两个场域的媒体互相影响，彼此补充，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网络。记者已经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依靠固定的线人去采集信息和新闻，网民自发地传播和转发新闻，记者作为核实者只需要加深报道的程度，提供不同方式的解读方式，这才是当今社会的媒体生存之道。即便是自媒体时代的众包新闻，公共性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否则在竞争激烈的当下，根本没有受众会看毫无公信力和公共性的新闻。有学者就指出，无论媒介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媒体所独有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会发生变化，没有受众会喜欢一家自私自利的媒体，人人都希望看到可靠、可信、有社会责任感的报道。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当下自媒体时代，传统的“文人论政”精神依然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帮助媒体在社会之中站稳脚跟有重要作用。
媒体作为社会“瞭望器”的责任从未变过，从传统的“文人论政”时代开始，就一直在扮演着社会公器的角色，知识分子利用政论的形式为社会发展进言，是近代以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参政议政行为。
（三）论政目的：“爱国教民”的论政精神延续
传统的儒家讲究“治国献策”，在传统的“文人论政”时代，知识分子喜欢利用报刊唤起沉睡之中的中国人，启发他们的思想，开拓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素质，因此报刊不仅仅是监督社会的瞭望塔，也是普及科学知识、教化国民的知识殿堂。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华民族的崛起，“文人论政”的主要基调发生了变化。但是，从“文人论政”的源头谈起，有识之士为振兴中华而发声，这就奠定了“文人论政”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爱国仍旧是不变的主旋律。从意大利奢侈品牌D&G在社交媒体上播放不当品牌宣传片开始，社交媒体上一轮高过一轮的讨伐之声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第二天品牌的创始人就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了道歉，但是这仍然没有平息中国人民的怒火。如今的社交媒体舆论场，虽然发表意见的媒介工具发生了变化，但是“文人论政”的主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围绕着“爱国、爱家”“自信、民主”展开讨论。
四、结 语
正是中国文人素来都抱有“胸怀天下”的气魄，才为我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让报纸从“观念纸”变成了“新闻纸”。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和呐喊，必然获得历史的正面评价，但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让他们在利用报刊作为武器的同时也脱离了群众，由此受到批判。不过，“文人论政”的精神实质是爱国主义，这一点从最初到如今一直没有改变，“文人论政”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对政府不当行为和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舆论批评监督，这些在当下自媒体时代，也没有发生改变。虽然媒体形态的进步，带来了更多元化的表达和更多受众的参与，但是每个人身上所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依旧与传统“文人论政”的初衷一脉相承。由此，自媒体时代的“论政”是对传统“文人论政”精神的回应，文人论政如今并没有消失，只是“文人”这个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社会精英嬗变为普通大众，从精英舆论变成了大众舆论，更加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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