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适应性循环模型修正及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顾寒月 王群 杨万明

　　[摘    要]适应性循环是社会-生态系统经历开发、保护、释放、更新的过程，可表征社会-生态系统发展趋势。文章基于旅游地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三要素，指出Holling和Tsao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局限性，对其病态陷阱进行完善，并提出阶段判定的量化指标，揭示阶段转化的主导因素。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以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较为敏感的贫困山区金寨县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对2010—2017年间的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进行定量分析，判断和预测旅游地适应性循环阶段及转化趋势，验证修正后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金寨县目前处于贫困陷阱，根据当前转化条件，未来将趋向于赌博陷阱;受政策的影响也可能进入开发阶段或保护阶段，若发展过程中避免陷阱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适应性循环将呈良性运行。
　　[关键词]适应性循环;模型修正;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金寨县
　　引言
　　随着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地在享受红利的同时，也遭受着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社会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现今社会关注的焦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嵌套性等特征，为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为了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结合恢复力、脆弱性等理论的适应性研究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中。在面对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时，适应性主体之间的活动过程似乎总是在循环运行的[1]，因此，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研究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2]。
　　适应性来源于生态学，是指自然和人类系统应对正在或马上发生的扰动时，为保持自身结构的稳定与完整而做出的转变过程[3]，适应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完全适应外部环境变量之前自身机制发展的程度[4]。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是由于适应性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Holland认为，适应性主体主要有3个活动——主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主体部分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对部件进行重组而产生新的适应性主体，并且系统的适应性主体在面对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时，主体之间的活动过程似乎总是在循环的运行[1，5]。国际学术性组织恢复力联盟提出Holling适应性循环模型包括保护和释放两个阶段[6]，该理论可以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发展做出较好的解释，因此，对该循环理论研究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7]。学者们结合适应性循环理论，运用各类方法对旅游地进行分析，作为解释旅游地发展的依据。黄晓军等运用定量测量方法CiteSpace对2001—2017年的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是网络中最大的两个节点，出现频次分别为837次和788次[8]，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旅游地发展趋势预测的研究尚少，已有研究通过适应性循环理论对旅游地进行分析，尚且存在一些局限性。沈苏彦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旅游地的长期发展进行探寻，但是该模型只可以解释适应性循环圈内的前两个阶段，并不能对整个阶段进行详尽的解读[9];刘焱序等从单一的景观指数层面扩展至适应性循环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对旅游地城市景观风险进行评价，但这个联合方法主要从压力源以及脆弱性生态风险的角度对城市景观发展空间进行权衡，更加偏向于当前认知以及主观偏好[10]。学者们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对典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也进行了较多研究，王俊等和张向龙等对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循环演化机制展开研究，并以干旱旅游地为例对适应性循环圈进行详解，由于地域类型的差异性，该循环过程的主要扰动因素为土地制度的调整和干旱等气候，因此，该研究仅可以为相关类型的旅游地提供借鉴[11-12]。王群等以湖泊型旅游地千岛湖为例，分析其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关键要素和驱动机制，发现社会变迁、内外部相关经济要素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且三大关键要素为湖泊、旅游以及社会，故扰动因素需就案例地具体分析[13]。王文杰等分析了三峡库区小江流域景观的生态特征，并在恢复力和适应性循环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具体的适应性管理方法与模式，但该适应性管理需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4]。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涉及区域和方法多样，但多基于已有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实证分析，缺乏适应性循环模型影响因素及适用性的理论思考，导致部分实证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划分较为牵强。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核心区，集生态功能区、贫困区、旅游区于一体，在国家精准扶贫及保护绿水青山的政策指引下，金寨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生态环境更加敏感，社会?生态系统更加复杂，现有适应性循环模型对其发展阶段的解释更是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本文基于适应性循环的3个基本要素——恢复力、潜力和连通度，从理论上对已有模型的病态陷阱完善、趋势量化，深入分析各阶段的转化条件;并以修正模型为基础，以金寨县为实证，验证修正模型适用性的同时，揭示出生态、贫困、旅游三位一体的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趋势及可能出现的病态陷阱，一方面丰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1 已有适应性循环模型局限性
　　1.1 Holling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局限性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适应性循环过程经历开发（r）、保护（K）、释放（Ω）、更新（α）4个阶段[6]。Holling适应性循环圈广泛应用于现代旅游地适应性评价之中，其重点是变化与稳定、可测性与不可测性之间的合理转化，从恢复力、潜力和连通度三要素对社会?生态系统中4个阶段的相互转化进行分析，这种转化经历了从开发到保护，到释放、重组4个阶段的循环，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7，15-16]。Holling从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对适应性循环系统中4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解读，得出适应性循环过程中4个阶段的属性变量特征[15，17]。
　　Holling的理论可以帮助旅游地了解当前的发展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缺乏明确具体的量化指标、对病态陷阱的补充不够全面等。此外，社会?生态系统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Holling适应性循环模型起源于国外，实证多基于国外自然资源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阶段转化的影响主要源于风、火、疾病、昆虫爆发和干旱等自然因素，而国内众多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阶段轉化的影响多源于政策、开发利用等主观因素，系统多为自然与人文并存。因此，国外的既有经验不能直接为中国所用，还需对社会?生态系统中主体的适应力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8]。 　　1.2 Tsao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局限性
　　鉴于脆弱性和恢复力动态特性，Tsao将Holling适应性循环圈与脆弱性结合，从时间轴线的角度解释了4个阶段的发展程度。Tsao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在受到灾害干扰后不一定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可能会因为弹性过低进入另一个开发周期。同时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将4个阶段进一步细分为7个阶段，分别为：初期开发阶段、发展阶段、稳定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重组阶段和再开发阶段，并根据7个阶段对案例地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划分。但是其阶段划分仍然没有跳出适应性循环圈，只是根据案例地的特殊性把灾害管理划入其中，并没有对病态陷阱进行具体的解释和分析[19]。
　　实证中，Tsao的适应性循环模型从多发极端天气事件出发，分析受气候引发的自然灾害条件下恢复力和脆弱性的稳定性问题，而部分旅游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旅游开发后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发展变化所带来的一些病态陷阱。因此，尽管Tsao在一定程度上对Holling的适应性循环模型进行了补充，但仍未对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可能进入的病态陷阱进行详细解释，同时将适应性循环的主要驱动因素仅局限在自然灾害扰动[19]。
　　2 适应循环模型修正
　　2.1 病态陷阱完善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生态保护，更重要的是避免走入生态困境，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失以及生态问题[20]。Holling适应性循环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贫困和僵化两种陷阱，贫困陷阱是指旅游地潜力的滥用或者外部力量导致适应性循环圈崩溃;僵化陷阱，是一个可持续但不适应的系统，在该陷阱中，任何创新性思维大都会被扼杀[6]。Allison和Hobbs运用适应性循环模型对西澳大利亚的农业区进行分析，得出在适应性循环发展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资源的枯竭、经济效益降低以及环境的污染等因素导致整个系统陷入锁定困境[21]。
　　结合已有适应性循环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适应性循环模型中病态陷阱进行完善，在贫困陷阱、僵化陷阱和锁定陷阱的基础上增加赌博陷阱，将其共称为适应性循环的4种病态陷阱（图1）。一是贫困陷阱，变量特征是低恢复力、低潜力以及低连通度[6]。贫困陷阱常出现在开发阶段，产生原因包括资源开发过度、旅游地经济崩溃、经济持续低迷等。二是僵化陷阱，与贫困陷阱相反，其特征表现为高恢复力、高潜力以及高连通度[6]。僵化陷阱一般出现在保护阶段，在保护阶段中对旅游地恢复力提升需要大量的资源和经济支撑，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正常进入更新或者释放阶段，将会持续保持在高资源、高资金的消耗中，进入僵化陷阱。三是锁定陷阱，其特征表现为低潜力、高连通度和高恢复力[21]。锁定陷阱一般出现在释放阶段，快速释放阶段由于游客激增、资源消耗增多等问题，旅游地在高承载、高消耗的阶段中仍旧因循守旧，保持现有发展模式，待潜力挖掘殆尽后，旅游地可能陷入锁定陷阱。四是赌博陷阱，其特征表现为高潜力、低连通度、低恢复力。赌博陷阱是一个高潜力的陷阱，是旅游地进入下一轮循环圈的“新生”，也是高消耗的陷阱。王俊等、Allison和Hobbs、汪兴玉提出未知陷阱，但对其具体状况未进行详尽的解释[11，21-22]。该病态陷阱可能出现在更新阶段，在该阶段，旅游地短时间难以对适应性循环圈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可能导致旅游地弹性下降，进入赌博陷阱。
　　2.2 指标测度量化
　　Holling适应性循环和Tsao的修正均未对各阶段的指标进行量化，阶段判定仍依赖定性分析和主观感知，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基于适应性循环三要素，结合相关研究，采用归一化处理方式将1视为最大值对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进行平均化定量划分[23]，具体为：0～0.5为较低发展程度，0.5～1为较高发展程度。每个适应性循环既可能是上一个循环的重复，也可能表现出下一个循环的特性，系统内不同等级尺度的循环通过“记忆”或“反抗”形成一种扰沌现象[22]。扰沌是描述复杂适应性系统向上无限发展所产生进化性质的术语[6]，反映了适应性循环的嵌套性[16]。扰沌中的“记忆”表现为对上一循环的回忆，“反抗”则表现为下一循环的创新与重组，故三要素越接近0越显现“记忆”现象，越接近1越显现“反抗”现象。由此可见，扰沌联结了系统中不同等级间（向上或向下）的相互作用，在快速运行的低层次中进行创新、实验和检测;在慢速运行的高层次中对过去积累下的成功实验进行记忆和保护，因此，扰沌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保守性[22]（表1）。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发展具有不可测性和多样性。假设旅游地处于开发阶段，由于外界因素的扰动，旅游地可能朝向3种情况发展——“记忆”现象、贫困陷阱、保护阶段。若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因管理不当、经济发展滞后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造成旅游地恢复力下降，潜力以及连通度低迷，则可能会进入贫困陷阱或是“记忆”现象。其中，若旅游地因外界较大干扰因素（如自然灾害等），放弃当前发展方针，为下一轮循环圈养精蓄锐，则可能进入“记忆”现象。若旅游地因人为管理等问题造成3种要素的共同低迷，则可能进入病态贫困陷阱。若旅游地逐渐走向正式化、规范化，为了保持旅游地良性发展，对各类资源展开保护，则会进入保护阶段。
　　2.3 转化动因明晰
　　Holling适应性循环和Tsao的修正侧重于各阶段的特征描述，对阶段间相互转化的影响因素未能做出明确解释。但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充分梳理各阶段间转化的主导因素，从而达到规避不利影响、维持系统良性运转的目的。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内在复杂性、多尺度反馈环、遗留效应、多种可能结果等特征[24]，旅游地适应性循环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周期固定的过程，它是一种需要综合考量的阶段特征[25]。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受到外界不可预期的扰动，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等[4]，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系统由一个阶段转向下一个阶段，更有甚者系统可以直接从任一阶段转到其他阶段或陷阱[14，26]。内部危机或外部干扰都可能会使系统变得僵化、敏感[27]，由于内部因素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以及自然因素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此暂不考慮内部因素和自然因素的驱动影响，将外部影响因素归为社会、经济、生态和政策4个方面。根据修正后的适应性循环转化方向，各阶段发展特征不同，转化的主导因素也不尽相同（表2）。 　　3 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金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7）、《金寨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0—2017），相关政府网站公布数据;旅游景区景点名录源于金寨县旅委，景区景点坐标数据通过高德地图拾取坐标系统获得。部分数据是整理计算后得出，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3.2 研究区域概况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与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总面积3814平方千米。金寨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大别山区核心县域，截至2017年年底，贫困人口接近1.65万户，近4万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主战场之一。金寨同时也是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总面积7.6%，森林覆盖率高达74.1%，其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环境现状质量良好，空气质量近年略有下降。区域内拥有丰富的绿色旅游资源，如天堂寨、燕子河大峡谷、天水涧景区等。2002—2010年期间，金寨县政府对当地红色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有组织的旅游开发，2005年其被省政府评为“全省旅游经济强县”。2010年前，全县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低于10.0%，截至2017年，金寨县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高达32.4%，旅游业成为金寨县支柱产业。作为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金寨县发展过程中除受传统的地形、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外，还存在扶贫政策、生态保护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人地关系更为脆弱[28]，正确判定其适应性循环阶段，揭示阶段特征，预测发展趋势，可以为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良性运行提供决策参考（图2）。
　　3.3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3.3.1    指标体系
　　适应性循环模型指标体系构建是适应性循环模型运行的核心内容，该模型的3个要素分别为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金寨县的实际发展状况，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層次性、可操作性、目标导向等原则构建适应性循环的指标体系，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共选取32个指标因子，根据影响因子和综合指数法确定因子权重（表3）。
　　3.3.2    研究方法
　　采用极值法对研究区域的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指标做标准归一化处理：
　　[正向指标：X'ij=Xij-XminjXmaxj-Xminj负向指标：X'ij=Xmaxj-XijXmaxj-Xminj] （1）
　　式（1）中，[X'ij]为安徽省金寨县第i年份第j项指标的标准归一化值，Xij表示金寨县第i年份第j项指标数值，Xmaxj和Xminj分别表示为金寨县第j项指标中第1至第i年份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采用熵权法对其数据指标确定权重：数据指标中的熵值越大则提供的信息越多，所占权重就越大，反之，则权重越小。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可以利用熵值计算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从而为指标的评价体系做出定量的评价。
　　3.4 适应性循环模型阶段分析
　　金寨县旅游发展起步相对较迟，加上2010年之前相关数据较为零散，故选取2010—2017年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根据式（1）至式（6），运用综合分析法，计算得出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指数，并结合适应性循环修正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表4）。
　　3.4.1    贫困陷阱（2017年以前）：低潜力、低连通度、低恢复力，养精蓄锐跳出贫困
　　根据原适应性循环模型及主观认知，金寨县此阶段通常为开发阶段或保护阶段，无法给出定量分析和依据。依据本文量化的测度指标，从2010—2017年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指数的计算发现，旅游地的恢复力、潜力和连通度虽均在飞速增长，但是三要素始终处在0～0.5区间内，根据修正的适应性循环圈，可将其对应为贫困陷阱。2011年，金寨县的恢复力、潜力以及连通度分别约为0.1183、0.1339、0.0649，恢复力和连通度较2010年涨幅分别为167.6%和158.6%，其潜力更是增长了近两倍。
　　2012年，受重点旅游景点天堂寨从3A级景点升级为5A级景点的影响，潜力得到开发，资源也因此得到了保护，金寨县在适应性循环圈中稳步发展。事实上，三要素具体指数涨幅都不高，恢复力和连通度涨幅仅仅只有4.9%和4.8%，其中，潜力更是降低了32.7%。2013—2014年，政府对金寨县进行帮扶工作，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6年，国家对金寨县进行旅游扶贫，旅游扶贫的重点在于产业扶贫。2013年后金寨县的潜力飞速增长，从2013年的0.1208涨到2017年的0.3921，涨幅接近224.8%;恢复力则是稳步增长，相较2013年的0.1330涨至2017年的0.2998，涨幅近1.5倍;相较恢复力和潜力来说，连通度涨幅最慢，从0.0986涨至0.1936，涨幅也接近1倍。
　　3.4.2    趋势预测（2017年以后）：资源积累，发展与陷阱并存
　　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微小的干扰都可能造成系统大变化，这使得社会?生态系统增加了控制不确定性，同样对旅游地发展的预测也增加了难度。Holling适应性循环圈虽然已经在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中进行了各种新研究，但该适应性循环模型仍存在不足，较难对旅游地进行全面的预测[29]。适应性循环圈提出社会?生态系统发展包括4个常态阶段（开发、保护、释放以及更新）和两个病态阶段（贫困陷阱和僵化陷阱）。但是，根据金寨县目前阶段的发展状况，县域有较大的可能进入另一个陷阱——赌博陷阱，适应性循环圈较难对此阶段特征进行具体解释。事实上，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经历内部危机，还是外部干扰，系统都将变得僵化且敏感，甚至从一种状态直接转换为另一种状态[30]，并且旅游地要素发展具有快慢差异性以及紧急情况（旅游地在不稳定或危机期间发生的一种情况[4]）。因此，较难对旅游地具体发展阶段进行预测分析，故以下预测是在假设三要素任一要素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在实际情况下，还需要对旅游地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对2010—2017年指标定量化分析可知，金寨县的各个要素总体处于较低阶段，但是其总体的趋势均在增长。假设旅游地在未来的发展中未受到较大干扰，旅游地发展趋势与近8年一致，则潜力会最快达到0.5～1区间，而恢复力与潜力则会存在于0～0.5区间，进入赌博陷阱。赌博陷阱是个高潜力病态陷阱，在此陷阱中要合理规划旅游资源，促进旅游地在发展中的飞跃。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金寨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觉扛起生态保护重任，以绿色发展带动脱贫攻坚，提出“生态+”战略助脱贫。金寨县林业局在2018年底的推进林长制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五绿”——“护绿”“增绿”“管绿”“用绿”和“活绿”。假设旅游地在“生态+”战略因素的扰动下，旅游地恢复力会快速增长，最先进入0.5～1区间，潜力和连通度则保持在0～0.5区间，进入开发阶段。
　　2018年，G7374次高铁动车组列车从金寨站始发，标志着金寨站成为安徽省唯一始发高铁的县级车站。同时，根据《推动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通道建设实施方案》，沿江高铁将经过金寨县境内，并且力争2025年前建成。假设在以上因素的扰动下，连通度以及潜力都会快速上涨，游客增多，经济快速发展，恢复力在大力开发下可能会降低，造成潜力与连通度位于0.5～1区间而恢复力进入0～0.5区间，由此判断旅游地会进入保护阶段。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以广泛适用的适应性循环模型为基础，完善循环圈的病态陷阱，量化指标测度，并且尝试明晰循环模型的转化动因，将影响因素归为社会、经济、生态、政策4个方面。对适应性循环圈缺少的高潜力、低连通度和低恢复力的病态陷阱进行完善，提出赌博陷阱出现的可能性;运用综合指数法对适应性循环理论要素指标进行量化和分析，结果发现：0～0.5为较低发展程度，0.5～1为较高发展程度。
　　（2）2010—2017年，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潜力以及連通度均处于0～0.5区间之内，但是区域总体上呈现利好趋势。其中，潜力发展最为快速，恢复力次之，连通度最慢。故在假设基础上对金寨县未来走向进行预测，发现旅游地可能会进入赌博陷阱或保护阶段或开发阶段，但是具体发展阶段还需要看外界因素的扰动以及旅游地的发展。
　　4.2 讨论
　　（1）理论方面虽有部分创新但仍存在不足，本文仅分析了恢复力、潜力和连通度3个基本要素，未考虑旅游地在扰沌现象中的“记忆”与“反抗”情况带来的逆向循环发展。未来研究可以依据旅游地特征对适应性循环阶段中扰沌现象所带来的发展状况进行探讨。
　　（2）研究数据选择时段较短，近8年的时间较一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圈来说，仍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虽然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旅游地研究区域的发展可能性，但将来可以在长时间维度上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3）本文在Holling和Tsao的基础上对适应性循环圈的指标和陷阱进行完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旅游地适应性循环圈的分析需要结合所在地域特点，因地制宜构建指标体系[31]，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范冬萍， 何德贵. 基于CAS理论的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进路分析[J]. 学术研究， 2018（2）： 6-11; 177. [FAN Dongping， HE Degui. Approaches to 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CAS theory[J]. Academic Research， 2018（12）： 6-11; 177.]
　　[2] 王群， 陆林， 杨兴柱. 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比较分析——以浙江省淳安县为例[J]. 旅游学刊， 2016， 31（2）： 116-126. [ WANG Qun， LU Lin， YANG Xingzhu.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socio-ecological subsystem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Chun’an county[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2）： 116-126.]
　　[3] PARRY M L， CANZIANI O F， PALUTIKOF J P， et al.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 [J]. Tidee， 2007， 19（2）： 81-111.
　　[4] RUIZ-BALLESTEROS E.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An approach from Agua Blanca， Ecuad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3）： 655-666.
　　[5] HOLLAND J H. 隐秩序：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 周晓枚， 韩晖，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37-80. [HOLLAND J H.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 ZHOU Xiaomei， HAN Hu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37-80.] 　　[6] HOLLING C S， GUNDERSON L H.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M]//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London： Island Press， 2002： 25-62.
　　[7] CHAFFIN B C， GUNDERSON L H. Emerg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newal： Rhythm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omplex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6， 165： 81-87.
　　[8] 黄晓军， 王博， 刘萌萌， 等. 社會-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J]. 生态学报， 2019， 39（8）： 3007-3017. [HUANG Xiaojun， WANG Bo， LIU Mengme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social-ecological estorati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9， 39（8）： 3007-3017.]
　　[9] 沈苏彦.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规律探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27（10）： 195-201. [SHEN Suyan. Analyzing tourist destination evolu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a socio-ecological system[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7（10）： 195-201.]
　　[10] 刘焱序， 王仰麟， 彭建， 等. 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J]. 地理学报， 2015， 70（7）： 1052-1067. [LIU Yanxu， WANG Yanglin， PENG Jian， et al. Urban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3D framework of adaptive cycl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7）： 1052-1067.]
　　[11] 王俊， 刘文兆， 汪兴玉， 等. 黄土高原农村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机制分析[J]. 水土保持通报， 2008（4）： 94-99. [WANG Jun， LIU Wenzhao， WANG Xingyu， et al. Adaptive cycles of rur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on the loess plateau[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8（4）： 94-99.]
　　[12] 张向龙， 杨新军， 王俊， 等. 基于恢复力定量测度的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研究——以榆中县北部山区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3（6）： 952-956. [ZHANG Xianglong， YANG Xinjun， WANG Jun， et al. The adaptive cycl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Yuzhong county[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3， 43（6）： 952-956.]
　　[13] 王群， 陆林， 杨兴柱. 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及机制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6）： 185-194. [WANG Qun， LU Lin， YANG Xingzhu. Adaptive cycle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socio-ecological system in Qiandao Lake in Zhejia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6）： 185-194.]
　　[14] 王文杰， 潘英姿， 王明翠， 等. 区域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概念、理论框架及其应用研究[J]. 中国环境监测， 2007（2）： 1-8. [WANG Wenjie， PAN Yingzi， WANG Mingcui，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theory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ecosystem adaptive management[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2007（2）： 1-8.]
　　[15]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5-12. 　　[16] BEISNER B E， CUDDINGTON D T H. Alternative stable states in ecology[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3， 1（7）： 376-382.
　　[17] HOLLING C 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J]. Ecosystems， 2001， 4（5）： 390-405.
　　[18] 宋爽， 王帅， 傅伯杰， 等.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9， 74（11）： 2401 -2410. [SONG Shuang， WANG Shuai， FU Bojie， et al. Study on 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Progress and prospec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1）： 2401-2410.]
　　[19] TSAO C Y， Ni C C.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adaptive cycle in a crisis-prone tourism community[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6， 18（1）： 80-105.
　　[20] 蘇明明. 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 旅游学刊， 2014， 29（4）： 8-9. [SU Mingming.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ourism community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4）： 8-9.]
　　[21] ALLISON H E， HOBBS R J. Resilience， adaptive capacity， and the “Lock-in Trap”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region[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1）： 3-27.
　　[22] 汪兴玉. 黄土高原典型农村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机制及对干旱的恢复力[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8. [WANG Xingyu. The Adaptive Cycle Mechanim and Versue Arid Resilience of Rur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the Loess Plateau[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08.]
　　[23] 董安涛， 史正涛， 苏旺德， 等. 南汀河流域生态恢复潜力评价[J]. 生态经济， 2015， 31（10）： 116-120. [DONG Antao， SHI Zhengtao， SU Wangde， et al.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troration in Watershed of Nanting River basin[J]. Ecological Economy， 2015， 31（10）： 116-120.]
　　[24] 王群， 陆林.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9-20. [WANG Qun， LU Lin. Study on the Resilience of Tourism Social-Ecological System[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8： 9-20.]
　　[25] WALKER B， SALT D. 弹性思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M]. 彭少麟， 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53-58. [WALKER B， SALT D. Resil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M]. PENG Shaolin， tran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0： 53-58.]
　　[26] 赵直. 天池博格达自然保护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机制及调控对策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4. [ZHAO Zhi. Study on the Adaptation Cycle Mechanism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Tianchi-Bogda Nature Reserve[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4.]
　　[27] CHAFFIN B C， GUNDERSON L H. Emerg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newal： Rhythm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omplex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6， 165： 81-87.
　　[28] 温晓金， 杨新军， 王子侨.多适应目标下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J]. 地理研究， 2016， 35（2）： 299-312. [WEN Xiaojin， YANG Xinjun， WANG Ziqiao. Assessment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a mountainous city depending on multi-targets adap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2）： 299-312.]
　　[29] CUMMING G S， PETERSON G D. Unifying research on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collapse[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17， 32（9）： 695-713.
　　[30] CHAFFIN B C， GOSNELL H， COSENS B A. A decad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scholarship： Synthe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Ecology & Society， 2014， 19（3）： 56.
　　[31] 钟林生. 可持续旅游发展历程与未来研究论题探讨[J]. 旅游学刊， 2014， 29（3）： 6-7. [ZHONG Linsheng.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topic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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