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氏孤儿》不同版本中的女性角色看中西文化之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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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赵氏孤儿》为元朝剧作家纪君祥根据中国历史故事所创作的剧本。作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剧本，它在欧洲大陆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诸多人改编。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更使这部中国戏剧在欧洲名声大震，让欧洲人开始关注东方戏剧。其后的剧作家和理论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从东方戏剧吸取艺术灵感的必要。时至今日，中国当代剧作家们又从西方戏剧理论中吸取养分，融合了东西方对于《赵氏孤儿》的诠释进行再创作，并在表现手法和理念传达上呈现出新的解读。
　　〔关键词〕《赵氏孤儿》；中西版本；女性角色；文化交融
　　风靡东西方的《赵氏孤儿》
　　元杂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被王国维先生赞为“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中国戏曲经典。纪君祥根据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的盛衰史进行创作，写成元杂剧《赵氏孤儿报仇》（亦作《赵氏孤儿冤报冤》），明朝徐元将其改编为《八义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来华教士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émare）将其翻译并传回法国。欧洲大陆很快便出现了它的英、德、意、俄文译本，这其中有1741年英国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的《中国孤儿》（The Chinese Orphan）；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的五幕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1759年，英国剧作家墨飞（Murphy）的《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以及1781年，德国文豪歌德（Goetthe）以赵氏孤儿故事为蓝本的尝试之作《额尔彭诺》（Elpenor）。作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剧本，《赵氏孤儿》在欧洲大陆引起的关注范围之广、翻译版本之多，令人瞩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西方文化界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形象的兴趣，其后诸多戏剧艺术家的作品中产生出一系列以东方元素（或者说中国元素）为主题的戏剧作品。时光流转，当今时代，接受了西方戏剧理论的国内戏剧家们又再次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为蓝本，带着各自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剧种作出新的演绎。其中，大陆戏剧导演田沁鑫和林兆华二人版本的《赵氏孤儿》尤其受到观众的推崇。2003年，二人分别将其创作的话剧《赵氏孤儿》搬上舞台时，引起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传媒称其为“一票难求”的“戏剧擂台”。
　　《赵氏孤儿》中西版本众多，其中“搜孤”“救孤”的情节作为中国“忠义”文化的体现历久弥新，而未有过大变动。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各版本中女性形象的构设前后却大有不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作为元杂剧的典范，不同于其他大量充斥着女性角色的元杂剧剧本，以男性角色贯穿戏剧始终。因此，纪君祥剧中程婴“有儿无妻”的问题也一直以来广为诟病；到了伏尔泰那里，这位法国文豪一反中国戏曲的思维，将视角聚焦在剧中与程婴之妻所对应的女性角色伊达美的身上。以女性为思想载体，伏尔泰借着伊达美的形象歌颂中国文化与西方人文精神相通的诸多美德。这一思维也影响了身后的其他欧洲剧作家，而被沿用于各自《中国孤儿》的故事中；时至今日，当代中国剧作家再以现代眼光阐释赵氏孤儿的故事时，他们的作品中又融入了西方的文化解读：田沁鑫不但还原了史实中的晋国公主，也构设了程婴之妻的角色，表现出女性在生与死、灵与肉面前的挣扎；而林兆华的版本则设置了更多的女性角色，令赵氏孤儿的故事更为丰满而多元。正是通过这些多维的角色，林兆华在其剧本中完成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多维度解构和审视性解读。
　　赵氏孤儿之生母的角色设定
　　作为当时的市井文学，对于女性角色的构设与描写是元杂剧的一个鲜明特色。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为数不多的对女性角色少有触及的元杂剧。纪剧中仅有的一个女性身影是孤儿的母亲，晋国公主。剧中公主在得知夫家罹难后向程婴托孤，自縊而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贞妇烈女”的代表。而我们查找史书中的孤儿之母——晋国公主——赵庄姬时，历史还原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左传》记载道：“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即赵同、赵括，二人均为赵婴之兄）放诸齐。”“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可见，历史中的赵氏衰亡是因为赵婴与侄媳庄姬通奸，致使赵婴被外放，庄姬怀恨在心向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才导致的赵家悲剧。
　　但纪君祥对这一史实却给出了另外一种叙事，剧本中的晋国公主被抹去了史实中通奸、进谗的污点，而是以其“公主”“母亲”的身份自缢就义。纪君祥之所以如此故意歪曲史实，并非没有原因。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汉人以外的民族所建的朝代。蒙古人不但消灭了赵氏宋家王朝，其铁骑征伐杀戮亦使中原文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纪君祥虽生平不详，但据范希衡先生考证，推断出他“生于元太祖灭金（1234）之前，死于元世祖灭宋（1279）之后。”且“不曾仕元，为宋‘遗民’之一”，“纪君祥既是大都人，必曾亲见元人屠杀之惨……南宋亡国之惨，以及那许多‘忠臣烈士’拥立（宋）赵氏孤儿的种种悲壮惨烈的事迹，震撼全国，他纵不能目见，也会的之传闻。”不难推断，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借古讽今、影射时事的情感抒发。“公主之死”的节烈意象呼应着宋末元初抵抗外族侵入斗争中英勇就义的中原“仁人志士”，以宣扬儒家文化积淀下来的理性、忠义的意旨。这便是伏尔泰在其《中国孤儿》献词中所提到的“中国精神”。它“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接收着它的一切法则”。对这一精神心领神会的伏尔泰据此改写了自己版本的《中国孤儿》。阅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剧本，我们不难发现汉人官员妻子伊达美所体现的理性和女性的忠贞，与纪剧中“公主之死”的意象所承载的精神意旨其实是高度神似的。
　　作为最早接触中国戏剧的欧洲作家之一，伏尔泰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引导了身后的诸多欧洲戏剧家。法国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受东方戏剧的启发发展出戏剧史上影响深远的“残酷戏剧”理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从中国的戏曲中悟得了“离间效果”。而西方戏剧理论家的理论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者的理解和创作。当代女剧作家田沁鑫在排自己的话剧《赵氏孤儿》时，直言受到了阿尔托“残酷戏剧”的影响：“我强调形象魅力和视觉冲击力。‘形象魅力’是法国的安托南阿尔托在残酷戏剧中提出的。我觉得这契合了我在某方面的思考。我不喜欢展示说话的戏，希望舞台上有热力，通过演员的台词、精神状态和肢体动作散发出来的那种热力。然后，是舞台整体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同样身为女性的田沁鑫在排演《赵氏孤儿》时对庄姬作了不同于前人的解读。她还原了史料中庄姬通奸、诬告的实情。剧作家将她解读为“貌美狂热，外人眼中的淫妇，而她自己不知……当赵朔刺杀了她的情人时，她会毫不顾忌地诬告赵家全家谋反。她认为这只是愤懑的游戏。”“她生下赵家的孩子，一个女人通过分娩的阵痛，得以出落为一位母亲，这是女人的成长，她才懂得了羞耻，才觉出自己的罪愆，也才成熟。”田沁鑫的戏剧里，不再简单地将庄姬“赐死”，而是将“生与死”“灵与肉”的拷问放置到了一位女性由女孩向母亲转换过程中，呼应着阿尔托所谓“舞台呈现的罪行，对心灵而言，要远比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罪行可怕得多”的“残酷戏剧”的观点。当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代中国剧作家们再次面对传统经典时，他们剥去了压抑女性内心欲望的隐晦面纱，直面人心和人性，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残酷，又带有西方文学中认识自我的诗学精神的东方公主。 　　万千解读的程婴之妻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虽享众人盛赞，但其“程婴似乎有子无妻”被行家视为疏漏之笔。深受西方戏剧“英雄美人悲剧”传统和“三一律”影响的伏尔泰虽然钟情于《赵氏孤儿》的“中国精神”，却对这个“类似于《一千零一夜》的情节”感到不适应：“这篇中国戏剧并没有其他的美：时间和剧情的统一、感情的发挥、风俗的描绘、雄辩、理性、热情，这一切都没有”。这个法国文豪便将其改编为一个融合了东方意象和西方精神，且符合“三一律”的爱情故事。程婴被转化为明朝灭亡时的护孤汉臣臧惿，程婴之妻则成了伏剧中关注的焦点：臧惿之妻伊达美。为了保护受托的皇室遗孤，臧惿及其妻子伊达美与伊达美旧情人成吉思汗周旋对峙。面对着旧日恋情及汉族儒臣的忠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在伏尔泰的笔下竟然一改凶残嗜血的特性，在戏剧的末尾赦免了臧惿、伊达美及孤儿。对于剧情构设上如此巨大的改变，伏尔泰在戏剧的结尾处以伊达美和成吉思汗令人回味的一问一答做出了解释：“叫你这样转变的是谁？”/“你们的道德”。伏尔泰非但还原了被纪君祥在剧中所抹去的程婴之妻的角色，而且还赋予了她西方诗学中完美女性的特征。伊达美成为“忠孝节义的综合化身，是一个完美的典型。”她既有西方女性的浪漫，又有东方女性的忠贞；既有西方女英雄的勇敢，又带有中国女性的柔情；既在国家大义面前表现出非凡的理性，又在旧日恋情面前流露出醇然的感性。“在法国戏剧的女英雄中，做到这样一点或者两点的有，能这样全面做到的却没有”。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放弃了“公主之死”的意象，而在伊达美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烈女”气节和西方女英雄的韵味，创造了一个西方戏剧史上的堪称完美的女性形象典范。
　　这也提醒了其身后中国的剧作家们去揣测、构设程婴之妻这个不容忽视女性形象在戏剧中的无限可能。剧作家林兆华在其作品《赵氏孤儿》中就设想了同为孕妇的程婴之妻陪着有孕在身的公主散步的场景，并道出“就算是（生）个女的，像公主这样的巾帼豪杰，也不输给了他们男人”（林兆华《赵氏孤儿》影像资料）的话语，颇具几分现代女权的意味。而田沁鑫则让她剧本中的程婴之妻成了一个极富人文主义精神的审视者。面对丈夫将自己的孩子亲手杀死，程婴妻大呼“我儿就要去死，我夫就要灭亡，杀人了的天地，程婴！你杀人了！” 对此，田沁鑫解读她为“贤惠、单纯、无辜。准备暗暗稳稳终此一生。不想丈夫一丝善念，救助了全国通缉的孤儿，如不交出孤儿，全国的幼儿都将被斩尽杀绝。要找别人抚养孤儿，自己一家去报官，自己的儿子顶替一死，自己一家还要死不清白。这女子只有痛到疯狂了，又似清醒与疯狂之间，最后，犹豫极度惧怕了残酷的未来，而提前自尽了。”
　　作为程婴十余载救孤、养孤传奇故事中不可回避的人物，程婴之妻这个角色从无到多元的衍化过程，为当代的读者展示出了戏剧中女性角色演绎的多种可能性与多元维度。不论是伏尔泰笔下的伊达美还是林兆华和田沁鑫解读中的程婴妻，都比传统戏曲中已婚女性仅作为“某人妻”的匿名存在更具有个体的独立性和思辨性。西方戏剧理念影响下的女性在当代戏剧作品的解读中被赋予了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主动性，而不再作为男性话语的依附闪隐于戏剧中。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剧作家们对当年卢梭与伏尔泰关于戏剧论战时，“扩大女性的权力，把妇女和少女变成社会的教育者，赋予他们对观众也像对求爱者一样大的权力”主张的一种呼应。透过戏剧中这些精彩的女性，我们看到了女性在打破传统的禁锢后的存在感，以及她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个体在面对生与死、灵与肉的深刻思考时的主体性。
　　不同版本中《赵氏孤儿》其他女性角色的构设
　　纪君祥版的《赵氏孤儿》中女性角色的大量缺失，留给其身后剧作家们诸多遐想。明朝的徐元在《八义记》中就增添了屠岸贾夫人的角色，以一个深明大义、足智多谋的老母亲的形象呼应着“八义”化身的男性角色。面对自己夫君屠岸贾与赵盾的争斗，老夫人既有“人生富贵是前因，莫要劳神苦用心”的安家策略，又不失“两班先自争功，心生恶兆。怕外邦闻知传扬不好”的国家情怀。甚至设局，让来讲评话的张维去讽谏自己的夫君，给剧本增添了一丝女性的温情，也透露出作者对中国女性聪颖贤惠品格的赞许。而林兆华在处理自己的剧本时，则将屠岸贾之妻作为触发他对赵氏赶尽杀绝的动机——当年与赵盾政治斗争失败导致了屠岸贾妻子的死亡，使他孤身出走西域。屠岸贾后来得到机会时，便对赵氏一家痛下杀手，为妻子报仇。“以仇人之血祭奠亡妻之灵”对于熟悉西方古典悲剧的观众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情节了。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情节构设，使得中国当代戏剧的观众明白，当代戏剧中的角色都不再单纯地符号化，而是更为鲜活丰满，更接近真实的人性。透过林兆华的《赵氏孤儿》，观众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欲望与恐惧，看到人性善与恶的多维。同时，林兆华在剧中还增添了晋太后和赵氏老夫人的角色。通过老母亲角色的设置，观众在导演的提示下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宫廷权力斗争。剧中，晋国君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将自己的母亲毒死。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母亲之死”“公主之死”。晋太后死前道：“我死以后，把我的头安到城门上去。这我要看看，晋国是怎么兴旺发达的！”（林兆华《赵氏孤儿》）这种刚烈的“公主之死”让人不禁联想到纪剧中的庄姬和伏剧中的伊达美。晋太后以一种旁观者的清醒跨时空地审视着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权术争斗；以一种烈士情怀质问着数千年政治斗争的意义归结。在此，晋国太后已经超越了她所在的时代的界限，折射出中国女性在数千年封建体制中的抗争精神，也体现出面对人类政权更迭时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反思精神；她既富含中国传统女性的睿智，又带有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子。透过当代剧作家在各自解读《赵氏孤儿》的剧本中添加的女性形象，我们看到的是导演们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角里审视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和新时代的人文主义的溫情。
　　结 语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戏剧作品，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诸多空缺的作品。剧作中女性角色的缺失，引发了身后剧作家们无数意蕴深厚却精彩纷呈的戏剧创作。借由一个中国的史实故事，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戏剧家们对赵氏孤儿的故事其做出了多元而有趣的演绎。元代剧作家为借古讽今、影射时事而将史实中庄姬通奸、进谗的污点抹去，演绎为一出闪烁着中华文明忠烈节义光芒的悲剧。其中理性的光芒又吸引了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的眼光，让法国文豪伏尔泰等人将其改编，赋予了它浓厚的西方人文精神意蕴，并吸引着身后西方人对于东方戏曲和文化关注个眼光。时至今日，当中国剧作家们再次面对这一传统经典时，又纷纷做出角度各异的解读，闪现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灿烂光芒。纵观中西各个版本的《赵氏孤儿》，从伏尔泰对伊达美的钟爱，到当代田沁鑫、林兆华版本中女性的多维度的解读，都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恰是这样的渗透和交融，才使得东西方戏剧的演绎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元，让戏剧更添人文情怀的温暖。
　　（责任编辑：杨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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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项目：本文为浙江省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中西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及嬗变》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FX20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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