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价上涨搅起“三农”新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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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 新
种粮2 000多亩（1亩=1/15ha)的湖南省益阳市大户王德辉今年打算调减一些种植面积，除了农资价格上涨、土地流转困难等因素外，日益上涨的工价是促使王德辉下决心的一个重要理由。“现在请一个零工，一天最少要60元，还得管两顿饭、一包烟。”王德辉说，这几年农村工价一年一个样，即便是不断提高工价，到了农忙时节还是请不到工。
王德辉的感受只是农村工价上涨的一个侧面。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工价的上涨影响涉及面将远远不止于此。
农村工价合理回归上涨将成必然趋势
与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价格上涨幅度相比，农村工价的上升几乎是跳跃式的。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洞庭湖粮食主产区调研时，益阳市种粮协会会长王德辉向记者讲述了工价上涨的“三级跳”。2003年，王德辉刚开始承包田地种粮的时候，零工工价是每天25元，当时种植2 000多亩田的王德辉每年可以赚取20万元的纯利润。但是从2005年开始，农村工价迅速上涨，当年从25元涨到35元，2006年再次涨到40元，今年上涨到60元以上。
造成农村工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方面。近年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尤其是精壮劳力大量外流后，造成农村劳动力市场供需面发生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农村用工需求量却大幅增加。在大量农民外出和务工后，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特征也逐步显现，以前被忽视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逐步显现出来。
一些省市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以湖南省为例，2007年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为635元，比2006年的600元上涨了35元，比2005年的480元上涨了155元。
专家分析认为，农村工价近年来的连续上涨其实是一种合理回归。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因素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影响更加显现，工价上涨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湖南省物价局局长龚秀松告诉记者，农村工价上涨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反应。他认为，以往在农村劳动力因素往往被忽略。国家近几年在农产品成本核算中对劳动力价格逐年提高，从2001年的每个工13元提高到今年的17.2元，而实际情况是，2007年上半年湖南省平均工价水平是52元，下半年涨到了60元。
龚秀松说，农村工价的上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工价上涨背后是劳动力价格在长期以来低位运行之后的自行突破，是一种回归式的上升；虽然上涨必然会影响产品价格，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冲击，也会增加经营者的成本，但必须看到，工价的提高具备合理性，上涨会给劳动者带来更高收入，同时也会产生社会需求，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也将产生积极作用。
比较效益递减农业凸显“弱质”特性
农村工价上升趋势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既是一个有利增收的长期“利好”，也是农村劳动力价值的合理回归。但工价上涨对整个农业，尤其是传统的粮棉油等农业生产却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首先是农村工价上涨将造成农业比较效益进一步降低。对此感受最深的是一些种粮大户。2004年被评为“全国种粮标兵”的卢青年对半月谈记者说，他雇的田间管理人员工资从以前的每亩43元，上涨到目前的100元以上，机耕人员工资也逐年上涨，每亩田的成本从当初的330元左右上涨到今年的450元以上。
工价在上涨，而种粮效益却出现下滑。在益阳市种田规模仅次于卢青年的王德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4年种1亩水稻的成本（含土地承包费）是480元，2005年达530元，2006年达到570元，今年接近600元。“现在种田基本上没钱赚，我的利润主要来自稻谷加工环节。”王德辉说。
工价上涨对普通农户的影响其实更大。长期以来偏低的农产品价格使农民种粮比较效益本来就很低，而工价上涨无疑又加剧了这种影响。据记者在湖南省洞庭湖区的调查，目前打工收入（以前农民称之为“抓副业”）已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据了绝大部分，而种粮、种棉等农村传统意义上的“主业”退居其次。
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使农业日益沦为“兼业”，在不少农民家庭，“增产不增收，减产不减收”成为现实。务工收入增加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同时，无形中更凸现了农业的“弱质”，导致原本就很脆弱的资金流、人流加速由农业流向其他产业。
最明显的表现是近年来稻田“双改单”现象的出现。记者在衡阳县、桃江县、浏阳市等地调查了解到，许多农民已连续几年将双季稻田改种单季。理由很简单，在田间劳作一季的收入只有一两百元，还不如到城里打几天工来得快。
工价上涨成本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面临困局
位于洞庭湖粮食主产区的安乡县是湖南省传统的粮棉油生产大县，在计划经济时代，安乡县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县范围内兴建了遍布乡村的发达的水利灌溉网络。在强大的水利建设支撑下，安乡县曾创下人均为国家贡献“一担粮、一担鱼、一担棉”的纪录。而如今，支离破碎的沟港河渠取代了原来完善的水利网络，湖区“红旗县”风光不再。
安乡县经管局局长谈谷山认为，多年来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欠账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农村工价的上涨又进一步加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困局。
谈谷山告诉记者，税费改革后，洞庭湖区农村逐步取消了义务工、积累工和部分共同生产费用，农民负担得以大幅减轻。但同时，原来从农民中间收取，用作设施维修、维护的资金链条随之中断，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比例越来越高，农村公益事业组织难度加大。
按照目前的政策，农田小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主要依靠“筹资筹劳、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按规定，“一事一议”只允许向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筹10个工，并且规定工价标准不得超过10元；而实际上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农村实际工价，因此大多数农民群众宁愿采取以资代劳而不愿直接投工。
“高工价”时代呼唤新农业、新农民
大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工价的上涨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资源在市场机制下配置的必然选择。在“高工价”时代，要破解农业面临的暂时困局，提高农业本身劳动生产率以及培养新型农民是必由之路。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胜认为，真正能返乡种田并能在农业获得较大比较效益的只能是新型的有技术、有资金的农民。当前应该研究制定农民种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只有让有技术、有资金、想种田的人有田种，让不想种田的人“退”出来，让农业改变其“弱质性”，农业才有新的希望。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村的生产关系上有所突破。比如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规模效益，大力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以抵御市场风险等。益阳市农业局长李霖等人建议，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国家应在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上进行有效探索，实现土地有效流转集中；通过培养专业农民、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方式，以工业化手段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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