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媒介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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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传媒技术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在媒介技术赋权和移动互联智能传播的双重影响下，“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自媒体成为全新传播节点，传统媒体逐渐式微，新闻专业主义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传播权力经由传统媒体手中转向新媒体，再从新媒体转向社交媒体、算法平台，公众参与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介伦理不仅是新闻职业道德伦理受到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社会公德、公众伦理。文章通过讨论新媒体盛行带来的技术赋权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的影响，试图来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思想、逻辑以及话语体系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即是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生命力？
　　关键词 技术赋权；新闻专业主义；媒介伦理；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9）235-0088-03
　　谈到新闻传播中的技术为王以及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大家自然会想到国内的今日头条、国外的脸书，毕竟新媒体的技术现在已经不是传播渠道中单纯的辅助性工具了，这些新媒体的手段已经深深改变了新闻业内容的生产、分发机制，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1 新媒体环境下技术赋权对传播的影响与冲击
　　1.1 新媒体技术的温度
　　以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相关报道为例，它是贫困地区人口利用快手等网络短视频这一类型的新媒体平台进行的一次变现脱贫。大凉山地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加上语言、文化的差距，实现脱贫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在从中央到省、到州、到县等各级部门的努力下，悬崖村的脱贫工作一步步取得进展。脱贫工作的进行当然也伴随着新技术的加入。
　　2017年6月，作为新媒体传播渠道的互联网接入了悬崖村，悬崖村跨入了新媒体时代，打开了村民和外界沟通的另一条通道。正是通过互联网新技术为载体，悬崖村里的年轻人不甘做被别人拍摄的对象，利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村里的“90后”通过直播自己当起了网红。通过快手等数字媒体平台，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变现，通过网络直播，他们把当地的蜂蜜、土特产卖了出去，也将外面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的网络自拍视频，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并被众多媒体转载报道，可以说，这是新媒体产品反哺给传统媒体的成功实践。
　　新媒体的技术将封闭在大山之中的落后村庄与外界的社会文明又重新连接起来。也通过技术赋权的短视频平台，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这些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不仅给媒体赋权赋能，更是给普通公众赋权，打破了传统媒体中注意力分配不公的格局，这就是新媒体技术的温度。
　　今天的数字媒体和算法新闻业在算法制定过程中就坚持公平的流量分发，不仅重新定义了新闻业的各种构成要素，更是通过技术赋权让每一位公众都有平等的机会。就像在悬崖村，技术直接让乡村与城市相互感知，也会有利于为城乡的文明建设打破原有的隔阂。
　　1.2 新媒体技术的短板
　　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确实赋予了网民自我设置议题的权利，但技术并没能创造全新的社会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话语权力中心重新形成，任何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背后的资本、知识和权力。同样作为新媒体产品的抖音为何会一夜走红，甚至势头隐超快手？它不仅借助了母公司今日头条的算法优势，还有雄厚的资本背景，不少品牌都看到，进驻到抖音账号平台，就可以发布原生信息流广告去引发粉丝关注，制造流量，从而实现商业发展变现以及吸引资金流入。
　　在资本驱使下的技术媒体平台，可以更加容易的为每个受众精心设计专门的产品，比如实现个性新闻的推送。这也相当于将大众放置于有技术支撑的商业资本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所以技术在无形之中对大众合法权利的压缩也是需要警惕的。
　　国外脸书在出现梅根凯利的假新闻之后，又因审查美联社战地记者黄功吾在越南战争期间拍摄的著名照片《战火中的女孩》再次受到谴责。“在这张照片中，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正在躲避凝固汽油弹的袭击，而脸书则认为其展现裸露而违规。任由虚假新闻传播同时又压制有价值的新闻报道，人们开始怀疑脸书的算法权利，感到算法会限制新闻与思想观念的流通。《卫报》记者萨姆？莱文也批评了脸书拥有的庞大权力，‘脸书对于新闻的控制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通过审查的方式严重地威胁到新闻自由。’”[1]
　　“最后的结局是，通过消灭存在于高级文化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对抗的、异己的和超越的要素，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通过它们成批地结合到既存秩序中去通過它们大规模地被复制和展示，文化变成了单面文化。”[2]这也是在新媒体时代，沉默的声音越来越沉默甚至“沉没”，真正的声音可能湮没在喧哗或者人们站队的声音之中。
　　技术手段的发展，让新闻报道不再是传统媒体记者的专有权利，公民个人、网络大V、草根记者等都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类似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不断为社会设置议程、添加新的议程。这样一来，呈现于网络中的较大的信息源无形中就对公众议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大众的注意力被各种声音分散之余，传统权威媒体乃至政府的公信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所以说，泛新闻化越演越烈，真假新闻甚至在同一个媒体空间传播，就容易让公众产生认知上的模糊。
　　2 新媒体技术赋权对媒介伦理的冲击
　　谈到伦理，在中国人们更多想到的是血亲、姻亲之间处理问题的原则，而媒介伦理之所以使用“伦理”二字，就不仅仅是指个体的媒介素养、道德、规范，更表明这是代表一群个体，将媒介从业人员与大众联系起来，从一定程度上说，媒体应当是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然而，在技术赋权的时代，弊端也随之显现了出来。
　　2.1 信任异化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更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的原有模式，美国学者保罗？布拉德肖（Paul Bradshaw）提出了“迭代新闻”这个概念：在迭代过程中，以快速逼近事件真相，满足受众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渴求。但这可能只是“逼近最新的结果，而并不能确保其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以及价值取向。”[3]特别是现下复杂的社会环境，加上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且媒体的权威性逐渐消减等，普通大众开始丧失对社会各种信任关系的判断力，进而被成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宣泄主导，从不信任演变成信任异化。 　　2017年5月，广东惠州一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题为“蠕虫病毒爆发！惠州车管所受病毒攻击！影响上牌、违章处理等，网警全力检查维护”的消息而引发大量关注，后经当地网警、交警部门核实，该消息为造谣信息。据了解，该公众号持有人表示，为了急于发文章吸引眼球，提高公众号的文章点击率，在发布信息前只凭着道听途说就随意发布，并没有去信源处对消息予以核实。由于其不实言论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该微信公众号持有人被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虽然我国还没有出台成文的新闻法，但是像上述情况依然是有法可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等。不过，即使是在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也仍然无法杜绝此类虚假新闻，反而在万物皆媒的互联网时代中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也就使得很多媒介素养不高的网民更无法与周边环境建立信任关系，一旦负面影响加大，甚至还可能会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现在，不少媒体上会使用这样一种报道类型，叫真相调查。这一类型是对于出现一些不明朗信息，或者是对出现错综复杂的各种信息之后的一种查证。为什么会出现真相调查，那是因为，在当下的新闻传播中存在一些模糊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智能媒体或者是一些自媒体的加入，导致媒体竞争更趋激烈化，各家媒体都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抢发消息，甚至为了达到快速抢发新闻的目的，对传播的信息未经核实就予以发布。那么，信息的真相到底，报道是否属实，这些就需要权威媒体或者是用新闻事实来证明、报道。
　　2.2 舆论失焦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但虽设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突出，带来了人文环境的剧烈变化。在此阶段，技术赋权给公众，更为公众的出于传媒话语权之外的情感找到了宣泄口。
　　然而，比如最近的埃航失事的灾难性报道中，多家媒体报道了一位来自浙江的女大学生受害者，结果女孩的生平惨遭网友“挖坟”并被加以讽刺。失焦，原是摄影术语，引申为舆论失焦，指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事件中舆论难以被一方主导甚至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一方面，像这样的舆论失焦现象为民众提供了多样的信息，在分散了他们注意力的同时，也使民众对核心信息的关注度降低；另一方面，这类失焦的舆论可能会经过社交媒体的再次传播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从发酵到引爆网络舆论场可能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和网民的受众心理等，让意见的表达更加随便且缺乏理性，更容易出现话语的分歧和网络舆论的情绪化，甚至可能会引发像埃航失事报道中所形成对受害女性的网络暴力。
　　在技术赋权下的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失焦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构建起良好的传播环境和和谐的话语生态圈也是不利的，而这种现象背后的议程失范、媒体失责等原因以及可能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需要媒体从业者予以关注和引以为戒的。
　　2.3 反转无度
　　当公民媒介话语权实现转移后，信息的权威以及发布信息媒体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也即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被不断削减。而信息在公众的非理性情绪间流淌，这就给新闻反转以巨大的生存空间。“罗一笑”事件、北京台的“纸包子”事件，很多新闻在传播之后却被频频“打脸”，新闻乌龙事件不断发生。
　　2018年10月28日，一辆公交客车在重庆市万州区的长江二桥坠入江中。事故发生后，网络上就爆料称，事故是由当时同在桥上的一辆红色小轿车逆行造成的，这一消息被不少网络媒体转载，还有自媒体发布消息说，女司机在开车途中穿着高跟鞋。于是，网络上对该小轿车女司機的言论几乎是骂声一片，针对女性驾驶员的吐槽也蜂拥而至。然而，11月2日，官方调查结果公布，事故原因是车内一坐过站的乘客与司机之间的互殴行为导致车辆失控所致，而之前在网络上遭致骂声一片的红色小轿车的女司机其实属于该起交通事故中的受害方。
　　所以说，在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传播渠道的增多和传播的便捷化，降低了发布者的传播成本，于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不经核实的新闻一旦得以传播，也不利于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
　　3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综上所述，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新媒体技术赋权的当下，新闻不再是传统新闻媒体的垄断物了，而是大众和媒体共同创造。那么，媒体或者说是新闻生产者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媒介即讯息的话，在算法分发机制的基础上又有谁来把关媒介伦理问题？
　　海林曾说过这么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们不得不问，专业化时代是否可能被证明是短时间的、相当异常的阶段，是一个比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经济、政治、文化的各自角色好像已解决，但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不是说新闻专业主义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它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中，尽管它也不再对自己的身份继续充满自信。”[4]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看似在不断消解，其实也在不停建构，也正因如此，新闻传播活动才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在实践上，算法无法简单地当作是新闻专业判断的自然延续，所以，现在，以技术为王、算法制胜的国内今日头条和国外的脸书也都开始大批招聘人工编辑参与内容审核，这可以说是一大转折。
　　此外，在新闻生产越发数字化的阶段，新闻从业者必须重新反思，如何让自己的专业素质在技术赋权下公民参与到信息的时代里，更好承担起守护新闻的责任，而不是降低甚至抹去专业主义在新闻生产、传播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马特·卡尔森，张建中，自动化判断？算法判断、新闻知识与新闻专业主义[J].新闻记者，2018（3）：83-96.
　　[2]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75.
　　[3]苏宏元，舒培钰.网络传播重构新闻生产方式：协作、策展与迭代[J].编辑之友，2017（6）：58-62.
　　[4]Hallin， D.C.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In Curran J.& Curevitch，M.（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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