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然的责任：他者伦理与欧茨小说中的动物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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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丽伟
摘要：欧茨小说中的“动物书写”致力于打破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等级思维模式，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性和依存性。在关注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人类如何处理与动物相处过程中的伦理难题等问题的同时，欧茨引导我们深入思考以“同者”为本质特征的西方哲学潜在的危害。 “同者”哲学以毁灭“他异性”为指向，必然导致人类以暴力为手段对动物“他者”进行消灭与占有。为化解“同者”危机，欧茨小说中的主人公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共荣共生的绝对“他者”，倡导尊重生命的多样性，抵制狩猎、反对虐待动物。欧茨将他者伦理思想运用到动物书写中，启示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醒人类切实担负起为自然的责任。
关键词：欧茨小说;他者伦理;动物书写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1007306
“动物书写”不是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小说的关键词，同样，在动物小说家的队列中也没有欧茨的席位。因此，欧茨小说中的动物书写自然鲜少受到关注。“动物书写”指涉的不只是题材内容与动物有关的写作，而是具有“动物解放意识”的写作，它强调对于生态、动物的非人类中心的伦理观念，也致力于在写作中打破人类中心的迷思，贯彻生态整体主义与动物解放的理念[1]。欧茨的“动物书写”一方面关注的是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如《中年》中的亚当和卡米拉与狗的关系，《妈妈走了》中戈文和尼基母女与猫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与动物交往、共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伦理处境与难题，如《人间乐园》中斯旺对狩猎的抵制，《奇境》中杰西和海伦对动物实验的感悟，以及《狐火》中的“少女帮”对虐待宠物行为的抗议。除此以外，欧茨的个人回忆录《逝去的风景》和《欧茨日记》等作品，无不流露出她对动物的热爱、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对人类自以为是地控制和掠夺自然的担忧。欧茨作品中关于狩猎、动物实验、虐待宠物、动物报恩与复仇等情节的描写，再现了动物所遭受的物种歧视，质疑了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等级思维模式。藉由对动物的关注，欧茨实则是提醒人们反思造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源，启发人们以多元化的视野接纳“他者”、尊重“他者”、关爱“他者”，认可非人类物种的内在生命价值，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一、他者伦理视角的形成：欧茨的成长背景
对“他者”的关怀是欧茨小说貫穿始终的主题之一。欧茨复杂的族裔背景、从小融入自然的农场生活经历、深厚的哲学素养，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构成了她独特的创作视角和道德价值体系。欧茨小时候生活在纽约北部一个叫洛克波特的乡镇，儿时的乡村生活成为她一生中最难忘记的时光，也对其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童年的欧茨生活于贫困之家，依靠外祖父母家的小农场维持温饱。土地的恩赐让一家人免遭饥饿，也让年幼的欧茨见识了人类对土地的绝对依赖，萌发出对自然的崇敬和感恩之情。然而，大自然既能用它肥沃的土壤哺育人类，也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在洪水泛滥的季节，欧茨曾亲眼目睹被洪水吞噬的生命和淹没的房屋，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对人类毫不留情的袭击令她心生敬畏。从幼时到成年，欧茨都热爱亲近自然，也特别喜欢小动物。童年时期，欧茨会悉心照料农场里生病的小鸡，甚至会为受欺负的小动物“主持公道”，因为她认为“欺负弱小是不道德的”[2]。
如果说欧茨尊重动物生命的态度源自童年时期融入自然的生活，那么，成年后才被揭开的犹太裔身份则加深了她对动物、有色人种、少数族裔、贫穷阶层和妇女儿童等弱势“他者”遭受歧视、暴力和压迫的关注与思考。欧茨的曾祖父是爱尔兰人，为逃避宗教迫害移民到美国。欧茨的曾外祖父是移民美国的德国犹太人，这一身份抹杀了他在美国找到任何体面工作的可能，只能在墓地当一个没有丝毫尊严的掘墓人。由于父母双方的复杂血统，欧茨的身体里流着五个民族的血液，特殊的族裔背景让她无法忽视种族问题的历史根源，也促使她密切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有学者指出，“物种歧视是隐藏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3]，因为从逻辑起点上看，这些歧视无一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压，也全部都是区别对待生命尊严的表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相较于人类的理性，动物是有缺陷的低等级生命，人与动物的差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以人类为参照来审视动物的视角最终使动物当作被观看的对象，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被构建起来。欧茨对人类盲目自信、以宇宙最高统治者自居的态度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韦勒克认为，“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4]。一个文学家所受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必然会改变其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往往关系到其作品主题的形成和表现。欧茨在15岁时第一次接触《瓦尔登湖》，随后便成为梭罗的忠实信徒。她坦言，“他（梭罗）就像我精神上的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很多观念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影响。”[5]欧茨在大学本科阶段主修英语文学，辅修哲学，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思辨能力令她的文学创作充满哲理。面对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暴力，欧茨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将其曝光在作品中，引导读者思考暴力背后的根源。欧茨指出，“当一个人凡事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时，头脑中就会充斥着这些声音：我打算……我想要……我要求……我觉得……我是……这些声音恰恰表明了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可人们却偏偏要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样子，要么强行闯入他者的世界，要么就和大自然对抗，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和反抗，并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所以，无论是谁，任何时候，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或自然界的‘唯我独尊’的哲学，最终都将走向自我消亡”[6]。欧茨这一观点与列维纳斯对西方以“同者”为本质特征的哲学的批判如出一辙。列维纳斯认为，“自我对他者的消化、吸收，并不断将其纳入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感知和认识的过程就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7]。传统模式下对主体的认识是占有和同一，主体作为总体具有同化一切他者的要求，其典型特征是“自身是一切尺度的尺度”，“一切为我所用”。由于他者的他异性和外在性，暴力便成为其进行驯化或殖民的主要手段，使其最终实现霸权目标[8]。由此可见，欧茨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是她对隐藏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背后的“物种歧视”之根源的深入思考。 二、他者伦理思想的表达：尊重动物生命
人类如何与动物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也是其对待整个自然态度的缩影。20世纪70年代，美国动物权利论者彼得·辛格倡导了“动物解放运动”，他呼吁人们“把大多数人都承认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去”[9]。辛格还指出，人类需彻底改变对待动物的方式，这些方式涉及饮食、饲养、动物实验、狩猎、毛皮服饰以及马戏等方面，目的是避免或减轻动物承受的痛苦。然而，假定人类和动物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或者要求我们对待二者的方式完全一致是不现实的。因此，辛格明确指出，他所提倡的平等是“关心的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完全平等”。汤姆·雷根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我们把动物当作工具或资源来利用，或是劳作工具，或是供人享乐，动物的在场只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辛格和雷根对动物生命的关注实际上是要将伦理关怀扩展到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体身上。
欧茨热爱动物，认同动物权利论者的观点，她认为，“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都需要得到关爱。”[10]119在日常生活中，欧茨是尊重生命多样性的践行者。在欧茨的日记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在记录和动物有关的日常时，经常使用的代词是“he”或“she”，而不是“it”，这表明动物在她心目中是和人类一样平等的生命存在。在创作间隙，欧茨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照顾小动物：在窗台上投食喂鸟，救助受伤的动物，收养流浪猫，郑重其事地安葬死亡的小动物……或许喜爱欧茨的读者也不一定了解，欧茨最早的创作主题“都是关于动物和农场的”，因为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很愿意和他们亲近”[11]41。虽然不是动物小说家，欧茨却也频繁地将她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寄托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如《人间乐园》中宁愿被人嘲笑也不忍猎杀动物的少年斯旺，《奇境》中反对动物实验的医生妻子海伦，《中年》中收养流浪狗的单身男子亚当和离异女人卡米拉，《妈妈走了》中将猫当作灵魂伴侣的戈文和尼基母女，《狐火》中为救助受虐待宠物而不顾自身安危的少女帮。当欧茨被问及其作品不以动物为主体却常常涉及到动物书写的原因时，欧茨解释道：“对动物的了解能让一个人更亲近自然，加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敬畏。”[11]244
在科学研究领域，大多数从事动物实验的人都认为动物实验与伦理道德无关，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知，是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服务，因此可以不受任何的倫理约束。按照动物权利拥护者的观点，动物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体，可与人类感受同样范围程度的痛苦。所以，实验人员“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也须竭尽全力使动物免于痛苦，而且它们应当得到近乎给予我们同类那样的尊重”[12]。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实验人员对于实验动物缺乏基本的同情心。《奇境》中，用于医学研究的动物实验场让人触目惊心。医生特里克对解剖动物的血腥场面显得漠然，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和生物学扯上关系，只要双手因解剖实验而沾染过血液，这个人的机体就像得到了一种“免疫”，从此以后就能达到“无血的境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特里克以杰西学习解剖的过程为例，“他第一次解剖尸体时差点呕吐，第二次就没那么强烈的反应，后来就完全适应了，觉得每具尸体都一样了。”[13]320为什么杰西对人体解剖的反应前后会有变化呢？因为他的机体已经“被某种东西侵入了”，这种东西已经“感染了他的每一个细胞”。显而易见，特里克所说的“某种东西”正是康德和洛克所指的那种对人类有着潜移默化影响的对待非人类生命的冷漠和凶残。
欧茨以旁观者的视角，不动声色地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实验场。透过字里行间，读者能闻到整个实验场弥漫着的腐臭味，能听到实验中的动物发出的尖叫声，能看到地上随处散落的动物内脏……虽然杰西已经能冷静地操作尸体解剖，但在面对成群被关起来用于辐射研究或生殖力试验的哺乳动物时，他的内心还是深受触动。当一条“几乎被剃光毛，身上留有长长的紫色伤口”的大柯利狗与杰西四目相对时，他猛然想起“在医院遇见过的一位病人”。望着成群被关押的动物奄奄一息的样子，杰西出现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从小生活的乡村到处是笨拙、肮脏的羊群，它们遍体鳞伤，疼得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些羊由于视力衰退而跌跌撞撞，拥挤的羊群不断朝栅栏边挤去，终于把栅栏挤塌了”[13]326。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观看”动物，却不曾设想自己也会被动物“观看”，显而易见，人类在观看动物的同时无法避免不被动物观看。“柯利狗”在笼中，处于“被看”的位置，与此同时，它也在看杰西，用一种“他者”的眼光看他。从柯利狗的凝视，杰西联想到医院的病人，从成群被关押的动物，他联想到挤塌栅栏的羊群。透过动物这种“无法解读、深不可测的”“他者”眼光，“天真无邪”的“面容”，杰西内心的伦理责任感瞬间被唤起，这种唤起在杰西与动物对视的一瞬间就发生了，并未经过丝毫理性的思量或推衍。虽然列维纳斯对于“动物是否具有面容”没有明确表态，但德里达坚定地认为，“动物完全可以成为列维纳斯论述过的‘第三方’，第三方是他者的他者，他带来了对于他者进行比较的必要性，同时也带来了对于公正的诉求”[14]。欧茨为何要大费周章地描写一名手术医生在本应习以为常的动物实验场的非正常反应？这正是为了证明动物也具备和人类一样的伦理性中断力量，并且能引发人的伦理回应。虽然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但人类以自身需求为中心来对待动物的态度却不曾改变，个中原因，难道不是特里克所说的“动物不会来控告我们”[13]329？德里达指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在对动物的认识上都达成了共识”[15]，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将语言和理性作为衡量生命等级优劣的标准，并以此划出人与动物的界限，这完全是人类利己主义的表现。欧茨借特里克的话，反讽了人类的“同一”思维——以自身为参照来审视动物，并以动物无法言说的“他异性”来对其肆意施暴。然而，欧茨并不否认动物实验对医学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想要当一名好医生别无选择，“要研究人体器官的奥秘，除了通过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13]330？对于人类而言，如何善待实验动物，提高实验动物的利用率，最大程度地缓解动物的痛苦与不适，让实验人员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体验情感共鸣，这将有助于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人以外的物种，促进人类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和敬畏。 与利用动物进行活体实验相比，人类狩猎的历史更为久远。在农业社会，狩猎是人类获得食物、维持生存的重要途径，因而是合理的。产业化的饲养业出现后，狩猎变得毫无必要，尤其是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狩猎行为。长期以来，狩猎是证明男子气概的最佳方式，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文化都将未成年男子在猎杀动物仪式中的表现来判断他是否能顺利过渡到成人阶段[16]。在小说《人间乐园》中，欧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抵制狩猎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斯旺。斯旺的父亲利维尔是一个农场主，狩猎是他最热爱的一项运动。在斯旺过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利维尔送给他一杆猎枪并教他使用方法，他希望儿子通过狩猎去证明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斯旺的内心极为抗拒，他拒绝接受猎枪，并固执地认定：他和父亲之间永远也无法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除非这个人放弃狩猎。虽然斯旺一直试图说服自己接受男人应当狩猎的传统，但他痛恨这种“游戏”，“就连在谷仓后的草场练习打靶都极其反感，更不用说去射击活蹦乱跳的野鸡或兔子”，“他也曾试着瞄准飞过头顶的鸟儿，但总是在关键时刻闭上眼睛，并假装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早就学会了怎样打猎）”[17]。
斯旺对动物生命抱有深刻的同情，对于自己无法阻止父亲和兄长打猎有着难以释怀的罪责感。他曾对热衷狩猎的哥哥罗伯特提出疑问，“被枪击中的猎物会否感到疼痛”？欧茨通过斯旺的提问引出了“动物是否有感知痛苦的能力”这一观点。斯旺不赞同以娱乐为目的的狩猎，认为人们为了一己之乐去剥夺弱小动物的生命是不道德的，所以他拒绝狩猎，更无法接受任何动物死在他的猎枪下。斯旺对被猎杀动物的罪责意识体现了自我对他者抱有的无限责任意识，这种意识让他感觉对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怀有一种无法偿还的亏欠和责任。从他者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斯旺担心的是死亡的动物“无法再回应”，正是出于对他者无法再回应的担心，所以“我”才要珍惜他们的生命和回应。更为重要的是，狩猎就是猎人不断制造并目睹动物死亡的过程，这一过程隐含的意义是：他者（动物）因“我”而死，“我”作为幸存者必须怀有一种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最终转化为“我”对将死之他者或必死之他者的伦理意识。在人与动物的当下关系中，人类毫无疑问处于主导和控制的位置，动物远比人类脆弱，因此，“作为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人类理当对所有动物和其他生灵的死亡和生存都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18]。
三、他者伦理的启示：建构和谐共生的关系
传统西方生态文学中的动物书写，通常采用的是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欧茨早期作品中的动物书写延续了这种模式，无论是《人间乐园》和《伤心布鲁斯》中对人类娱乐性狩猎的反思，还是《奇境》中对缺乏人道的动物实验的批判，其间人与动物的关系都是对立的。在《中年》和《妈妈走了》等中后期的作品中，欧茨把人与动物的关系勾勒成一幅相互依偎、相互交流、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表达了作者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诉求。在欧茨的笔下，猫和狗等动物“他者”就像我们的爱人和孩子，虽然我们能将其称为“我的”，但他们其实不为我们所有，也不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因此，作为人类的我们和属于动物的“他者”之间需要一种尊重关系，人类必须尊重动物生命的差异性，对同属于自然的动物他者保持敬畏之心，从而在人与动物之间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地位关系。
小说《中年》中，卡米拉在遭遇与丈夫莱昂内尔的婚姻危机之后，通过收养流浪狗、参与救助动物的工作走出困境，将动物当作心灵的伙伴，重新找回自信和对生活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物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拯救者，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者”[19]。在得知丈夫出轨之初，卡米拉濒临崩溃，在她伤心欲绝的时候，她遇见了亚当生前留下的爱犬阿波罗。四目相对，阿波罗注视着颓废不堪的卡米拉，“没有恶意，没有龇牙咧嘴，而是充满难以言喻的动物柔情”[20]130，这一温柔的注视让卡米拉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为了重拾自信，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卡米拉决定去动物救助中心救助和照顾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全身心投入，卡米拉感受到动物也有情感，并逐渐与那些被她照顾的动物达到了惺惺相惜的程度。英国哲学家凯特·瑟波认为，“与动物的相处能够减轻人的精神压力，获得一种在人际关系中得不到的自信。”[21]因为对伤病动物超乎寻常的爱心和悉心照料，卡米拉意外得到一笔巨额遗产，她用这笔钱实施了更宏伟的动物关爱计划。卡米拉对搬离家庭去照顾动物的决定也曾有过犹豫和怀疑，但内心始终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在支持她，“我必须做正確的事情，必须做出对我们大家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20]608。“我们大家”指的是被卡米拉照顾的动物和她自己，因为在她内心深处，人和动物已然是平等的生命存在。在带着阿波罗和影子两条狗去图书馆时，卡米拉被管理员拒之门外，她一再强调，“这两条狗不只是狗”。阿波罗和影子是最先被卡米拉收养的两条狗，他们已经成了她生命中的重要成员，“每天夜里，他们俩都睡在女主人床前的地板上……就像守在古埃及木乃伊女主人坟墓前面石头雕刻的狗”[20]358。我们看到卡米拉对人狗关系的定位：狗作为人的友伴动物，长期的相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亲密关系，但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宠物”——人占有狗，是狗的主人不同，“我们大家”和“不只是狗”传达了欧茨去人类中心的态度，尊重动物生命的独立价值，待之以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
卡米拉对七条狗的悉心照料，也收获了这些狗对她的深厚感情，他们对卡米拉的守护和忠诚远胜其丈夫莱昂内尔。由此可见，动物并不会因其语言的缺乏而无法回应人类。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一直以来所宣扬的“人类天生优于动物”的论断是否值得怀疑？德里达指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人类依据自身的视域建构起来的，因此需要甚至必须被解构”[22]。根据德里达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类与动物进行区分，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超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概念。当然，我们无法否认人与动物之间由于生命演化所形成的事实上的差异。 长久以来，人类都把动物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对象来进行征服和掌控，“沉默”的动物被用于祭祀、狩猎、耕作、屠宰、实验和娱乐。不管人类以怎样的行径对待动物，“失语”的动物因为无法言说，只能任由人类摆布。以“万物的灵长”自视的人类，理所当然地将动物排除在伦理学之外，并不断对动物犯下暴行。然而，这种暴行却被人类的自恋和自大所美化，这必将为人类的发展埋下隐患。欧茨似乎想以莱昂内尔的命运警示人类：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和自由生存的权利，有着感知肉体痛苦和情绪喜乐的能力，有着不可侵犯的尊严。如果人人都有了这样的认知，就具备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伦理前提。诚如列维纳斯所言，“自我生命的意义在于倾听他者的声音，肩负对他者的责任，展示为他者的主体。”[23]面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承认和接纳他者的差异性，用“差异”来对抗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我们的世界必将变得更加开放而多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变成可能。
欧茨的非典型动物书写和她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都表达了她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诉求。作为梭罗的信徒，欧茨像梭罗一样尊重生命和自然，批评自以为是的人类，“那些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只是为人类而存在’的想法简直荒谬至极！……自然界的一切，这世界上存在着的一切，必定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10]217。她曾两次朝圣瓦尔登湖，并为保护自然发声，“如果人类不能与整个自然界和谐相处，那么该如何处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连供养自己的地球都不懂得珍惜，那么该怎样维持与自身之外的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24]因此，欧茨相信人类应当融入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相处中体验和思考人生，而不应该把征服自然当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对于人类自视为大自然主宰的观念和对大自然过度的开发利用，欧茨充满忧虑，“人类这种生物，一直都在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号称热爱自然，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托词。事实上，他所爱的仅仅只是他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关系——那种自然为人类所掌控的关系。反之，人类就不会视暴风雪为灾害，就会对流浪小动物充满同情。很多时候，人类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猫狗之类的小动物高尚，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得比一切都高贵，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主宰者的特权”[10]41。人类的这种观念和行为实则使自己脱离了自然，站到了和自然的对立面，甚至成为了自然的敌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敌对关系完全是人类咎由自取。
人类与自然究竟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始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不能放弃“人类中心主义”，那么终究无法摆脱人类对自然的暴力与控制，也无法真正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基础。然而，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类单方面地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从本质上来说，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谁是“中心”，人既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也是自然界利益的代表。人类只有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持续不断地将关爱他者的伦理意识拓展到动物身上，树立生态整体观，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切实担负起为自然的责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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