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户参与乡村旅游项目路径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统计分析了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湖北秭归县和河北平山县的236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分，运用Logistic模型探究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与乡村旅游参与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最为显著，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次之，人力资本最不显著;九畹溪景区的自然资本显著高于佛光山景区，其他资本相差不明显，且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项目有着相似影响;建档立卡型贫困户由于生计资本缺乏，乡村旅游项目的参与度明显低于普通农户。着力提高农户现有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存量，对激励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参与乡村旅游项目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助于改善贫困户的生计结果，从而实现精准扶贫。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Logistic模型;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0）02-0194-07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20.02.04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proj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Based on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PAN Xin，ZHANG Jiao-jiao，LIU Yi-ran，LI Xue-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scores of 236 rural households in two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Zigui county， Hubei and Pingshan county， Hebei， a was taken， and the logistic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owned by farmers and rur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rojects， followed by financi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s the least significant. The natural capital of Jiuwan Stream Scenic Are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oguang Mountain Scenic Are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capitals is not obvious， and it has similar effect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projects. Due to the lack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farmers.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existing so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stocks of farme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otivate farmers， especially poor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proje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improve the livelihood results of poor households， thereby achieving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logistic mode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消除貧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近8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将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的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设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为旅游扶贫提供了新模式。可见，乡村旅游扶贫在政府制定的扶贫开发政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精准扶贫政策旨在精准定位贫困人口，精准到户以及精准的扶贫政策助推贫困户摆脱贫困[1]。然而，由于贫困人口的规模是通过省级扶贫部门的测算从上到下分配出来的，测算得到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程度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一定出入，导致未能对乡村旅游扶贫对象进行精准定位与釆取有针对性的帮扶和管理措施[2，3]，并且在实际帮扶中没有考虑到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大多提供物质性帮扶，缺乏可持续性、创新性的帮扶[4，5]。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结合精准扶贫思路将旅游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实现旅游扶贫“扶真贫”和“真扶贫”，已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 　　国外学者关于旅游扶贫研究主要是基于PPT（Pro-poor tourism）和ST-EP（Sustainable tourism for eliminating poverty）两种模式。PPT模式中贫困人口是核心，重在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5]。而世界旅游组织（UNWTO）提出的ST-EP模式更侧重于从旅游扶贫开发中旅游投资者、管理人员、政府及旅游者等相关利益群体关系出发，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核心目标[6，7]。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旅游扶贫理论和研究框架给国内学者带来了一些启示，总结来看，国内学者大部分研究是基于PPT模式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对于旅游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的绩效研究、旅游扶贫的理论研究以及旅游扶贫的模式研究3个方面。其中，绩效研究方面，王耀斌等[8]认为多维贫困视角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整体上存在显著的减贫正向效应。理论研究方面，王娴等[9]认为提高贫困农民的主体意识是关键;吴靖南[10]从扶贫主体的协调、贫困人口的参与受益等方面分析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培育内生动力、健全参与主体的收益机制和扶持主体的联动机制等都为探索精准旅游扶贫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精准扶贫主要是政府主导，基于相关的政策支持，帮助农户脱贫，且其中的重要一环是精准识别。已有研究很少从精准识别的角度，把农户作为主体，将其拥有的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找出影响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生计资本类型，从而对农户进行分类，最后实现精准帮扶。
　　1  研究思路
　　基于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展开分析。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制度和政策等因素构成风险环境，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与政策、制度相互影响，生计资本的存量及组合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可持续生计在贫困问题的分析中是指农民生计结果的改善、追求多样性的生计目标，而不仅仅是收入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注重环境保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支持推动可持续生计发展[11]。
　　关于生计资本的定义，Scoones[12]最早提出生计资本的概念，认为农户所拥有的各种基本的物质、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资产决定了他们的能力去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资产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方面。Ellis[13]将生计定义为“活动、资产和共同决定个人或家庭生活的机会”。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4]。其中，自然资本指用来生产产品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农户拥有的林地、园地和耕地面积以及相应土地的质量好坏;物质资本指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用到的物质设备、固定资产等，如农户家庭的住房状况、拥有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工具等;金融资本指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融资渠道、可获得贷款和个人借款的能力;人力资本指农户家庭成员拥有的生计活动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指农户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外部联系的频率以及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等。
　　基于可持续分析框架，Ellis[13]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乡村农户生计资本和生存策略之间的关系得出，多样化的生计活动可以在不利的趋势或突然的情况下提高农户长期的抵御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农村生计的可持续性。Erokhin等[15]提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旅游资源，农户根据外界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制定适宜的生计方案，有利于改善其贫困处境。贺爱琳等[16]研究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导致农户传统的生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为农户的生计策略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宁泽逵[17]在分析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对策中提出，丰富高效的生计资本对于拓宽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范围、降低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贫困户脱贫致富也有着积极意义。
　　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对于影響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因素的关注相对不足。因此，本研究参考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图1），探讨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对其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找到影响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给予农户帮扶，帮助农户找到更广的生计出路，从而提高生计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框架是一个灵活的分析工具，可以暂时只关注其中的一部分，从而为研究提供方便。本研究将政策和制度因素作为常量暂时不予考虑，只考虑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对其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最后再综合分析政府针对缺乏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农户的帮扶策略，即先确定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影响最大的生计资本类型，根据农户缺乏的生计资本将农户分为不同的类型，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户给予不同的帮扶。总结来说就是从农户的精准识别到政府的精准帮扶。
　　2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2.1  数据来源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调查区农户进行资料收集和数据统计，选择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湖北秭归县和河北平山县作为调研地点。秭归县的九畹溪景区和平山县的佛光山景区都是国家4A级景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九畹溪景区主要是依托长江三峡的支流峡谷，为游客提供高峡平湖最佳观景视角，吸引游客前来漂流;佛光山景区距离老革命根据地西柏坡仅20 km，主要发展果树种植、中医药材种植、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旅游。旅游业是这两个地区帮助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途径，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满足本研究“旅游扶贫”主题。在九畹溪漂流起点处和佛光山脚下各选择3个村发放问卷，根据村庄大小及村民人数进行分层抽样，调查农户包括建档立卡型贫困户和普通农户。共回收有效问卷236份，九畹溪景区135份，佛光山景区101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现有的生计资本、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以及农户对旅游扶贫政策的了解情况。
　　2.2  指标选取与测算
　　2.2.1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选取与赋值  参照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资本的量化研究，结合调查区域的实际情况，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五大生计资本分别为5个一级指标，为更好地量化农户的生计资本，一级指标下又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 　　2.2.2  生计资本的测算  国内外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设定及计算还处在探索阶段[18]，运用熵值法测算生计资本。为排除各项不同质指标值同质化的可能，分别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计算农户各项生计指标所占的权重，统计各项生计资本总值。运用MATLAB 2014计算各指标所占权重，结果见表2，并得出农户各项生计资本得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九畹溪景区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平均值为0.830，明显高于佛光山景区的0.233。这与九畹溪地处华中平原，气候适宜，降水充分有关，该地区的土壤质量要优于佛光山景区，地理上占一定优势。其他几项生计资本两地区的差异并不大。此外，两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得分都较高，九畹溪景区人力资本平均得分为0.458，仅次于自然资本，佛光山景区各项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平均得分最高，为0.444。佛光山景区农户的人力、自然和金融资本的极小值均为0，极差较大，五大生计资本标准差也普遍高于九畹溪景区，说明佛光山景区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呈两极分化，不均等情况严重。
　　据调查情况统计，九畹溪有62.5%的农户对旅游扶贫政策了解较少或根本不了解，而在佛光山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82.2%。因此可以看出，自然资本的匮乏和社会资本的缺失，已成为阻碍贫困户脱贫的重要因素。在调查的236户农户家庭中，参与旅游项目的有88户，未参与旅游项目的有148户，参与率仅为37.3%。参与旅游项目的农户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平均得分为0.254，未参与旅游项目的农户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平均得分为0.212，从平均值上来看，参与旅游项目的农户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未参与旅游项目的农户家庭高19.9%。
　　3.2  实证分析
　　3.2.1  模型构建  以农户的五大生计资本为解释变量，x1、x2、x3、x4、x5分别代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农户是否参与旅游项目（Py）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
　　式（1）代表模型1，式中，Py为被解释变量，若农户参与了乡村旅游项目，则定义Py=1，否则Py=0，？赘=ln代表发生比，是农户参与旅游项目与不参与旅游项目的概率之比;考虑到两景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在自然资本上可能会有所差异，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代表九畹溪地区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area，若农户属于九畹溪地区，则area=1，若农户属于佛光山地区，则area=0，模型2是以佛光山地区为参照组，考虑不同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参与旅游项目概率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代表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身份的虚拟变量poor，若农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则poor=1，否则poor=0，模型3是以非贫困户为参照组，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参与旅游项目概率的影响。
　　3.2.2  实证结果  对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行为的五大生计资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之后，发现除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相关系数为0.263 2，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63 2外，其他各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1，可以认为除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弱相关性，五大生计资本之间相关性不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应用Stata 13.0，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得出了稳健标准误下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表4）。
　　由表4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拟对数似然值分别为-139.781 32、-139.773 99和       -136.964 43，似然比检验的P值为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3个模型都可以拒绝原假设，模型显著，即五大生计资本、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贫困户身份的虚拟变量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整体上是显著的。
　　模型1代表在加入地区变量之前，五大资本中除人力资本外都是显著的，且社会资本的显著性最强。社会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11.314倍;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次之。自然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3.281倍;物质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10.762倍;金融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6.945倍，而人力资本最不显著。
　　模型2在加入代表九畹溪地区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之后，自然资本的显著性降低，这与之前的描述性统计相符，模型1未控制九畹溪地区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高于佛光山地区，导致过高估计了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程度。代表九畹溪地区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说明以佛光山景区作为对照组，佛光山和九畹溪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对参与旅游项目概率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模型3剔除了不显著的地区变量，加入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一虚拟变量，可以看出除人力资本外，其他变量都是显著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最显著，社会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17.479倍;自然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发生率扩大2.659倍;金融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发生率扩大6.726倍;是否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一变量也很显著，且对农户参与旅游产业相关活动具有负影响，说明贫困户参与旅游项目的积极性不高，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农户是建档立卡型贫困户相比普通农户，选择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减小2.746倍。据统计，九畹溪仅有5.9%的贫困户参与了旅游项目，而佛光山僅有不到2%的贫困户参与。 　　调查发现，大多数贫困户居住在距离景区较远的偏僻地区，平时到同村邻居串门的次数极少，人际圈狭小。另外由于居住地距市集路途较远，贫困户出行次数也较少，与外部联络的频率低，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贫困户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同时，贫困户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也非常有限，生计策略受到局限，而且不会将参与旅游产业相关活动作为生计策略，当地的旅游资源对他们没有很好的旅游扶贫效果。
　　3.2.3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
　　1）人力资本对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项目无显著性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变生活现状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季节性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利用的高峰和低谷有关系。九畹溪与佛光山景区是依托型发展季节性旅游的乡村地区，经营与旅游有关的生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年的生活花销，造成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流，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根据调查，九畹溪有43.38%的家庭主要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在佛光山这一比例达到了57.4%。虽然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得分显示人力资本的得分最高，且离散程度较小，但是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外流是造成人力资本得分高的原因，对当地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如参与旅游产业相关活动并无显著性影响。
　　2）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对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存在显著影响。3个模型结果显示，农户拥有的五大生计资本对旅游项目参与度的影响显著，其中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参与旅游产业相关活动的关键因素。社会关系薄弱、能获得的社会组织支持较少、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等都是阻碍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参与旅游产业相关活动的重要原因。贫困户不能及时获得有关的政策信息，组织化程度低，同时缺少相关的技能培训，因此不能很好地利用旅游资源脱贫致富，拓宽自身的生计策略空间，农户很少参与各种社会组织，也很难获得社会支持，封闭狭窄的家庭网络对于农户抵御风险打击非常不利。同时，农户收入较低，可获得信贷支持不足，缺乏开展旅游业生产经营的资金，导致农户特別是贫困户无力承担旅游产业活动的相关投资。此外，参与旅游项目方式单一、途径较少，也是阻碍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重要原因。如在九畹溪景区经营农家乐、提供包车服务、小商品经营是可以带给农户可观收入的几种参与方式，但对农户的物质资本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固定资产如房屋、车辆等，同时需要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持。对于物质资本不足，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参与旅游项目的途径受限，贫困户参与旅游项目面临门槛问题。
　　3.2.4  聚类分析  为实现对不同类别农户的精准帮扶，运用SPSS 19.0软件对236户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K-均值聚类，将农户生计资本划分为4类（图2）。其中，有13户农户属于类别1，这类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分较高，最为欠缺的是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有46户农户属于类别2，这类农户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占有优势，而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劣势;有88户农户属于类别3，这类农户的各项资本相较于其他3类都不占优势，其中最为欠缺的是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相对充足的是人力资本;有89户农户属于类别4，这类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充裕，其他各项资本都相对不足。
　　为验证分组结果的合理性，对5个生计资本变量进行单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5个变量在类别间有明显差异，证明分组结果合理。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框架，测算并量化了两个贫困山区共236户农户的生计资本，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其参与旅游项目的影响。结果表明，五大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参与度的关键因素，其次是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否建档立卡型贫困户对农户参与旅游项目具有负向影响，贫困户的参与度较低。贫困户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缺乏生计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化成一种有效的生计策略，对参与旅游产业的积极性不高。
　　对农户的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农户缺乏的生计资本有所差异，地方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类别的农户给予不同的帮扶。除类别1型农户外，其他3类农户社会资本较为缺乏。社会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的发生率扩大17.479倍。社会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投入等方式间接影响家庭收入，因此，社会资本的增加尤为重要。4类农户的金融资本都不具优势，金融资本在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时，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农户由不参加转为参加旅游项目发生率扩大6.726倍。因此，政府应提高农户现有的金融资本存量，降低农户拥有财产对其融资能力的约束。另外针对类别3型农户，应该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本，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本，有针对性地补充物质资本。
　　参考文献：
　　[1] 邓小海.旅游扶贫精准帮扶探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21-27.
　　[2] 薛定刚.旅游精准扶贫路径研究[J].城市学刊，2016（1）：36-38.
　　[3] 陈秋华，纪金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196-200.
　　[4] 杨佳润.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旅游扶贫路径研究[J].旅游纵览月刊，2016（8）：182-183.
　　[5] 马斌斌，鲁小波.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海棠山乡村旅游研究[J].辽宁农业科学，2016（2）：30-34.
　　[6] 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30（1）：26-32.
　　[7] 何  星，覃建雄.ST-EP模式视域下的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 　　——以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J].农村经济，2017（10）：86-90.
　　[8] 王耀斌，陆路正，魏宝祥，等.多维贫困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研究——以扎尕那村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12）：190-196.
　　[9] 王  娴，赵宇霞.论农村贫困治理的“内生力”培育[J].经济问题，2018（5）：59-63.
　　[10] 吴靖南.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2017（3）：99-103.
　　[11] 李  斌，李小云，左  停.農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J].农业技术经济，2004（4）：10-16.
　　[12]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Brighton：IDS，1998.
　　[13] ELLIS F.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counuri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4] DIFD ISSUES.Sustainable livelihoods-building on strengths[M].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2.
　　[15] EROKHIN V，HEIJMAN W J M，IVOLGA A.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through diversification：The case of the stavropol region[J].Visegrad journal on bio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4，3（1）：20-25.
　　[16] 贺爱琳，杨新军，陈  佳，等.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经济地理，2014，34（12）：174-181.
　　[17] 宁泽逵.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94.
　　[18] 李琳一，李小云.浅析发展学视角下的农户生计资产[J].农村经济，2007（10）：100-104.
　　收稿日期：2019-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7BGL13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710204054）
　　作者简介：潘  昕（1998-），女，河南信阳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电话）15071399063（电子信箱）panxinhzau@163.com;通信
　　作者，李学婷（1975-），河北保定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产业经济学和农业政策经济学研究，（电子信箱）lixueting@mail.hzau.edu.cn。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151925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