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舍利塔及其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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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麦积山山顶舍利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之后宋、明、清等历有重修，因受2008年汶川地震影响，塔身出现裂缝并倾斜。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对其进行了重修，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宋代藏入的10余件北朝晚期石刻造像的发现，是对麦积山石窟造像的补充，并对宋代佛教瘗埋制度的研究具有很大实证意义。
　　关键词：麦积山；舍利塔；考古发掘；北朝造像
　　一、麦积山舍利塔的历史
　　塔是印度“塔婆”之省称，梵语称为帘堵波，早期又称为浮图，乃是“佛陀”之转音。相传，佛教广建佛塔是因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为广宣佛法，于各地建造八万四千座舍利塔。自从佛教流布，寺与塔便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佛教建筑组成。
　　“山顶旧有浮屠，名日‘舍利塔’。”麦积山山顶舍利塔，位于一峰突起的麦积山绝顶之上，周围树木林立，风景绝佳，站在山顶，山风阵阵，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明代胡安诗句“俯临渭水曲，遥数陇山尖”正是其绝妙写照。据现存清代砖塔铭记载，该塔“（创）自阿育王所造”。此说不免离奇，不过是僧人们追流溯源的美好愿景而已。麦积山现存《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碑称该塔为“隋文皇仁寿元年”所建。那么该舍利塔到底建于何时？
　　说到该塔的营建年代及历史，不能不提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力弘扬佛教，兴寺建塔，有隋一代，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隋文帝出生于尼寺，父母把他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13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因为自幼受佛教的熏陶以及其取得政权过程的不甚光彩，隋文帝一反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皇帝统一全国后所进行的政治意义极大的传统宣示方法――“封禅”，而是以印度的阿育王为其榜样，在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寺。隋文帝奉佛的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出当时佛教在中国传播及发展的程度，诸如阿育王的历史被当时的人们所熟知。把自己塑造成为中国佛教的转轮王，这样更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及宣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隋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曾先后于仁寿元年（601年）十月、仁寿二年（602年）四月及仁寿四年（604年）四月三次下令全国各州建立塔寺，并派高僧分送佛舍利于各州，供奉于佛塔内。
　　仁寿元年的建塔立寺，当时涉及到全国的30个州，而秦州（即今天水）为静念寺。据隋人王邵所著《舍利感应记》记载：“秦州于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梦群仙降集，以赤绳量地，铁橛钉记之，及定塔基，正当其所。再有瑞云来覆舍利。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舍利将入函，神光远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种种对各种祥瑞的刻意描述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建塔立寺的盛大场景和规模，也让人们对佛法的妙善心生向往和赞叹。仁寿二年（602）正月，隋文帝再下诏书，令在全国再选51州，建立灵塔，并定于四月初八正午，舍利在同一时刻封入石函，令各级官员上报葬舍利时出现的祥瑞。据唐释道宣记载：“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秦州的永宁寺在这次获得了舍利。秦州前后两次获得敕赐舍利，这在全国实属罕见。此次奉命敕送舍利的是一个名叫释智教的和尚，据记载：“释智教，雍州人。习诵众经，意存禅观。昼则寻读，夜便坐默。萧散无为，不存世累，住弘善寺，闲居综业。仁寿中年，起塔秦州永宁寺，下敕令送至此寺”。而《续高僧传》中对智教及此次敕送舍利的事情记载更为详细。“释智教。雍州人。习诵众经意存禅观。昼则寻读夜便坐默。萧散无为不存世累。住弘善寺居综业。仁寿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宁寺。下敕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萨。异香如雾。屯结入门。合众同怪欣所闻见。又于塔上柱之前。见大人迹长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文圆相周备。推无绪。盖神瑞也。又降异云屯聚塔上。又雨天花状如金宝。又闻空中赞叹佛声。官民道俗相庆腾踊。教还本寺综业终年。”高僧大德配备各种祥瑞，大大加强了敕送舍利的意义及影响。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第三次派沙门、官员向全国30余州送去舍利，也是命各州在规定的期限内建塔安葬舍利。这样，隋文帝先后三次，共在全国110余州建立灵塔，安葬舍利。形式均是在同一时间安葬舍利，按统一样式建塔；塔建成后，在同一个时间，由州县官员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并为皇帝及百官、国民祈福。
　　那么，麦积山山顶合利塔是在哪次敕葬舍利的奉佛行动中所建呢？
　　仁寿四年所分舍利是针对之前两次还没有得到舍利的诸州进行的，因此已经两次获得舍利的秦州不在分送之列，麦积山山顶的舍利塔可确定不是在这次分送合利的过程中建造的。按文献记载，秦州在头两次分送舍利时，各自安奉的寺院名称分别是静念寺和永宁寺。据麦积山现存北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碑称麦积山“隋文皇仁寿元年，再开龛窟敕葬舍利，建此宝塔，赐净念寺”，现存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记载，也称“大隋敕赐净念寺”，可见麦积山寺院在隋代被称为“净念寺”。《大正藏》中记录了此次秦州敕葬舍利的寺院名称为“静念寺”。“静念寺”和“净念寺”应为同一寺院，也就是现在麦积山的瑞应寺。静和净发音相同，宋代在书写过程中将隋代的“静念寺”误写为“净念寺”也属正常。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作为旁证，王邵在其《舍利感应记》中提到隋文帝第一次分送舍利至秦州时发生的瑞应异兆时称“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这也很符合麦积山处在小陇山林区的自然特点。就算是现在，麦积山所处林区十月下雪也常有，但十月飞雪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却属奇异之事，因此便被人们当做分送舍利建立塔寺的祥瑞来记录了。况且，麦积山长期作为秦州地区的佛教中心，第一次敕葬舍利之时选择麦积山建塔供奉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麦积山山顶舍利塔应始建于隋文帝第一次分送舍利的仁寿元年，即601年，麦积山当时的寺院也因此改名为“静念寺”。但当时所送舍利没有和该塔置于一处，而是在麦积山山崖专门开了一个窟龛来安置，至于窟龛的具体所在，目前尚无定论。 　　自从山顶舍利塔建成之后，多有损毁，代有重修，据现存《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记载：“圣朝大观元年，于绝顶阿育王塔傍地产芝草三十八本”，麦积山的寺院也因此“奉敕改赐瑞应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山顶合利塔与寺院的特殊照应关系。北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碑的留存记载，以及最近一次考古发掘中在第一层塔身内发现的宋代铜钱，都证明宋代对该舍利塔也进行了重修。现存砖塔则为清代乾隆时期重修，据现存清代砖塔铭记载，约在乾隆十年间（1745年），由瑞应禅院的和尚“和白衣同募诸上善人绪，重修麦积峻岭佛舍利塔一座”。1920年海原大地震波及天水，塔身震裂，1983年进行了加固修复。塔为八角五层密檐式实心塔，顶为水泥制八棱覆钵形，无塔刹，通高9米，八角形基座是1983年修复时所作，使用的钢筋水泥对塔基外围原有的层位扰乱比较严重。
　　二、麦积山舍利塔的维修与考古发掘
　　2008年汶川大地震，天水地区颇受影响，麦积山石窟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位于麦积山山顶的舍利塔也因为这次地震，塔身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塔身倾斜，亟需施工抢救保护。在征得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对该塔进行了抢救性整体落架拆除修复，期间于2009年4～6月对合利塔及地官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在塔刹中心部位发现了清代对该塔重修时所遗留的净瓶、砂金、五谷等供养物，在塔基地官内发现了北朝晚期石刻造像10余件，及宋代的铜钱数十枚。从出土文物及麦积山现存碑刻资料判断，石刻造像是在宋代埋藏的，然后在清代对该塔又进行了重修。所出土文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砖瓦类，可分为凹槽铭文砖、手印砖、筒瓦等三类。其中凹槽铭文砖，所出土的凹槽铭文砖总计大小约百余件，其阳刻铭文全文为“走马供奉侍其并妻钱氏二娘施培”，为同一批定做砖。这些砖均系之前重修时二次使用，形状大小不一。手印砖分为长条砖和方砖两种。完整筒瓦一件。
　　钱币，前后共出土铜钱54枚，其中宋代5枚，清代49枚，其中发现于塔基及地官的宋代铜钱，证明了宋代对该舍利塔进行了重修，石刻造像也是在同时封藏在了塔内。
　　陶瓷类，合利塔天官出土陶罐1件，塔基周边土层中出土黑灰色六瓣莲花形瓷碗一件。另有各类陶片标本约200余件。
　　石刻造像碑是此次考古发掘最重大的发现，在塔身第一层内部共发现石刻造像计9件，共10身，其中两铺造像为双身造像形式。
　　关于出土造像的组合问题。虽然这些造像或立或倒，或正或反，看似是随意地置于圆形的塔身之内，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造像的摆放有一定的规律。按照出土先后顺序，发掘者对这些造像及残件进行了编号。其中，编号1、2、3的三尊造像，正好组成了品字形的组合模式，且1号造像作为主尊，其面对的方向正好和麦积山东崖的洞窟开口方向基本一致。这三身造像的组合极有可能就是三世佛的组合，而三世佛在麦积山北朝早期和中期洞窟造像组合中非常普遍和流行。在这三身造像的两侧，对称分布着编号4、5的造像各一铺，均为跪姿的一菩萨一弟子，这样便形成了共有7身石刻的造像组合，也就是说当时在对这些造像进行瘗埋时，实施者虽然是要将其封藏，但是造像的摆放是有一定规矩的，并形成了一个洞窟造像组合。至于为什么只有编号1、2、3的造像是立起来的，从现场造像的保存程度来分析，只有这三身造像是基本完整的，造像的躯体没有遭到损坏，剩余造像的身体都不同程度的有缺失和损坏，更有几身造像的头部缺失或者只剩头部或底座，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对不同佛教造像瘗埋时宗教方面的考虑以及相应采取的措施，这一案例可以为其他地方的佛像瘗埋提供实例参考。至于瘗埋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关于出土造像的时代问题。从出土造像的造像特征及材质判断，这批造像的制作年代不尽相同。
　　1号造像，面型饱满圆润，衣摆的刻划与表现与麦积山北周第12窟正壁主佛的衣摆、甘肃天水秦安新化出土的北周保定四年（564年）王文超造像碑龛内主尊衣摆、甘肃天水张家川北周建德二年（573年）王令猥造像碑主尊衣摆造型及长短比例接近。这身造像面部特征与麦积山西魏造像较为接近，但衣摆又接近北周和隋的特征。因此，该造像应该属于西魏末或者北周作品。
　　2号造像，其面部特征、造型、衣摆，都与麦积山西魏第44窟主尊、原立于第117窟石雕佛坐像非常相近，衣摆与麦积山北周第141窟主尊相近，处于向北周过渡的阶段，应属于西魏作品。
　　3号造像，此身菩萨与原置于麦积山第47窟的石雕立菩萨像风格及年代相同，衣摆与麦积山第120窟西魏主佛衣摆相近。所佩戴的璎珞，与麦积山第98龛右侧菩萨、第142窟右壁北魏晚期的交脚弥勒菩萨、第135窟西魏石雕菩萨、第13窟左侧隋代菩萨等所戴璎珞有承袭和发展关系，特别是与麦积山第127西魏正壁右侧石雕菩萨的璎珞相似，综合判断，该造像应该属于北朝晚期的作品。
　　4、5号造像，这种组合题材的造像目前在麦积山石窟所存造像中尚无他例，根据造像珠圆玉润的造像风格及其身材比例，与麦积山北周时期的造像较为接近，属于北周时期的作品，且其中的菩萨像与3号菩萨的造型比较接近。
　　6号造像，为一头部残失的跪姿比丘，其时代与4、5号造像相同，属北周雕凿。
　　7、8号造像，皆为天王，形象在麦积山尚无相近造像可供比较，但其披帛呈X形在腹际穿环交叉的特征和麦积山西魏造像一致，如麦积山第44窟正壁左侧西魏菩萨、第102窟西魏菩萨、第135窟石雕菩萨像等。
　　综合来看，此次发现石刻造像的制作年代大致为北朝晚期，以北周、西魏为主，也有可能晚至隋代，因为造像没有明确的纪年题记，只能结合麦积山石窟现存造像及秦州地区出土的有纪年的造像碑进行比对，对其制作年代做出大概的年代判定，关于出土造像具体的数据及研究将会在随后的考古报告里详细深入展开。
　　这次考古发掘工作，是麦积山石窟自1940年代被重新发现后所进行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对于麦积山山顶舍利塔的重修及瑞应寺的历史传承和沿革都提供了珍贵信息，发现的十数件石刻造像也为以泥塑著称的麦积山造像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对宋代佛塔地官瘗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09年10月，对舍利塔的还原修复工作顺利竣工，并通过验收。出土的石造像在现场进行了初步的病害处理后被搬运下山，由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联合其他科研单位组织修复。其他出土文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安置，针对麦积山山顶舍利塔的相关研究及保护工作正在展开。麦积山舍利塔继续矗立在麦积山绝顶之上，和郁郁葱葱的山林一道，俯视苍生，见证人世间的沧桑变化。
　　（责任编辑：孙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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