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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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理事长）
　　@ 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如果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形而中者即谓之“路”。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的教育事业走的是一条世界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建设—实践”之路。作為一个后发型国家，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有着目标指向的发展过程，外部目标体现在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满足人民教育需求上;内部目标，即发展教育事业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代表着对目标、方案、蓝图设计的主观追求，“实践”体现了达成目标、创造未来、实现蓝图的客观探索，二者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特征。这里面，既要宏观有序、又要微观搞活，体现着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及顶层战略规划设计和基层责任担当创新的统一。这一过程，伴随着前进中的不断纠“左”纠“右”，从而实现长期的“居中”发展，居中即正确的道路，保证了我们取得的巨大教育成就;伴随着突出重点建设，重点即政策，是工作抓手，保证了我们的实际工作成效。这一“建设—实践”模式或道路，需要我们好好地进行总结。
　　@ 杨杏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经验”是个非常好的话题，既可以从宏观、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来探讨，如“大学校长的办学实践”就是从微观的视角来归纳总结。而大学校长本身又可分为两类—“开创型”或者“守成型”，不同于“守成型”的校长，每个“开创型”校长的办学活动虽精彩纷呈、各具特色，但其实都可以用一根主线来贯穿— “实践理性”智慧。哲学语境中的“实践理性”，源自于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诠释：一种是“科学理性”（“know what”）;另一种是“实践理性”（“know how to do”）。若以“实践理性”的理解来透视，在当代中国一些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都充分彰显了“实践理性”的智慧，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朱九思将大学分为“省部级或地方级别”的划分方式、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全国率先推出“选课制”和弹性的“学年—学分制”等。总而言之，一所大学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与这所大学的校长是否具有卓越的实践理性之智慧、在办学理念上是否具有远见卓识和超常的谋略有很大的关系。
　　@ 方芳（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现代化逐渐探索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第一，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首要职能和根本任务，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第二，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动态的人才培养内涵、理念与目标，以契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第三，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将师德师风建设长效化、制度化，为高校教师终身学习和自主发展提供专业平台，健全完善教师的准入、考核和评价制度。第四，完善各类学科“共同但有差别”的评估指标体系，创新学科交叉和融合机制，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开放合作。第五，建立高校分类分层发展的管理体系，引导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高校科学定位、释放活力，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和社会多元化期待，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经验正致力于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实现高等教育成果正确、优质、高效地转化为社会政策、经济与效益。
　　@ 卢彩晨（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历经70年艰苦奋斗之后，中国到底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了哪些智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通过这种反思，可以判断我国高等教育是否改变了“学生”角色，是否走上了“自立”之路以及是否能够扎根中国大地，是否能够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等一系列问题。有人认为，回顾世界大学史，从理念到制度，从内容到形式，似乎无一不是西方大学首创。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没有任何贡献？事实并非如此。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经验贡献，从宏观层面来讲，至少有以下经验值得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参考：一是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二是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三是支持“双一流”等重点大学建设。当然，在中观、微观层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总结提炼的经验。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和正在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而且，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越来越多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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