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的重构与精神故乡的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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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容本镇 黄灵海
[摘要]邓强元长篇小说《走出象牙塔》的出版，为当下中国文艺界“致青春”热潮再添一把新火，成为当下广西文艺界“致青春”的生动表达。虽然《走出象牙塔》面世的时间有点“姗姗来迟”，但是作者在创作题材上的求新求变，在叙事策略上的长焦审视，以及对文学精神故乡的虔诚朝圣，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意味，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值得读者去探索与思考。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走出象牙塔》也不可避免地留下小说的厚重感不足、人物的成长性不足等一些遗憾。
[关键词]文学青春;叙事策略;叙事格局;精神故乡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0）05-0102-04
青春，是一个人精神燃烧的起点，青春岁月那些刻骨铭心的体验，惊心动魄的感受，激情燃烧的奋斗，捶胸顿足的遗憾，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个“过来人”的灵魂记忆里。正因如此，一代又一代“过来人”以梦为马，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前赴后继，重新追寻和审视自己早已消逝的青春。
近年来，伴随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等小说先后被搬上大银幕，在影视界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致青春”热潮，先后涌现出了像孙睿、九把刀、郭敬明、张悦然、辛夷坞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中，广西文艺界没有“缺席”而是“在场”，除了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广为人知，邓强（笔名邓强元）“十年磨一剑”回望青春的长篇小说《走出象牙塔》日前也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它们共同成为当下广西文艺界“致青春”的生动表达，为当下中国文艺界“致青春”热潮再添一把新火。
相对于近年来中国较知名的“致青春”作品，虽然《走出象牙塔》面世的时间有点“姗姗来迟”，但是作者在创作题材上的求新求变，在叙事策略上的长焦审视，以及对文学精神故乡的虔诚朝圣，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意味，值得读者去探索与思考。
一、青春文学是超越年龄限制的
青春，意味着风华正茂，意味着无限可能。《走出象牙塔》首先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60后作家邓强元也“蹭”“致青春”的热点。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文艺界因“致青春”题材脱颖而出的作家，大部分是80后、90后甚至00后，比如孙睿、郭敬明、张悦然、辛夷坞、安妮宝贝，等等。从创作主体上看，即便我们把时间拉长，青春文学其实大部分也是由年轻人书写的，比如郁达夫25岁写《沉沦》，曹禺23岁写《雷雨》，张爱玲23岁写《沉香屑》，王蒙19岁写《青春万岁》，莫言、余华、苏童等写出名篇佳作时都还很年轻。
很多时候，我们谈青春文学，往往侧重于关注作者、作品形象等方面呈现出来的青春年龄属性，但在此我们更倾向于关注文学的“青春性”。所谓文学的“青春性”，一般是超越年龄限制的，有时是一种一往无前、一条道走到黑的创作态度，比如莫言至今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那份固执——固执地写，固执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固执地写故乡高密的那些人、那些事;有时是一种挑战自我、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或态度，比如王跃文从官场文学转向对中年人情感危机的关注，魏明伦在戏剧、杂文、词赋碑文领域来回穿梭。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认为：“青春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有的人在16岁、20岁的时候，青春已经死亡，他对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也不再具有奋斗精神。有的人到了80歲以后，依然具有青春的色彩，在思考未来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过。”同样，我们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青春”，其实主要不是看他的生理年龄，而是看他的心理年龄，在天马行空的文学世界里，物理时间往往会让位于文化时间。有三岁之翁，也有百岁之童。青春与否，无关乎年龄，而在于心态是否年轻。90多岁高龄的徐怀中在20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依然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依然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
我们知道，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创作领域，有的擅长写历史，有的擅长写乡土，有的擅长写官场。不过，文学创作本身最忌讳重复——既忌讳重复别人，也忌讳重复自己，唯有改变现状、打破既有，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创作藩篱，爆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历程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也不曾放弃创作的新探索，在病房里曾无比坚定地对传记作家航宇说：“如果我哪天再站起来，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可以超过《平凡的世界》。我要不断证明自己，路遥完全有能力战胜自己，还要超越自己，不能让人家说路遥只会写一部《平凡的世界》，再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绝对不能让别人用这样的眼光审视我。”邓强元以散文见长，散文专著《回望故乡》曾获中国国土资源文学的最高奖项——第五届宝石文学奖，但这一次他选择了挑战自我，试图超越以往的创作经验，尝试去驾驭全新的题材——从《回望故乡》中对精神家园的眷恋中解放出来，转向遥远的20世纪90年代，转向充满青春和理想的大学校园，彰显了自己不羁的“青春写作梦想”，以及对不同题材驾驭能力的自信。
二、青春既是当下也是远方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作品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反映时代的风云和历史的变迁，唐宋的诗词歌赋也好，明清的章回小说也罢，皆概莫能外。纵览近年来中国较知名的“致青春”作品，无论是《草样年华》《小时代》，还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绝大多数故事都聚焦当下（即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校园生活，属于“进行时”叙事，而《走出象牙塔》的叙事背景却定格远方，即在相对遥远的1990～1994年，属于“过去时”叙事，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今天我们再回首审视，不难发现，1990～1994年其实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间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同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问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多少“局中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由此衍生出来的很多社会问题至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改革开放考验和市场经济考验今天已经成为全党“四大考验”的重要内容。 文学之路从来都是人生之途，每一个作家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财富，其实正是自己所处的时代。邓强元选择把目光从“当下”转向“远方”，除了因为对青春往事念念不忘，在叙事策略上应该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方面，可能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考虑。“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文艺界的“距离说”，还是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理论，实际上都是对这一命题的多角度阐述。美学家朱光潜认为：“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用文学描写当下，其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毕竟作为时代的参与者，由于距离太近，受信息、眼界和格局的限制，往往不知来路，又难寻出路，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处理不当容易让作品流于浮泛。如果在核心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因此，适度拉开距离，作者就能够以更高的历史站位和更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化对过往事件的认识，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对邓强元而言，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温20多年前的青春往事，丰富的生活阅历，开阔的人生视野，抽象的审美思维，会赋予小说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因此，《走出象牙塔》的青春书写，不再只是对菁菁校园、草样年华的咏叹以及对青春往事的缅怀。在青春画面之外，读者也能从中捕捉到作者对社会变革、时代变迁的关注和思考，小说的厚重感陡然增加，同时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考量。对一个作家来说，“人乎其内”是为了更好地贴近生活，感受生活，而“出乎其外”则是为了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审视，达到对生活的理性化认识，进而把握生活的普遍意义。作为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走出象牙塔》以虚构的天府大学（原型为四川大学）为故事舞台，以主人公陈雨生的视角，深情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青春记忆，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初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有学习上的挫折与奋起，思想上的迷惘与执着，情感上的懵懂与美好……小说叙事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看似波澜不惊，但经过艺术重构后的青春故事，虽然看起来与“原生态”青春区别不大，但作者已经在无形之中植入自己的世事洞见和人生领悟，实现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跳跃，从而在艺术意义上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进而打开了小说内在的艺术张力。
三、青春之风岂止于爱情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从苏轼“十年生死兩茫茫”的阴阳两隔，到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的生死天问，从张爱玲“因为爱过所以慈悲”的坦然自若，再到三毛“爱情有如佛家的禅”的豁然顿悟，讴歌爱情、礼赞爱情的作品历来层出不穷。古今中外，很多作品正是通过对欲望、爱情、道德和婚姻之间冲突的描写，获得叙事的张力、人生的厚重、人性的深度，比如中国的《孔雀东南飞》《红楼梦》《平凡的世界》，以及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妮娜》《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然，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也不可能是文学的全部。一部优秀的作品，作者往往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各样的爱情梦想或爱情神话，启迪读者去发现和想象人生的多重可能性，让读者获得与现实不同的人生体验。《青春之歌》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让读者在自己的青春之外看到另一种青春，并带着那个时代关于青春、爱情与理想的思考，与一代代读者对话。正如作家何向阳所言：“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青春岁月的那些人、那些事，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遗忘，但其间所激荡的热血、青春和理想却不会因此而变淡，“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作家雪漠在回忆自己成长历程时说：“我心中最精彩的青春，莫过于一段用尽全力去追梦的日子。那些汗水，那些忍耐，那些忏悔，那些升华，那些进步，都是我青春中最宝贵的记忆，那段记忆的名字，就叫梦想。”相对于时下很多青春作品一再宣泄“爱是青春的风”，洋溢着浓郁的爱情气息，《走出象牙塔》里的爱情则相对平淡，甚至有点木讷，总是在悄无声息中铺开发酵，没有大起大落的起伏和冲突，人物关系也有点暖昧不清。不过，也正因如此，小说的叙事格局已经不再局限于校园生活的“一地鸡毛”，而是在校园与社会的切换、互动过程中，既反映大学校园的“小我”，也反映那个年代跌宕起伏、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比如有对“下海潮”“经商热”“出国潮”场景的再现，有对各种都市娱乐生活的追逐，有对崭新知识的孜孜以求……通过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背景大学生的成长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群体的青春梦想和成长轨迹，深刻地展示了新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各种观念激荡交锋，各种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性在异化与坚守之间观望徘徊，让人颇感沉重而深思，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很多时候，细节往往更容易打动读者。《走出象牙塔》有很多温情、闪亮的瞬间，如陈雨生对老林（余天保）的默默守候、对胡晓琦静水流深的爱意，牛郎（司马骏牛）对陈雨生的丝丝关照，吕淑薇和陈雨生两个生意搭档的风雨与共，以及大家组织开展“温暖寒冬”公益活动时挥洒的汗水，相信不同读者应该能够从中找到一些青春共鸣点。通过梳理《走出象牙塔》的人物图谱，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除了高干子弟牛郎，很多人物背后都有一个“悲惨世界”，比如陈雨生的苦难童年，织女（林惠香）的家庭变故，胡晓琦父母的“文化大革命”遭遇，余天保的家族遗传精神病史，秦青怡的误入风尘，等等，真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故事的结局，人物的抉择更加分化，有的远赴重洋（牛郎），有的英年早逝（胡晓琦），有的看破红尘（老林），有的坚守初心（织女），有的为爱继承遗志（陈雨生）……他们大部分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内心都充满阳光，正如胡晓琦最后留下的那张照片，灿烂、从容和自信。通过对众多人物背后故事的挖掘，小说的整体艺术张力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故事格局也不再局限于校园“象牙塔”，而是行走在广阔天地间，无形中增加了小说的厚重感。站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下，《走出象牙塔》里那样的青春，那样的理想，那样的爱情，似乎已经有点陌生、有点遥远，但对比当下大学生的情感和择业窘境，陈雨生、吕淑薇、林惠香等人的选择，又何尝不是一种睿智？总之，无论何时何地，奋斗者的青春永远是最美丽的。 四、重走文学精神故乡
评论家谢有顺说过：“好作家都是有原产地的。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古今中外，总有一些地方令作家们念兹在兹，它们总是如魅影般在其作品中浮现，比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凡一平的上岭，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地理意义，升华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写作符号，既寄托着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同时也深藏着作家们记忆中最难忘怀的经历和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脉悠久绵长的成都，应该是邓强元的文学精神故乡。他深沉地爱着那片土地，因为那里记录着他曾经的快乐与悲伤，奋斗与彷徨。驷马桥上的司马相如、草堂中的杜甫、菱窠边的李劫人、“家”里的巴金，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走出象牙塔》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邓强元关于20世纪90年代初老成都的描述，很多细节堪称老成都的“旅游攻略”，读者从中可以领略到老成都独特的自然风光、美食文化、风土人情，武侯祠、宽窄巷子、大慈寺、文殊院等颇具成都风情的地标，见证了故事的潮起潮落，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对凉粉、醪糟、三大炮、叶儿粑、小笼蒸牛肉等成都小吃，邓强元信手拈来;对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耗子洞张鸭子、三义园牛肉焦饼等成都老字号，邓强元如数家珍。通读整部小说，读者犹如穿越时空的旅行者，在不同人物的“导游”下，穿行于老成都的大街小巷，偶遇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小贩、茶馆茶客，感受着老成都诸多或已消逝的文化记忆。
“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文学创作从来就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笃定恒心、倾注心血。即便像达芬奇那样的艺术全才，相传当年为了寻找《最后的晚餐》一个没影点的准确位置，也曾进行了无数的刻苦练习，历经了无数的反复失败，最终才获得那最有创造力的瞬问。据了解，为了完成《走出象牙塔》的创作，邓强元酝酿了整整10年，随后又经过5年潜心创作，其间曾先后4次重返母校，对学习生活过的教室、宿舍、操場、图书馆等众多背景场地进行实地走访，同时还采访了很多大学校友，力图“把人物写进了书本中，把故事写在了时间里”。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当时成都乃至全国掀起的“拆迁潮”，诸多优秀历史建筑逐渐成为过往烟云，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专家的邓强元，字里行问也流露出淡淡的忧思。
五、结语
其实，“过来人”都知道，真实的人生有时远比小说还精彩，走出“象牙塔”，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从总体上看，《走出象牙塔》是一部颇有特点的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不过，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走出象牙塔》同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不足和遗憾。比如，小说的厚重感还有提升空间，毕竟站在今天的视角，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早已成为“旁观者”的邓强元，应该在更高的历史站位去思考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所处的时代，直面人生需要揭示和回答的问题，但小说整体呈现出来的感觉还是相对平淡，剧烈的思想碰撞、动荡的社会变革、闪耀的人性光辉得不到充分的释放。作为主人公的陈雨生，热情、阳光、充满激情，成长过程中曾杀出了一条又一条血路，是一个很有理想、有血性的青年，但对于他如何面对四年大学生活赋予的重重考验，作者在一些情节处理上显得太过粗糙、传奇，背后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无形中遮掩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物的成长性略显不足，这使得主人公在逆境中难以获得足够的人生启迪，读者从中也难以感受到主人公那种劫波渡尽后“化蛹为蝶”的人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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