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诊断与发展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徐倩 肖蒙蒙

　　摘 要 运用问卷法与面谈法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初步探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存在农民文化水平低，培育供需存在差异，培育设定缺乏针对性，培育师资力量不足，培育方式缺少多元化等问题。为此，需要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强化培育政策制度建设，宣传呼吁更多青年人返乡创业，精准施策以保证培育满足需要，加强培育过程管理。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培育方式;青岛市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3-0031-05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其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终身的过程，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教育环境[1]，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技术等支撑[2]。近年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很多学者也对其培育形式与效果进行了分析，高峰指出农村职业教育供需矛盾突出，职业教育地位低下，不受重视[3]。孔韬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目标不明确、资源不集中、方式不合理等问题[4]。卢彩晨等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培训体系不健全、资源匮乏、针对性不足等七大问题[5]。因此，深入研究区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问题，进而探索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非常重要。
　　一、青岛市基本情况
　　青岛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也是山东省的经济中心和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18年末，青岛市常住人口939.5万人，全市农村常住人口247.4万人。本研究初步选定青岛西海岸新区、即墨区、胶州市、莱西市、平度市5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区市和作为典型城乡结合部的城阳区作为调查对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调查。
　　二、调研设计
　　（一）调查思路
　　首先，明确调查区域，即青岛市城阳区、即墨区、平度市、胶州市、西海岸新区以及莱西市。其次，选取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共计131人召开座谈会。然后，在大面积座谈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并验证问卷内容的合理性。最后，一对一发放问卷并现场回收。
　　（二）调查对象
　　调查于2018年7月展开，选取政府公务人员、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新型职业农民为调查对象。在调查之初，告知被调查者本次调查采用匿名形式，所得数据仅用于研究。
　　（三）问卷回收
　　调查共计发放问卷750份，回收722份，见表2，初步判断问卷均有效，回收率为96.2%。具体样本特征见表3。
　　（四）调查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评价调查问卷量表内在稳定性、内部一致性的有效方法。一致性越高，量表测量误差越小。主要方法有折半信度、α系数法、重测信度法。其中Cronbach’s的α系数主要适用于检验信度系数的内部一致性，适用于满意度调查量表。本文设置的调查量表是基于满意度调查设置，基于此，選用α系数法对调查量表进行内在一致性检验。一般来讲，0.7<α<0.8之间表明调查量表信度比较好，0.8<α<0.9之间表明调查量表信度极好。据表4显示，调研量表中的α系数在0.8以上，表明调查量表具备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故该调查问卷具有可靠性，调查结果具有可信度。
　　2.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是测量调查量表测量的有效性，即对于调查量表的测量程度。效度主要分为含义效度、结构效度、效标效度3大类。其中，结构效度是用于测量理论构建框架的测量程度。在测量时，需要进行因素分析，提取变量间的共用因素，实现降维。一般来讲，因素分析基本样本要求比例为15，即样本数量最好为量表题量的5倍，在本题中量表题量为16题，样本数量为722，完全符合因素分析基本要求，结构效度结果可靠。据表5显示，调研量表中的KMO统计值为0.885，表明调研量表适合做因素分析，其因素的有效性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201.277（自由度为120），显著性P<5%，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量表整体间存在共同因素。累计百分比为55.0%>50%，据表6显示，量表中的共同度均在0.4以上，表示调研量表的结果基本符合需求，调研结果有效。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问题诊断
　　调查发现，部分区市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培育工作，探索新路径、新方式、新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新思路，有效推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但在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等方面，现有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面临窘况。同时，现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存在运行体系不完善、师资力量较弱等问题，如何解决培育困境，帮助农民实现持续高增长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政策保障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采取以政府为主，涉农企业、合作社、培训机构为辅的培育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推进培育切实开展的关键在于物、财、人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实现政策保障机制的有效落地，进而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发现，不同区市的扶持保障政策不同，相同政策落实程度不同。受访者中有60.3%对现有的政策保障机制不满意，结合深入访谈，从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一是市场保障不到位。如即墨市受训农民普遍反映，种植产业亟需解决销路问题，缺乏市场保障，产品销售具有不确定性，长期反复会丧失种植的兴趣。二是信息化渠道不通畅。如平度市受训农民普遍反映，虽然当前基本技术培训得到保证，但缺乏信息化渠道，农民信息分析能力不足。三是部分责任部门对扶持政策理解不到位或现实环境存在较大困难。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仍处于较低地位，未被纳入全日制教育体系，培育主体分散。 　　（二）资金获取渠道单一，专项资金补贴不足
　　农民作为“经济人”，会衡量其参加培训的机会成本，专项资金补贴是调动农民培训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衡量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提高培育专项补贴，进一步提升“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认同感，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培育中，培养符合乡村人才振兴战略下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的有效人才，成为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调查显示，青岛市投入资金230万元，用于参训学员培训专项补贴，但用于每个参训学员的资金却很少，仅为148元。同时，部分市区因相关规定，培训账目不能及时得到财政局的审批处理，对已经完成培训任务的承接机构账目或有关培训资金，不能及时拨付。专项资金补贴过少以及资金拨付不稳定使得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同时相应承接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也受影响，因资金缺乏，导致培训设备设施补充不及时，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持续开展。
　　（三）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培训规范性不足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归口于政府部门，其运行实施依靠政府制度为基本保障。健全培育管理机制，一方面用于约束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确保管理制度层级传递不失真;另一方面用于监督培训机构，确保培训工作保质保量开展。无论对内对外，培育管理机制在培育切实有效落实过程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调研显示，当前培育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性，培训规范性差，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构不能良好的协调运转。运行机制上，出现多头管理、协调匹配不到位、沟通和统筹管理不足、专项补贴资金拨付不及时、资源碎片化等现象。执行过程上，因缺乏监管机制以及监督力度不到位，导致培训流于形式，出现“为了培训而培训，而非为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而培训”的窘状。在激励措施上，59.8%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激励措施不到位，造成培训相关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多个培训机构共享培训资源等问题。
　　（四）服务对象不精准，培训针对性不足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目的是为乡村振兴培养专项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后继无人的窘状。因此，在培训对象的选择上，应服从本土化原则，一方面，重点对现有农业企业、合作社、农场主等开展培训，发挥以点带面效应，示范带动以产生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呼吁农村后代投身农业，对其进行专项培训，引入更多新技术、新经营、新管理到农业中去。对于不同类别的培训对象应结合实际按需培训，让更多农民感知到培训带来的效益。
　　调研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人群分散，占比不合理，服务对象不精准。在年龄方面，年龄段在40～59岁的占70.4%，60岁以上的占11.8%，参训的职业农民以中老年人为主，缺少青壮年劳动力，比例严重失调;文化素质方面，初中及以下占比高达70.5%，大专、本科及以上仅占6.1%，可见高素质、年轻化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寥寥无几;性别结构方面，男性比例高达75.6%，而女性比例仅为24.4%，男女比例不合理。现有的部分培训机构为完成培训数量而培训，将培训工作沦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的手段，对于参训农民不过滤不筛选。参训农民中多人多次参加，同时也有部分人学历仅为小学以下，接受能力弱，不能完全吸纳培训内容，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下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难以保证。
　　（五）软硬件设施不齐全，专业师资匮乏
　　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调动多方资源。软硬件设备作为培训开展的基础条件，必须配备齐全。同时，农民获取职业技能的途径来自于专家师资凭借讲课方式授予，培训师资的数量与质量会对培育效果产生关键性影响。
　　调查显示，青岛市各区域间资金投入不平衡，除西海岸新区、城阳区有配套资金外，其他区市尚未建立相对应的配套资金。现有的培训机构43.3%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田间学校），15.6%为专业合作社，多数培训机构硬件配套不完善，农村职业培训机构办学条件简陋，场地规模不足、师资力量不均衡、课程体系不切合实际，不能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多样化需求。比如，平度市有4处承担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缺乏桌椅;胶州市有10处承担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只具备基础设施，高科技技能培训无法满足。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有培训师资力量中，74.2%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18.9%来自科研机构和学校，来自合作社、企业的仅占6.9%，实践性专职教师较少，培训师资力量不足，知识老化现象严重，培训效果无法保证。
　　（六）农民主体参与度低，思想认识不到位
　　农民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参与主体，对培育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调查显示，农民素质结构存在明显变化，出现“老龄化、兼业化、低文化”的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对农民这一职业缺乏认同感，相较于农村，更喜欢选择城市就业。访谈发现，对于留守的“老龄化、低文化”农民来说，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大，认为农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劳力获得生计。而对于“兼业化”农民来说，因生计所迫，认为无法依靠农业获取足额收入。但无论是哪类农民，都缺乏知识获取的意识，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普遍认为农村教育过于形式化，耽误田间劳作，缺乏培训主动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四、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提升对策
　　（一）强化政策扶持，完善培育监督体系
　　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建立和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一是完善政策体系，突破现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政策瓶颈。例如，建立完善的培训机构管理机制，构建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监管以及评估机制。二是完善培育监督体系。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对政策执行不力的相关部门实行问责制。三是政策制定应遵循区域化特征，考虑区域实际情况。四是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环境，建立相关扶持政策，如税收补贴、市场优待、基础保障，集中优势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 　　（二）加大专项资金补贴力度，建立多元资金筹措体系
　　为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落到实处，应设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同时，随着生活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调整新型职业农民专项补贴的费用，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精准、及时到位。一是设立新型职业农民专项培育补贴，用于吸引农民转变成新型职业农民。二是设立新型职业农民日常补贴，用于稳定新型职业农民。补贴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强化政府专项补贴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确保基础补贴资金长期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强化社会融资机制，调动企事业单位分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以税收调动社会多元主体齐参与，精准对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多元资金需求。
　　（三）精准施策，培育对象分级分类管理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过程，在培训实施过程中，率先设置培训准则，重点解决培训管理混乱的问题，实现培训精准化。一是以学历教育为推力，实施“预备生培训方案”。通过将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引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引导农科类大学生作为新时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参与到农村建设。二是对农村现有人才分类、分模块，结合区域特色，实现“定制化”培训。在分类上，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以及专业技能型3种，侧重点各不相同，应结合职业类型特点设置“定制化”培训，提升培训效果。在分模块上，应结合本土区域特色以及本土支柱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构建包含基础能力课、田间实践课、外出观摩课等多模块的课程体系，按需开展培育工作。
　　（四）建立健全培育体系，多元主体齐参与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存在基础不足和保障不利的问题，需要有效增强资源整合能力，打造多元主体齐参与的培育体系。一是“校-政协同”创新办班培训模式，各地政府凭借其资源统筹优势，积极将高校资源引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融合二者优势资源共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是“企-政联盟”培训模式，各地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本土优势企业、农科类研究所等社会力量引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跳出原有的课堂“纯理论”培训模式，打造“理论+实践”的“双培”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培训切入点，充分发挥企业的平台作用，帮助新型职业农民掌握市场经营、管理知识，获取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五）构建完善的培训师资库以及人才梯队路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力量不足是目前阻碍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重大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补贴低、社会认同低、学员接受程度低，其次是培训师资流动率过大，不稳定。因此，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农民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均需要进行改革。要改善培训师资的福利待遇、激发培训教师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培训质量。要与各职业学校和农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向培育一批专业化水平高的教师队伍，吸引年轻力量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建立老、中、青三代的服务梯队，保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长期持续开展。
　　（六）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监督和评估机制
　　规范认定管理程序，探索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或登记注册。一是建立培训资金专访评估机制，用于规范培训资金申领程序以及下放流程与标准，降低资金管理风险。二是建立培训质量评估机制，用于规范培训机构培训过程，防止培训机构出现敷衍式培训，通过建立一个公开交互信息平台，搭建起农民与政府部门间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帮助农民及时获取政府部门公布的关于培训机构以及培训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帮助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培训机构在实际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迅速展开应对。
　　（七）强化社会舆论引导，转变农民传统观念
　　农民培训积极性不强烈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亟待解决。一是政府部门利用广播、宣传栏、宣传单页进乡等形式宣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思想、社会价值以及相关扶持政策，通过报道“农民”职业地位、“农民”职业补贴、农业创业优惠以及农业脱贫致富等典型事迹调动和引导社会大众转变观念，增强培训吸引力。二是培训机构定期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定期宣传活动，通过开展基础理论以及技能培训课程，提升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同感，吸引更多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获取农业从业技能。
　　（八）呼吁外出劳动力返乡，实现从业主体年轻化
　　据劳动力流动数据统计，我国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已超1.8亿人，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当前，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农民提高经济收入，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而从农民个体意愿角度分析，长期背井离乡，城市融入性差，城市地位较低，大部分劳动力愿意选择返乡发展。对于这部分外出返工的青壮年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将是其回归乡村的重要路径。为此，政府各部门应出台相应培训优待政策，并加强政策宣传，呼吁更多农村外出青壮年返乡就业。在此基础上，培训机构应根据培训主体的特殊性，设置“定制化”培训计划，开展专项培训，增强培训实用性，使得外出务工青壮年安心在乡就业，持续不断地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
　　参 考 文 献
　　[1]马建富，郭耿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功能定位及支持策略[J].职教論坛，2018（10）：18-24.
　　[2][3]高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J].职教论坛，2019（4）：135-138.
　　[4]孔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6）：80-85.
　　[5]卢彩晨，李朝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要搞好涉农培训——关于涉农培训的调研报告[J].职教论坛，2019（1）：126-133.
　　Cultivation of New type Vocational Farmers in Qingdao： Problem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Xu Qian， Xiao Mengmeng
　　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vocational farmers in Qingdao. The preliminary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vocational farmers in China has low farmers’cultural level， differences in cultivation supply and demand， lack of pertinence in cultivation settings， insufficient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and lack of diversity in cultivation methods. To this end， we propose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new-type vocational farmer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and systems related to cultivation， publicize and call for more you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and provide precise strategies to ensure that cultivation meets the need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w-type vocat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system; cultiaton mode; Qingdao City
　　Author  Xu Qian， professor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Xiao Mengmeng， postgraduate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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