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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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优质化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道路是提升我国高校跨学科科研水平、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攻关方向。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的典范，对斯坦福Bio-X计划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成熟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四条实践经验，即科研主导的管理模式，项目驱动的团队组建，产研互利的合作渠道以及制度规范的资助体系。斯坦福Bio-X计划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去行政化、跨域交互、融产促研、规范助研等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内涵发展。
关键词：跨学科学术组织;斯坦福Bio-X计划;发展;启示
跨学科研究是新时代提升我国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攻关方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高校要“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实质上是要大力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在跨学科研究活动中，跨学科学术组织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能够在组织结构上突破院系壁垒，有效地整合多学科的科研资源，因此“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组织载体”[1]。然而，受到传统行政化学科建设方式的影响，加之学科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我国大学难以突破院系壁垒，使得我国大学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2]进而导致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受到较大阻力，我国跨学科研究活动也因此难见成效。
为突破这一窘境，可从跨学科学术组织入手，探索优质化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道路，为开展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活动提供有力支撑。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开展了大量前沿、顶尖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的典范，借鉴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的实践经验，能够为我国高校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提供有益启示，进而对提升我国高校科研水平、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需求亦有重要意义。
一、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的缘起与成就
20世纪末，随着纳米技术、生物分子技术、微电子技术等的快速发展，跨学科的生命科学研究开始进入相关领域顶尖专家的视野，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和发育生物学的专家詹姆斯·斯普迪奇（James Spudich）教授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Steven Chu）教授开展了多项个人层面的跨学科合作，并产生了良好的科研效果。基于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与两位教授成功的合作经验，他们认为，如果能将更多的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共同进行生命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生命科学这一前沿研究领域就会有更大的突破。这一构想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医学院、人文科学学院诸多精英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认同。1998年，经由斯普迪奇教授和朱棣文教授的大力倡导和缜密论证，斯坦福大学批准并启动了一项名为“Bio-X”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计划。所谓Bio-X，“Bio”是生物学（Biology）的缩写，“X”则代表的是医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物理学等其他学科。实质上，Bio-X计划是为了解决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跨界性、前沿性的问题，以生物学为基础，融合其他相关学科而开展的跨学科研究计划。也就是说，Bio-X要通过一种正式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形式，将生命科学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研讨生命科学的前沿问题，实现生命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与技术突破。
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发展至今，得到了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Bio-X计划一经提出，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莱斯（Rice）和主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克鲁格（Kruger）等学校高层即刻帮助Bio-X成立了筹划委员会，专门负责Bio-X的发展规划，并确立了生物医学信息学、生物物理学以及计算生物科学等多个跨学科研究方向，将Bio-X定位为平行于斯坦福七大学院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在学校层面为Bio-X计划提供了战略性的支持。此外，斯坦福大学校友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和大西洋慈善基金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为Bio-X计划捐赠了一幢大楼——克拉克中心（Clark Center），克拉克中心是Bio-X的办公中心，目前拥有45个最先进的实验室，吸引了斯坦福大学七大学院600多名教师参与生命科学各个层次的前沿研究。克拉克中心在物理意义上拉近了不同学科科研人员的距离，有效提高了跨学科研讨的频率，更容易促进跨学科的科研合作。[3]Bio-X最初可以说是斯坦福大学针对跨学科研究所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在多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下，Bio-X从两位教授所提出的概念构想，逐步发展成为了正式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现已證明是一项成功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项目。Bio-X科研队伍在生命科学的前沿研究吸引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例如，2011年Daphne Koller教授通过计算机显微图像分析的方法来识别并分析癌症，2012年Brian Kobilka教授针对G蛋白偶联受体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等。丰硕的科研成果背后，是Bio-X这个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有力支撑，科研成果无法复制，但Bio-X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却是值得推广并借鉴的。
二、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的实践经验
（一）科研主导的管理模式
在斯坦福大学，学科的管理一般采用“学校—学院—学科”这种科层管理结构，而Bio-X作为斯坦福大学独立的科研组织，其采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如图1），通过淡化行政色彩，提升管理效率，进而确保Bio-X的管理活动能够始终围绕“服务跨学科研究”这一核心。Bio-X计划的直接管理者是斯坦福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在副教务长之下，Bio-X主任卡拉·莎茨（Carla Shatz）教授是Bio-X计划的直接负责人。同时，主任职位下设了Bio-X计划的执行主任职位，Bio-X执行主任是Bio-X主任的代言人，直接对Bio-X主任负责，主管Bio-X的项目规划和常规运营工作。在Bio-X主任和Bio-X执行主任的共同管理下，Bio-X设有五个主要职能部门：行政委员会、科学领导委员会、克拉克中心工作组、Bio-X/克拉克中心团队、种子基金委员会。 图1Bio-X管理结构
Bio-X的管理模式简洁而高效，Bio-X的五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协助Bio-X主任和执行主任，共同完成科研方向的确立、科研基金的审核、合作渠道的拓展、骨干成员的培训等任务。[4]对于这五个职能部门而言，Bio-X主任和执行主任不仅是上层的管理者，同时也是每个部门内的核心成员，直接参与每个部门的实际工作，这也是为了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以便于五大部门能够共同服务跨学科研究。此外，由于上层管理者的直接参与，决策传递的层次因此减少，Bio-X的管理效率得到了有效地提升，同时也淡化了管理活动中的行政色彩，这也间接地突出了科研的主导地位。
Bio-X管理团队在成员构成上同样以多学科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人员为主，行政委员会有七名成员，他们参与委员会的身份是具有前瞻意识的学科专家而非纯粹的行政人员。科学领导委员会的33名成员分别来自斯坦福大学的20个不同部门，同时，这33名成员分别是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学、光子工程等31个学科领域的科研专家。[5]因此，在建议和决策的过程中，Bio-X管理团队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学院、不同学科领域与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可能性，真正瞄准国际前沿开展生命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总的来说，Bio-X管理团队本着“世界一流跨学科研究”的宗旨，将管理活动聚焦于“服务更好的跨学科研究”这一点，实现了管理有效、决策有理、科研有路，为Bio-X有序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项目驱动的团队组建
Bio-X科研队伍是依托跨学科研究项目而组建的，基于科研项目的实际需求，Bio-X会从不同学院选择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来组成项目小组。当然，Bio-X跨学科科研队伍的组建并不只是招募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因为这样只能形成一个多学科科研团队，而不是跨学科科研团队。为了实现多学科科研团队向跨学科科研团队的蜕变，Bio-X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以科研项目为媒介，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有机地聚合成一个整体，进而催化跨学科研究的化学反应。
具体而言，Bio-X一般通过三种方式来促成不同学科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一是在初期项目论证和种子基金资助的申请环境中，每一个科研项目必须召开预备研讨会和正式研讨会，Bio-X要求这些研讨会必须向斯坦福大学教师公开，同时广泛召集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的论证以及后续的开展工作，即通过公开匹配的方式来实现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在项目正式确立并获得进一步的研究资助之后，科学领导委员会、种子基金委员会以及克拉克中心教师团队会共同推荐或委派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参与项目，也就是通过定向委派的方式，有意地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而促成跨学科研究活动。三是Bio-X在日常运营过程中，Bio-X管理团队会不定期地公开组织跨学科的研讨会、交流会等，主动拉近Bio-X科研队伍中不同学科科研人员的距离，这也对Bio-X科研队伍实现跨学科交融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6]
需要说明的是，Bio-X在科研人员的选择上依旧坚持了高标准的原则，目前Bio-X科研队伍主要由900余名Bio-X附属教师（Affiliate Faculty）构成，他们分别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各个学院。要想成为Bio-X附属教师，就必须具备斯坦福大学终身教师（UTL/University Tenure Line）资格或者医学中心教师（MCL/Medical Center Line）资格，如果是以团队的形式参与Bio-X的科研项目，团队中至少有一名教师具备UTL或者MCL资格。[7]Bio-X认为只有高水平的教师参与才能够保证项目组整体的科研实力。
总体而言，Bio-X以具体的科研项目为媒介，实现了不同学科科研人员的有机聚合，再加上高标准的遴选保证了Bio-X科研队伍的科研实力，这是Bio-X始终能够瞄准国际前沿、始终能做顶级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条件。
（三）产研互利的合作渠道
Bio-X的跨学科研究必须要面向科技前沿，这就要求Bio-X必然要和企业，尤其是顶尖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因此，克拉克中心工作组积极策划了很多Bio-X和其他组织的合作项目，尤其是和顶尖企业之间的合作，进而拓展了研究领域，加快了知识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速度。
为了拓展与顶尖企业的合作项目，Bio-X开放了多样化的资源来为合作企业提供便利：一是合作企业可以深度参与Bio-X计划的内部专项;二是Bio-X为合作企业定制专属的技术峰会;三是合作企业能够参与Bio-X的访问学者计划;四是合作企业能够获得斯坦福专业发展中心（SCPD）所提供的专业学术课程，其中包括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前沿课程，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承担部分专业化的培训工作;五是對合作企业开放了斯坦福技术许可办公室，促进技术转让、成果转化。[8]此外，还包括了一些信息沟通的便利条件。总的来说，合作企业有机会与斯坦福大学世界级别的研究人员建立密切、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并能够融入Bio-X独特的跨学科环境中，在Bio-X的支持下进一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目前，凭借Bio-X在生命科学领域强大的科研队伍和优质的科研资源，Bio-X成功和安进（AMGEN）、赛诺菲（Sanofi）等顶尖企业建立起了稳固的伙伴关系。
合作是互惠的，Bio-X为合作企业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同时也得到了合作企业各种形式的反馈。第一，企业为Bio-X提供了科研领域的拓展方向，强生公司（JNJ）通过蒂普（TIPP）项目支持Bio-X的创新研究，通过和JNJ的合作，Bio-X确立了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转化神经科学、转化医学等等。第二，企业为Bio-X的跨学科研究活动提供了基础层面的支持，合作企业以企业基金（Corporate Fellowships）、赞助研究（Sponsored Research Collaborations）以及实物援助（In-Kind）等方式为Bio-X提供了资金、设备等，帮助Bio-X夯实了物力、财力等科研基础。第三，企业为Bio-X提供了成果转化渠道，赛诺菲和Bio-X共同成立了生物之星（BioSTAR）计划，在三轮合作过程中一共开展了13个具体的合作科研项目，通过项目制的精准对接，赛诺菲将Bio-X的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物制药产品，实现了Bio-X“生命科学促进人类健康”的宗旨。 可见，Bio-X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运用自身在科研方面的优势，积极拓展了和顶尖企业的合作渠道，同时企业又帮助Bio-X实现了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基础的完善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这种与顶尖企业之间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对Bio-X这个跨学科学术组织的长久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制度规范的资助体系
目前Bio-X实行的资助项目包括：跨学科研究专项（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Program，IIP）、科研差旅津贴（Travel Award Program）、本科生暑期科研计划（Undergraduate Summer Research Program，USRP）以及博士生/博士后科研基金（PhD/Postdoctoral Fellowships），其中最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专项（IIP）的资助项目，这一资助项目针对的是Bio-X科研队伍在生命科学相关领域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活动。
图2Bio-X跨学科科研项目标准化流程
IIP的一大特色是实行渐进式的资助模式，跨学科科研项目本身都存在较大的风险，尤其是Bio-X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所做的研究，能否实现技术突破实难预料。对此，Bio-X制定了跨学科科研项目的标准化流程（见图2），并以渐进式的资助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给予适时的支持。一般来说，Bio-X会以种子基金（Seed Grants）的方式对跨学科科研项目进行两段资助。首先，在科研小组提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想法时，Bio-X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科研小组的初步研究与论证;对于一些风险极高但同时有可能带来突破性进展的科研想法，Bio-X会以风险投资（Ventures）的形式为其提供更大规模的支持。在初步研究和论证之后，创新的想法就可以正式立项，Bio-X会随之为科研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科研小组完成项目，根据科研过程中的需要，科研小组也可以申请专项额外资助。[9]
跨学科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相对较大，为了支持跨学科创新想法的萌芽与生长，IIP每两年会以种子基金赠款的形式发放400万美元的资助，平均每个项目都能获得20万美元的前期资助。针对已经正式立项的跨学科科研项目，IIP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目前IIP已经进行了九轮种子基金的资助活动，前七轮的专项资助已超过2.7亿美元。由于资助力度较大，Bio-X也建立了高標准、规范化的审核机制，科研小组必须以公开研讨会的形式来申请科研资助，审核小组的成员由种子基金委员会负责组织，一般包括相关学科领域的顶级科研人员和企业的顶尖工程师，分别分析科研项目实现知识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可行性，在多方审核都达标的情况下，种子基金委员会才会给予相应的科研资助。同时，如果企业认为科研项目在成果转化方面大有可为，也会以企业基金、实物援助等方式给予更多的资助。这种高标准、规范化的多元审核机制正是IIP的又一大特色。
通过渐进式的资助模式和多元化的审核机制，IIP资助了212项跨学科科研项目，使得来自斯坦福大学五个学院、数十个系的360多名教师和数百名博士生/博士后有机会参与到Bio-X跨学科研究中，促成了数百份出版物和数十项专利申请，加快了Bio-X跨学科创新的步伐。
三、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对我国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启示
（一）去行政化：明确“服务科研活动”的行政管理目标
Bio-X在组织管理中坚持“行政为科研服务”的价值取向，其核心就是“去行政化”，即淡化行政色彩，突出科研地位。跨学科学术组织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系统高效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因此，以科研为中心，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第一要义，亦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旨归。
第一，强化高层管理人员“科研主导”的管理意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根本任务是加快开展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因此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要明确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战略定位，将前沿化、突破性的跨学科研究作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基本指向。同时，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科研先行”原则，以科研活动为中心，主动聚集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外力量共谋跨学科学术突破。
第二，在资源配置中强化学术话语权。斯坦福Bio-X科学领导委员会就是一个以科研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有权决定Bio-X的科研方向、审核科研基金的申请。但建立这种平行于行政组织的学术委员会并不适用于我国高校，因为学术委员会的资源控制力相对较弱，因此，适合我国的方式是在高层行政团队中增添顶尖的学术力量，以正式管理者或者权威顾问的身份将学科带头人引入高层行政团队，提高管理团队中顶尖科研人员的比例，强化管理团队的学术权威性。
第三，适当减少行政层级，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幅度。实质上是要引入扁平化管理的理念，但不完全效仿斯坦福Bio-X的扁平化管理模式，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庞大，贸然改革管理模式反而会导致行政管理的不适应，管理效率不升反降。为了更好地服务科研活动，可以提倡高层管理人员适当下行，参与各职能部门的实际管理活动，在有效的范围内适当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进而提高管理活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二）跨域交互：促进科研队伍建设中的跨学科文化交融
科研队伍的建设通常强调“高标准”原则，这一点Bio-X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Bio-X真正值得借鉴的特色是以科研项目为媒介，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多学科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形成多学科文化交融的学术共同体。因为跨学科科研队伍建设不仅仅是在多学科领域招募一批高水平科研人员，只有不同学科文化相互融合，科研人员才能真正聚合成为跨学科科研团队，也才能真正开展跨学科研究活动。[10]
第一，打通多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之间的壁垒。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这是跨学科文化交融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可以邀请各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以及成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小组开展跨学科科研培训项目，帮助科研人员更快地了解其他学科顶尖研究的研究规范，同时汲取跨学科科研项目的研究经验，进而加快培养科研人员的跨学科研究素养。 第二，定期组织跨学科前沿研讨会。斯普迪奇教授创立Bio-X计划的初衷就是要刻意将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交流，进而产生更多的跨学科科研想法，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跨学科研究，定期组织研讨会的意义正在于此。根据研讨会的主题，广泛召集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与研讨，鼓励科研人员提出初步的跨学科科研想法，同时以这种灵感式的科研想法为媒介，进一步匹配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实现进一步的跨学科交流。
第三，实行“项目制”的科研队伍建设机制。项目是研究的载体，对跨学科研究而言更是如此，“项目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让跨学科的合作实质化，多学科科研人员在项目进程中更容易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进而加快学科文化的交融。“项目制”就是要在与项目相关的学科领域内组建科研队伍，而在具体组建过程中，首先要考察科研人员在所属学科中的建树，保证科研水平，同时还要评估科研人员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实现突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配置学科领域互补的科研人员，建设真正的跨学科科研力量。
（三）融产促研：积极拓展与顶尖企业的合作渠道
斯坦福Bio-X通过与顶尖企业的合作，拓宽了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提升了跨学科研究的水平，这也是我国目前倡导深化产教融合的价值旨归。目前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科研人员积极与产业界合作开展科学研究，能够有效地加快科研进程，提升科研绩效。[11]为了让跨学科研究精准地对接科技前沿，我国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必须要积极拓展与顶尖企业的合作渠道，融合产业界的力量开展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
第一，公开企业合作方式清单。Bio-X的经验表明，清单内容应该包括彼此相互提供的便利条件。合作是一种互利行为，为了和顶尖企业紧密合作，我国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必须将自身的科研优势具体化，为企业提供技术顾问、技术峰会、技术转化、人员培训等有利于企业技术突破的便利条件。同时也要确立企业帮助跨学科学术组织开展科研活动的方式，例如项目委托、工程指导、资金赞助、设备共享等。公开清单并明确合作方式，能够实现跨学科学术组织和顶尖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进而加快跨学科学术组织与顶尖企业之间的匹配。
第二，实行企业和跨学科学术组织合作立项机制。由于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多数来自于产业界的发展需求，因此与企业合作立项，不僅能够聚焦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还能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Bio-X很多科研项目都是与顶尖生物制药公司共同开展的，既面向了科技前沿，又使得研究成果能够有益于人类健康。因此有必要实行合作立项机制来拓展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实践视野，双方共同选择科技前沿的研究问题，开展适应学术创新需要和产业发展需求的跨学科研究。
第三，完善跨学科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科研成果往往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为此，首先要在政策层面完善跨学科科研成果转化的程序以及标准，使得成果转化有据可依;其次要与学校、地方的科技处深度合作，分析科研成果转化的可行性以及成本，为企业提供便利;最后要建立科研成果转化的配对机制，实现专项成果和专门企业的有效对接。
（四）规范助研：完善跨学科研究资助的制度体系
Bio-X规范的跨学科科研专项资助模式既促进了跨学科科研灵感的顺利萌芽，也保证了跨学科研究活动的有效开展。然而我国跨学科研究资助体系仍有欠缺，资助力度较小，资助方式亦有待完善，跨学科科研人员往往是有心无力。因此，只有制定规范化的跨学科研究资助制度体系，才能使跨学科研究人员脱离有心无力的窘境，进而专心攻克跨学科研究的难关，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12]
第一，探索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资助渠道。斯坦福Bio-X拥有多样化的科研资助来源，包括联邦政府、斯坦福大学、顶尖合作企业、国际基金组织等，但目前我国科研资助机构与资助方式相对比较单一，科研资助的活力仍有不足，影响了跨学科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13]为此，必须要拓宽资助渠道，在政府资助的基础上，以项目委托、合作研发等方式积极争取企业和社会基金组织的支持，拓展多元化的科研资助渠道。
第二，完善前期研究中的风险投资制度。对于合理可行的科研想法，Bio-X就会给予较大力度的前期资助，然而我国目前针对周期长、风险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资助却是稍显薄弱，致使很多跨学科科研想法难以实现。考虑到我国科研体量较大，跨学科研究的风险无法完全忽视，为此要以“政府主导、学校牵头”的形式建立公信力较高的跨学科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对跨学科项目的可行性、重要性、风险性以及预期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在尽可能保证收益的前提下为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想法带来更多的前期资助。
第三，建立资助基金多方共审制度。多方共审是保证Bio-X跨学科科研资助有效性和灵活性的重要因素，也为我国跨学科资助体系规范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项目小组提出资助申请后，跨学科学术组织要召集学校的科研管理人员、组织内部的基金管理人员、相关学科领域的顶尖科研人员以及相关企业的顶尖工程师，组成多元化的审核团队。同时，根据审核团队的人员背景，建立多元化的审核标准，客观审核项目的前沿性、可行性、时代价值、项目开展过程中人财物的需求以及预期的学术突破和成果转化等。根据实际的需要，多方审核主体共同确立合适的资助方式与资助力度，以促进跨学科科研活动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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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anford Bio-X.Scientific Leadership Council[EB/OL].[2019-09-11].https：//biox.stanford.edu/person-group/scientific-leadership-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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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秋怡，刘海波.科研基金资助投入与高水平国际论文产出研究——基于六国SCI论文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58-163.
（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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