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路径――基于农民的三重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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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这从制度上更好地保证了基层民主的发展，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指明了航向。本文从农民的现实社会需求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角色的角度，分析政治参与中出现的政治冷漠现象，试图把协商民主机制引入政治参与，为新农村政治建设的发展创设新的途径。
　　【关键词】协商民主；村民自治；政治参与；政治冷漠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协商民主,但都难有一致。综合起来,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社团和组织形式。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1]
　　（二）、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决策方式。在这种模式中，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由表达意见，在协商中作出决策。
　　（三）、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2]
　　笔者认为，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有“民主”和“协商”两层基本的含义：首先，协商民主的终极价值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次，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主体参与决策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自由而平等地通过公开对话的方式，通过公共协商赋予决策以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三重角色与政治冷漠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3]政治冷漠是与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政治不参与，主要指政治主体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当前村民的政治冷漠就是指村民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观上不愿意或消极参与，在行为上被动应付，不认真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冷漠现象呢？我们从农民的三重角色来分析。
　　（一）、政治人。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后，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人”身份笃信不已。“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置身于某种政治之外”。[4]然而，一个真正的政治人不仅要有政治人的身份，还要有政治人的实质。
　　1、人的自然政治人身份。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得与社会、与政治打交道，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真正的政治人。这只能说明他们具有自然政治人身份。而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只有3.1分，这就很难把他们当作是政治人。
　　2、现实对政治人实质的影响。真正的政治人，首先是独立的政治人格，这是参与的基础；然后是强烈的功效感，这是人们参与的动力；再有就是政治义务感，这是建立在功效感基础之上的，政治义务感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但是一个农民要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无组织人之实，其组织冷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文化人。我们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农民作为“文化人”对当前政治参与冷漠是由以下两方面造成的。
　　1、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生活在封建纲常礼教氛围中的民众，自然不会产生对民智的要求．他们对政治体系的最大愿望，是出现“明君良臣”。尽管历史已跨入21世纪， “但后代政治文化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5]与现代公民意识相对的封建政治文化的遗毒仍未消失怠尽，并结合时代特征发出了“新芽”，其中大部分公民充当了‘臣服角色’。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人们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越发萎缩，政治冷漠由此产生。
　　 2、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6]政治参与是人类的高级行为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特别是现代政治活动更是如此。现代政治中“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7]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就不得不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
　　（三）、经济人。每个人在进行某一活动时都会根据机会成本的计算和预期收益的可靠性来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1、人们对机会成本的比较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的资源用于某种产品的生产时所放弃的用于其他用途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所误工或放弃的从事其他活动所应得到的最大好处，“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变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替代物”。 [8]农民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取决于机会成本是否大于其从事的活动。
　　2、预期收益的可靠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休谟认为，“人的本性一般总是比较喜欢现成的而不是遥远的问题”。[9]两个农民如果共同给一块本属于两家的地灌溉，他们可能会马上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的意思。行动的动力就是可预见的、可靠的收益。
　　
　　三、协商民主：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安排
　　
　　协商民主虽起源于西方，但对我国的农民政治参与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要扩大农民政治参与需建构三个平台。
　　（一）、组织平台：大力培育民间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缺乏组织性，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他们是分散的个体，所以很难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化建设，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同时，政府应引导和组织村民建立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依法维护村民自身的各种合法权益。
　　 （二）、文化平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技能，建立先进的农村社区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我们要培育农村先进的社区文化，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民主规则和程序，掌握政治生活参与的技能。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三）、经济平台：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农民在政治参与时会考虑到机会成本，因此，我们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降低农民个体之间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成本，使农民的个体利益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整合。同时，建立并完善激励机制，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政治参与中采取冷漠的态度和做法，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相信，随着公共协商制度的完善，国家对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视，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理性回归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１］[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著，陈家刚等译，《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２］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３］［８］[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４］[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５］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4）．
　　［６］[俄]列宁全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７］[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决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９］曼努尔・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作者简介：周瞿(1982--)，男，安徽安庆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0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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