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动用现象的认知语法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词类范畴的转换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传统语法只是把其看作构词现象，并没有深入描写词类转换发生的认知因素。本文拟从认知语法角度，以“尔欲吴王我乎“为具体实例， 来探讨名词转化为动词的动因和机制。
关键词：“尔欲吴王我乎”； 词类转换；认知语法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对人们的语言能力进行描写和解释，而词类范畴是研究语言现象的起点。词类作为语法范畴的概念在现代语言学中被广泛接受，各种语法理论都使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及其他词类范畴来建立自己的语法模式。其中，名词和动词被认为是两个普遍范畴，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Croft 2000b）。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现存的词汇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词汇以满足需求也不现实， 于是当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不再无限制的创造出新的词汇来表示它的意思，而是借用原有的词汇创造出新的词义。在这种背景下，词类范畴的转换便出现了。
相较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词汇的词类转换非常普遍， 其内容主要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用作一般动词，名词作状语，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等。作为古代汉语名词用作动词的典型例子，“尔欲吴王我乎”（出自《左传 ・ 定公十年》）长久以来得到语言学家的持续关注，但各方理解却不尽相同。杨树达早在1930年的著述《高等国文法》[1] 中就将其引为“名词转为外动致动用”的例句，释为“谓使我为吴王”。 杨伯峻在1956年出版的《文言语法》[2]中以此句为例解释名词动用现象，译成“你想使我做吴王吗？“。李新魁在《古汉语文言语法》[3]中也认为“就是使我成为吴王，即‘刺杀我’。此外申小龙、宋永培《新文化古代汉语》[4]、 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5]、昊娇的《语境别义论》[6] 均对此例中名词动用究竟为使动还是意动用法进行了佐证分析。笔者认为，各家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都没有对此词类范畴转换的动因和机制进行探究。本文从认知语法角度出发，试图对“尔欲吴王我乎”这一古语名词动用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希望能对古代汉语词类范畴转换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构式意义
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释人类多样化的语言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认知语言学主张语言研究必须探讨语言的心理表征系统， 即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构式（construction）是语言中的象征单位，Goldberg 在构式语法中将其定义为：有特定语义的句法结构， 构式体现形式和功能的约定俗成匹配。
从构式角度来看，“尔欲吴王我乎”为SVO句型的单宾语构式。在语符排列次序上这些构式都为“主体词+动词+客体词” ， 主体词指称动作的施动者（施事）， 客体词指称动作的承受者（受事）。这里的功能理据为：人是动作主体， 人能动地以其行为来对客体产生影响。这种基本语义语序由于人们频繁地对多类动词的使用而固化下来。其次，在题元次序排列上的主体词和客体词， 就其句法结构位置进行命名就是“主语”和“宾语”。认知语言学认为， 主语是突显的， 宾语则是其参照物， 相对不突显。综合上述讨论， 每个单宾语动词均有其独特的音义组合和题元配置（集）， 因此都是独特的构式。从这些动词构式中还可以归纳出一个抽象构式， 其题元配置通常为：“施事+动词+受事”，其句法配置为：“主语+动词+宾语”，这一单宾语动词抽象构式的整体典型语义为：“施事有意识地作用于受事”。在“尔欲吴王我乎”中，主体词即“施事”为“尔”，对应于现代汉语中的“你”、客体词即“受事”为“我”，那么动词很显然就是“吴王”，“欲”为助动词、“乎”在句尾，为语气词。
二、对动词的考察
名词和动词在分布上存在一系列的对立。当一个通常被用作名词的语言单位出现在应该使用动词的语法结构中时，或者一个通常被用作动词的语言单位出现在应该使用名词的结构中时，它们的范畴地位发生临时的改变。当临时用法的出现频率足够高时，它们会在语言系统中固化下来，由此出现一个语言表达式同时属于名词和动词两个范畴的现象。一个词在不增加任何词缀的情况下转化为另一个词类范畴的成员的现象在构词法中 称作转类（conversion）（Quirk et al 1985）。这一现象也称作功能转移（functional shift）、功能转化（functional conversion）或零形派生（zero derivation）（Crystal 1985）。
对于“尔欲吴王我乎”这一句子中“吴王”《马氏文通》说：“‘吴王’偶字本名假为外动。”后来的大部分语法著作都沿承马氏的说法， 认为“吴王”是专有名词作动词用。但是， 张文国先生却认为：“吴王”是专有名词“吴”和普通名词“王”构成的一个称谓形式， 应该为词组， 而不是词。（张文国.《左传名词研究》）。笔者不同意这种分析， 认为吴王应该是专有名词。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组合，有明确的含义，它不是赵王、秦王而是吴王。在《左传》中这种用法虽然很少，可是在其他时代的作品中却还可以看到这种用法：比如宋人说“尔欲刘豫我也”。国宝曰：“将曹爽我乎？”（《资治通鉴・晋记・安帝隆安元年）今人说“哪有时间普希金哪！”都是这种用法的遗迹和残留。对于“吴王”这一专有名词作动词用的理解涉及到对历史文化背景的理解：吴王，吴王僚，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年，被其堂兄弟公子光的刺客专诸以鱼肠剑刺杀。此处公若藐对向其行刺的人说“尔欲吴王我乎”意思是说“你想像专诸刺杀吴王那样对待我吗？”。
就文言文来看， 我们可以认为， 几乎任何一个“名词”都可以具有“动词”的语法功能， 先秦可以说“尔欲吴王我乎”， 使“吴王”处在动词的语境中； 宋人就可以说“尔欲刘豫我也”，让“刘豫”处在动词的语境之中。
三、名词动用的动因和机制
名词转换为动词并不仅仅是词汇学研究的内容，也不仅仅是一种构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体现。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观察，词类转换在本质上属于语义引申。说话人为了交际需要对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进行引申，并期望受话人能够在当前语境下推测出说话人的意图。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名词凸画一个事物，在概念上是自主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名词能够从凸画事物转变为凸画该事物所参与的过程。例如，“锯”本来指一种工具，但还能够指该工具所参与的过程，即人们使用锯来切割物体。名词转类为动词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是一个常见现象，在以往研究中受到不少关注，尤其是古汉语中所谓名词活用现象得到了广泛研究（如王克仲 1989、张文国2005）。 认知语言学对名词动用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转喻思维的研究，人们对转喻的运用离不开转喻思维所起的作用。按照转喻的常规定义，转喻即借代，用一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即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而是用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这种辞格也叫做“换名”。其中，用来代替的事物叫做借体，被代替的事物叫做本体。我们认为，这是名词动用的语法转喻特点之一。名词在转换为动词的过程中，由静态、指称义变为了动态、性质、描写义，也就是放弃其理性意义，而利用附加其上的深层内在语义特征，这种内在语义特征由名词所称谓的人或事物的性质、特点所决定，说话人以名词的概念意义作为交际的前提，以内涵意义作为交际功能的承担者以达到交际目的（刘正光2000）。
王冬梅（2010：136）从名词相对承担的论元角色来给名词动用现象分类：①工具转指动作；②材料转指制作；③处所转指放置；④地点转指动作；⑤覆盖物转指覆盖；⑥填充物转指填充；⑦结果转指动作；⑧对象转指动作；⑨施事转指动作；⑩事物转指使成事物状；事物转指领属物的特性。按照王冬梅的分类，“尔欲吴王我乎”中“吴王”专有名词作动词用属于⑩事物转指使成事物状。
四、结束语
综述名词动用现象， 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与名词的隐性意义直接相关，这种潜在的隐性意义一旦具备了一定的语境就会被“激活”。语法转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其产生和使用受到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制约，是人类认知方式的体现。名词动用的主要认知机制是语法转喻，体现了人类的转喻思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本文把名词动用和语法转喻理论结合起来，从词类范畴的类转移、单宾语构式等方面论述了“尔欲吴王我乎”中专有名词作动词用语法转喻机制，试图为名词动用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2]杨伯峻.《文言语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6.
[3]李新魁.《古汉语文言语法》[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4]申小龙，宋永培.《新文化古代汉语》[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5]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6]昊娇，《语境别义论》[J].湖北：江汉大学学报，1995.
[7]张文国.《左传名词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李君，从名词用动词看转类现象及其他[J].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9]高守纲，关于词类活用问题的再认识[J].古汉语研究，1991年4期.
[10][美]吴海波译. 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11]Goldberg，A. 1996.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yntactic Theories， [M] eds. Brown &Miller. Elsevier Science Limited.
作者简介：
赵淑静， 女，河南大学语言学在读硕士。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10962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