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响新警报:气候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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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家华 郑艳 薄旭
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在未来，需要各国加强应对能力，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
2011年3月，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与移民》的报告，对亚太地区未来可能面临的大规模“气候移民”问题拉响了警报。亚太地区居住着40亿人，在种种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中，将有大量人口面临流离失所的危险。这份报告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也把一个原本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概念推到了前台――气候移民。
气候变化催生的移民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海的卡特利特群岛，由六座环状珊瑚岛组成，是一座完全没有碳排放的绿色群岛。2006年，自由摄影师杰里米・萨顿-希伯特来到这里，不由被眼前的美景折服：“远远望去，就像是蓝色海洋中的一片绿洲。这里没有高山，没有高楼，没有工厂，只有白色的沙滩、浓密的椰林、悠闲的岛民和嬉戏的孩子。”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到了2009年，当一名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希伯特的描述截然不同的景象：“珊瑚岛平均海拔只有1米，最高处也仅为1.7米。人们站在岛的一头，能够看见另一头汹涌的巨浪席卷而来。椰树因吸收了过多的盐分而被毒死，只剩下光秃秃的残骸。当地人开始与海争地，疯狂地捡拾贝壳筑坝，但仍无济于事……”在一次猛烈的风暴过后，岛上又有几十栋房子被海水淹没，岛上的2600名居民终于下定决心撤离家园，很快，首批五个家庭迁移到了对岸的布干维尔岛。
气候移民，顾名思义，就是由于气候变化及气候政策影响导致的人口迁移行为。早在19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环境退化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使得“气候移民”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同，人们的迁移方式自然也不同，像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迁移，其“罪魁祸首”是海平面上升，人们需要永久迁移到新的居住地，这是气候移民中的一个典型类型。而由于台风、暴雨、洪涝、泥石流或突发疫病导致人们不得不离开居所，在附近避难，可称之为“灾害移民”，这类移民一般是暂时的，等灾难过去，人们大多会重返家园。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如修建水电站、风电厂、水库、防洪堤、防风林、能源林等工程，需要迁移部分当地居民，这类“工程移民”往往也是永久的。此外，中外历史上，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垦殖，加诸持续的干旱，最终导致“贫困移民”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气候移民。
不同性质的气候灾害对人口和经济财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台风、洪水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到了全部气候灾害的82%，但令人意外的是，受其影响的人口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占全部受灾人口的26%）。而干旱的发生频率虽然只占全部气候灾害的5%，却对农业人口影响最大，产生了72%的受灾人口。从1979年到2008年，全球共有7.18亿人遭受了风暴和飓风的影响，16亿人受到干旱的侵袭。同时，世界银行一份报告通过研究全球人口变动与干旱的关系，发现这二者在区域分布上确实存在关联。在西非地区，有20%以上的人口受到干旱的威胁，所以这里常常存在季节性的人口流动，每到旱季，许多以农业为生的家庭就到附近的城市打工以贴补家用，或者将家里的老人和儿童托付给其他地区的亲友，以减少家庭成员对食物的需求。
亚太：气候移民的热点区域
孟加拉国与印度边境，海瑞纳加，高波都满都每天都站在齐腰深的盐化河水里撒网捕虾，挣来相当于1.5美元的收入。在这个村庄中，高波都满都的家族曾经世代靠打渔种田为生，然而，由于潮汐洪水和飓风的频频“光临”，捕鱼数量锐减，稻田也遭到了碱性洪水的灾难性毁灭。村民们有的迁移到了新兴城市，有的迁移到了其他村庄，甚至有人非法偷渡到印度成了建筑工人。现在，高波都满都是整个家族惟一还生活在这座“浸泡在水里的村庄”的人，他说：“我的确觉得有点孤独和难过，可我真的不想去印度……但最后我可能还是会离开，因为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由于亚洲太平洋沿海地带是全球人口最稠密、气候灾害最高发的区域，各种移民类型“一应俱全”，例如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移民、极端突发灾害导致的临时迁移、生计问题导致的贫困移民和外出打工等。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中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在1980～2009年间，亚太地区承受着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85%的死亡人数和38%的经济损失；亚太地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程度是非洲地区的四倍，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25倍……
世界银行、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了全球气候移民热点地区，其中包括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而亚行则根据亚太地区的主要气候风险，预测了未来20～50年间亚太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
――沿海低洼地带。由于资源丰富、运输便利，沿海地区是全球人口最密集、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亚太地区容纳了全球低海拔沿海地区3/4的人口以及全世界2/3的城市人口。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沿海地区易受台风、洪水、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的影响，是气候移民问题集中而高发的脆弱区域。至今，亚洲人仍然难以忘记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瞬间就夺去了近20万人的生命，迫使40万人离开家园。
――河口三角洲。这些地区往往也是人口稠密地区，如湄公河下游，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发布的《2008年世界灾害报告》，2007年亚洲发生了15次受影响人数超过100万的自然灾害，其中，中国的水灾影响了1亿人的生活，印度和孟加拉国水灾影响人数也分别超过1000万。而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的强热带风暴，致使全国近半人口受灾，死亡人数近8万人。
――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太平洋小岛国是海平面上升的最早受害者，从20年前起，太平洋岛国论坛几乎每年都要讨论如何减缓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威胁，进入21世纪，一些岛国的沿海居民已经被迫搬迁。有报告称，图瓦卢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国家。然而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小岛国所受威胁最大，但它们的呼声也往往最弱。
――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中亚地区。内陆干旱地区也是产生气候移民的热点区域，在这些地方，有10%～30%的人会成为潜在的移民。而且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一类迁移行为常常成为永久性的。在中国，干旱和土地荒漠化等环境压力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中西部，许多贫困地区往往也是水资源匮乏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加剧了人地矛盾，很容易导致“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现象。
中国也有气候移民
宁夏中南部的干旱山区，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这里山大沟深，很多村落十年十旱，居民外出打工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拉水吃。这一地区交通不便，既不适宜居住，更不适宜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先后实施了多次“生态移民”工程，累计异地搬迁66万人。
红寺堡原本是个隐没在戈壁荒滩中的地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无飞鸟，地上石乱跑”的荒漠，然而自1999年起，这里就逐渐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扶贫移民区。来自宁夏、陕西、甘肃等省区的20万移民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建设了现代农业、新型工业，还完成人工造林120多万亩，把这里建成了“人工绿洲”。
然而，即便是像红寺堡这样有“旱海明珠”之誉的移民新城，面临的最大难题依然是环境与气候。红寺堡所在的宁夏中部地区处于干旱风沙地带，生态脆弱；土壤含盐量高，水土流失依然严重；而地下水资源的匮乏，也让人担忧供水能力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
事实上，放眼整个中国，环境与气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异常气候频繁而且大面积地发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限制因素。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0亿元。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曾表示，中国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3000亿元，占GDP的1%～3%。
气候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样有巨大的影响。青藏高原处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50多年来，青藏高原气温显著上升，间接影响到整个亚洲季风区域变化，甚至可能形成愈来愈严重的“南涝北旱”。研究人员发现，我国的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布高度一致，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我国的贫困人口，有八成居住在生态敏感地带，而我国的贫困地区也多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气候变化使得许多靠天吃饭的地区生计难以为继，贫困人口返贫率升高，许多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等地也正是贫困移民或外出打工最集中的地区。2011年初，陕西省正式展开一场为期十年、规模远超三峡工程移民的大迁徙计划，预计耗资1100亿元。这次移民涉及240万人，主要是迁移受极端灾害和贫困双重困扰的陕南地区民众，被认为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移民。
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
国际移民机构（IOM）是负责国际移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对于“气候移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2010年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就专门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气候风险，对移民方式的影响也不同，应对策略应该因地制宜。长时期持续的气候风险，如干旱导致的移民问题，常常与贫困联系在一起，需要与国际发展援助、地区资源开发和减贫目标协同考虑。而短期突发的气候灾害如台风、洪涝，则会考验一个国家的灾害应急管理能力。此外，移民政策的制定，还必须关注移民行为对于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的不同影响，综合考量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只有未雨绸缪，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才能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的公约内机制，一是国际机构、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主体在公约以外通过各种途径采取的适应行动。目前，气候公约正在成为主导力量，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波恩会议上，各国讨论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问题，并探讨了可能的合作应对机制。
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各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比如一些突发的气候灾害，一旦政府应对失当，就有可能引发短期的大规模移民潮，甚至造成国际难民，引发国内或国际的政治危机。在未来，显然需要各国在政治、外交和移民管理领域加强应对能力、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其中包括：
第一，改进现有的国际法对于“难民”权利的规定，为环境难民和气候难民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1998年，发生在中美洲的飓风米奇（MITCH）造成2万人死亡，200万人逃离家园，从受灾地区大量涌入的难民，使得美国入境人数在灾后一周内激增60%，为了应对这一非常事态，美国移民部门给来自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受灾地区的15万难民实施了“临时保护状态”的救助政策；
第二，完善现有的适应资金机制，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将被淹没的小岛国率先解决贫困与生存移民问题。目前，国际社会达成的资金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比，还是杯水车薪，需要发达国家正视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尝试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足够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
第三，加强地区间的双边与多边协作，促进发展与适应的协同。除了继续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之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的潜在压力。比如一些跨境河流，容易造成水资源利用争端，或者因上下游洪涝灾害导致短时间的跨境难民问题，这需要加强水资源共享和流域治理方面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目前中国就在积极发展东盟经济贸易区，结合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环境协议，推动湄公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流域下游的脆弱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投资或援助建立气候防护基础设施项目，既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有助于减少或避免可能危及中国边境安全的气候难民事件。
第四，在国际社会建立一套灵活应对的气候移民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建立相关的气候灾害保险体系，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交流等。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人口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侨民和移民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处，近些年发生在国外需要救助驻外公民的突发事件增多，这有助于政府总结经验，更好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国际移民问题，处理好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移民事务，有助于中国体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保障公民安全及人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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