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的开端与“赏玩”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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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认”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转折点之肇端，“五四”自生发之始，便已逐渐进入论说场域，乃至成为无法绕开的重大“事典”。迄今为止，学界不断“重返‘五四”，反复描摹“历史现场”，这一行为，为钩沉潜存的思想资源、启迪时人的思维心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替学术生产持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
　　“五四”究竟有何特殊意义，蕴蓄何种新生能量，能令人一再回返挖掘？每当意欲谈论“新”，乃至于“开端”之时，难免想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语，虽似几近陈词滥调，不过，细品也仍有理蕴。任何“时事”，向上追溯，总可觅见暗自涌动的开源之流;任何“古迹”，向下追踪，也总可寻得若隐若现的幽灵魅影。今日的我们，仍在强调“五四”作为“开端”与“终结”的意义，并非意指在这个瞬间，有一物戛然而止，一物滥觞发覆，而是它意味着——某些往日相对微小的、不那么为人所重的思想行止，在“五四”的这个时刻，将开始以干钧之力裹挟时代洪流而来;而那些往日习以为常的、众人皆视之当然的思维模式，却即将被逐步扫荡一空，唯有些微余绪，流连萦绕不去。
　　回观“五四”，或许可说，其时“文学的征战”已初露端倪，而“文字的赏玩”却渐为湮没。推至上古，虽也早有将文学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说，但究竟能否“流芳”，可否“不朽”，古时所重，仍为对文章间字句气韵的细细推敲打磨
　　换言之，主要仍从文学“本体”出发。宋代范文正公作《严先生祠堂记》，收尾四句歌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的朋友李太伯看见，就告诉他：“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他问何字，李太伯说：“先生之德不如改先生之风。”他听了很高兴，就依着改了。“德”字与“风”字在意义上固然不同，最重要的分别还在声音上面。“德”字仄声音哑，没有“风”字那么沉重响亮。“五四”之后，却已极少见谈论文章的炼字、气息、节奏，以及行文的脉动、节律、风韵等，有关这些对象的着意讨论，其领域逐步缩小，渐似仅仅退缩到诗歌一隅，再也无法盛行于诸种文章体裁，尤其遑论杂文与小说。
　　在某种程度上，“五四”之后，对于这些对象的不再在意与少有言说，以其悄无声息昭告了文字赏玩的终结，昭示着文学品鉴的尾声。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绍兴家居日记抄》中写下：“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萝墙一带，古书干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地，而吾将终老乎其间。”显然将文学视作一方别样天地，徜徉其间，借之品玩生命意蕴。即便一向被目为斗土的鲁迅，在“五四”之前，也多有发露自身对文学“艺术迷恋”的时刻——1910年11月15日，在致密友许寿裳的书信中，鲁迅这样写道：“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耳。”无独有偶，行至1912年岁尾，鲁迅又写：“审自五月至年莫（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依此以逸书作“醇酒妇人”之说，依此将古籍拿来“以自怡悦”之述，鲁迅笔下赏玩文字、乐陶其间的品鉴意蕴，自不待言。
　　然而，“五四”之后，“文学”已然再也不能凭心中情感的自然流露，脑海思绪的自然涌动，以绵绵无尽的咏叹、沉思与默念，来使得自身得以醒目地彰显。穆勒在谈论文学时，曾道：“雄辩是被人听见的（heard），诗是无意中被人听见的（overheard）。当言说非自身就是目的，而是达到一种目的之手段时……当情感的表现带着有意要在旁人心上产生一个印象时，那就不复是诗而变为雄辩了。”在他而言，仍然希望能够将“诗”（即“文学”）与“雄辩”做出区分，不欲将二者混为一体，如若目的性过强，那便是雄辩而不是诗。可在“五四”之后，“文学”与“雄辩”日益趋同，甚至于时代要求“文学”就是“雄辩”，并且要求“文学”是能够打动更多人、更深刻地打动人的高效率、高效果的雄辩。
　　如此一来，历经“五四”，“文学”之于人们的心间认知便悄然发生了改变。它不再如以往那般，能够仅凭己身而达至自足，诱使有缘人前来流连玩赏，而是必须被迫承担起社会分工下的角色、功能与使命，方能真正得到认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番话，迄今已然人尽皆知：“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这一作为“神经”“手足”“武器”的文学使命，在“五四”之时，虽未像30年代这般明确地提出，但已在新青年同人们的提倡之下，渐次渗进了文学活动的每个角落。此前，我们似从未看到“双簧信”这般的巧计安排，来极力鼓动文学语言讨论的声势，硬生生造出一个“争论”的态势来。“文学”不再是三两素心之人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是成了整体的社会战场之一角，成了整体征战的一个缩影。在此处，有排兵布阵，有调兵遣将，有统筹规划，有战局谋略。“文学”自身及围绕其展开的讨论，以两军交战乃至多方混战的方式展开，而这一“文学与讨论”的合集，又被统摄为一个整体，从而涵括进了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个更大的战阵之中，要求它快速并高效地发挥“思想引领”“启迪新民”“熏浸刺提”的多重功能。
　　如此一来，竟似将文学的“发挥作用”，造就成了一个悖论。过分注重“发挥作用”，文学便成为思想的图解，不够迷人;迷人的文学，总是细细琢磨并追求着“艺术”的造诣，不太过分关注目的性指向的。即便是日后极力强调文学“战斗性”的鲁迅，也仍然承认：“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須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沪案（五卅运动）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
　　为求“文学”发表后，在战场上能够“短平快”地及时取得充分效应，便要有“锋芒”，有思想倾泻的渴切与锐度;而一旦如此，则又使文章“锋芒太露”，毕竟，即便在鲁迅看来，这“诗”与“文章”，也须有一番酝酿，方能成就“诗美”的佳品。正所谓“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练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在一时的意气激荡之下，或是只受时代思潮的鼓动之下，不加细品深思心头意绪，仅仅任凭笔下鼓荡一挥而就，文学作品便难免不够曲折，不够美，也就无法如同预期般深切地打动人心。“五四”是属于青年中国的时代强音，个中呐喊，虽以其激切，常自振聋发聩，却似总少了些许回味。
　　时至今日，回望“五四”，已然时隔百年。定格文学佳作的长廊，沿途细听，内中时蕴黄钟大吕之声，多为力求震撼人心，将旧日迷思一扫而空，洗涤荡尽，却少有宛转琴韵，更难闻引人人胜的婉曲情致。将文学作为“征战”的投枪匕首，虽也自有其独特造形，却难免令人观之凛然生畏。凡人若是接近尚且不愿，更遑论会自行生发出让文学“这颗迅疾无伦的子弹穿过自己的身体”，带去身上的腐肉与秽血的意愿。如今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已然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稳步发展”，似已无须为“迎头赶上”而拼命追求“一步百年”。“战场”上弥漫的硝烟与迫促的氛氲已然渐渐散去，不妨收受“五四”给予我们的遗产，秉承那因“征战”而一以贯之的雄强的、勇于争斗的意志，却在中西和洽的互动中，在“共同体”中静下心来沉潜发覆，将“赏玩”再次召唤至我们的视域之内，稍作喘息并沐浴“余裕”，在休整与养精蓄锐的过程中细细琢磨，为“精神”更为久远的持续性发展，提供更为绵长柔韧的整体性的思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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