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要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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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国家危亡之际，元好问毅然承担起保存历史文化、延续道统文脉的历史使命，并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大动荡时期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在他的诗歌中，“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和文学三个方面。
　　关键词：遗山诗 历史责任感 担当精神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他学问深邃，著述宏富，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元好问出生于金朝昌盛时期，青少年时代足迹遍布晋鲁甘陕多地，饱览山川美景，拜访硕德名儒，父兄师友讲习，渴望建功立业，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快意时光。年甫弱冠，蒙金燃起烽火，蒙古大军频频南下，金都被迫南迁。此后二十年间，金土日蹙，国力日衰，直至灭亡。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毅然承担起保存历史文化、延续道统文脉的历史使命，并通过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大动荡时期错综复杂的深刻矛盾和人民的深重灾难，其中蕴含的担当精神和沉郁真挚的情感直抵人心，打动了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
　　狄宝心先生在《略论遗山精神》一文中，将元好问“以时代的需要为宗旨，苦心孤诣、执着不多、不惧谤伤，不惜代价”的精神称之为“遗山精神”，并从终极关怀、历史使命和存种志向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就元好问的诗歌而言，其“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历史使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二是文化，再是文学。
　　元好问有保存历史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存史意识。当蒙古军队围困汴京时，他曾“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南冠录引》）。从羁管山东开始，他就立志保存一代金史，筑野史亭，撰写《壬辰杂编》，编纂《中州集》，希望将金代百二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他的纪乱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金末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堪称是金末动乱社会的“诗史”。
　　早在避乱河南时期，诗人就将笔触指向蒙军的野蛮掳掠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抒发重振国威、抗击入侵者的壮志豪情。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三月，蒙古军队屠忻州城，十万人死难。贞祜四年（1216），听闻蒙古兵又要南下，元好问遂携家避乱河南。途经石岭关时，有感而发，作《石岭关书所见》一诗。诗人怀着无比沉痛悲愤的心情，记述了家乡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蒙古军队的骄横气焰与残暴行径。诗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有今与昔的对比，有备战军队与逃难民众的对比，还有死难者与幸存者的对比，抒发了诗人对蒙古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无比愤慨和对金军无能的强烈谴责。结尾处通过赞美高插云霄的系舟山，流露出击退强敌、收复河山的雄豪气概。整首诗风格抑郁悲壮，抒情悲怆激昂，可谓元好问丧乱诗的奠基之作。
　　隐居嵩山及三为县令时期，他的纪乱诗围绕时局动荡、战乱不息、国家内忧外困展开，刻画旱涝虫兽等多种灾害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或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如《驱猪行》就是元好问移家嵩山亲历生产劳动后所写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写农民驱豪猪保田的辛苦以及被催征租税的悲惨遭遇，揭露官府对农民的盘剥，表现了诗人对下层劳苦民众的深切同情。《麦叹》通过描写诗人种麦时的各种窘境，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灾荒中生活之艰难。诗人由己及人，联想到普天下躬耕者的艰辛苦困，进而为他们鸣不平。或从官员的角度立意，如《内乡县斋书事》直击金末弊政。诗写繁重的赋税、疲惫的民力，加之饥荒战乱之际无人愿意入粟佐军，卖官鬻爵已失去了市场，而朝廷又催索无度，时任内乡县令的元好问左右为难，毫无良策，作此诗以感怀。又如《宿菊潭》直抒百姓苦难。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刚出任内乡县令三个月的元好问，外出視察民情时，目睹了农民迫于租税难以为生的惨状，遂作此诗。他在县令职责和做人良知的冲突中纠结心痛，替朝廷催租与为百姓解困的矛盾无时不在撕裂着诗人的灵魂。正大八年（1231）蒙军攻破凤翔城，元好问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作《岐阳三首》以抒胸中忧愤与悲怆，将悲凉的感情渗透在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气象雄浑，刚劲苍凉，极具震撼力。
　　在京为官至金亡羁管时期，诗人纪乱诗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以更为密集的作诗频次记载了发生在天兴初年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汴京被围，哀宗出奔，崔立降蒙，两宫北迁，官员北渡，幽兰轩自缢，蔡州城破，金朝灭亡等，借以抒发国破家亡的深创巨痛。这些诗歌多以时间、事件为题，采用组诗的形式，“诗史”特征更为明显。蒙古军围困汴京，粮尽援绝，哀宗出逃，诗人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描述围城中的悲惨情景，揭露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汴京陷落，两宫北迁，亡金官员被押往聊城，出京之前，诗人作（《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等诗以抒发社稷丘墟之情;北渡途中，眼见蒙军大肆掳掠烧杀，场面悲惨，触目惊心，作《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羁管聊城时，又作《淮右》《十二月六日二首》《甲午除夜》等诗来抒怀。这些哀悼金国的挽歌多选取宏大意象，意境雄浑壮阔，感情低沉压抑，风格苍郁悲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山东返乡时，诗人作《怀州子城晚望少室》《续小娘歌十首》《再过新卫》等诗，记述蒙军四处征兵、侵扰百姓、践踏人类文明的暴行，描绘村落残破凋敝、十室九空的景象，表达忧国忧民情怀。直至晚年，他还写了《雁门道中书所见》记述官府的横征暴敛，“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揭露蒙古统治政出多门的混乱，反映农民遭受的多层盘剥。
　　元好问的纪乱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起到“诗史”作用，究其原因，与其熔铸在诗中沉郁、真挚的感情密不可分。清人赵翼称遗山诗：“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吴汝纶亦日：“沉痛激烈，神似杜公，干载以来不可再得。”元好问的伤时纪乱诗，就艺术概括力和情感的真挚而言，确实为杜甫以后所少见。他与杜甫一样，饱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经历了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但二人又有所不同：杜甫亲历的安史之乱属国家内乱，毕竟君国还在，复兴还有希望;而元好问所亲历的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沧桑巨变属亡国之难，君死国亡，自己也沦为阶下囚，被羁管长达六年。就这一点而言，元好问比杜甫更绝望、更不甘心，郁结之情更浓烈。这些情感一旦发为悲歌，其内在的情感律动就会如石击渊，直指读者心灵，激荡读者情感，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等句，诗人泪眼向天，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字字血泪，声声悲愤，体现了对蒙古侵略的愤慨以及对国家人民的拳拳之心。 　　元好问以天下斯文为己任。在身处山川流血、政权更迭的大动乱时期，他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与亡天下的根本区别，深知当务之急就是挽救将要沉沦的中原先进文化，救民于水火。他自觉地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向耶律楚材推荐中原人才，奉忽必烈为儒学大宗师，周旋于蒙古权贵门下，不惜被人误解，遭人指斥，为的就是传承与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先进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元好问不仅身体力行，还利用一切机会将这一思想传达于人，勉励他们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可以这样说，晚年的元好问早已跨越了民族、政权的樊篱，以文化传承为第一要务，如《赠冯内翰二首》。蒙古太宗八年（1236）冯璧过冠氏与羁管于此的元好问相见，故旧重逢，恍如隔世，感慨万千。所幸的是冯璧虽然历经磨难，仍是精神矍铄，神采飞扬，谈笑风生，依然是中流砥柱、故国世臣之风范。分别之际，元好问作诗以赠，赞颂冯公像傲霜的松柏一样坚守气节，担当起传承中原礼乐文化之重任。全诗感情沉痛，语气却极为坚定，与亦师亦友的冯璧互为勉励，对传承中原礼乐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答公茂》是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诗人自东平返乡途经辉州与姚枢的赠答诗。是时，任蒙古燕京行台郎中的姚枢为避祸弃官，携家人隐于辉州苏门山下。元好问诗力劝姚枢出仕，既为了百姓苍生，也为了文化的延续，表达了诗人以文教礼乐治国的一贯思想。面对强悍的蒙古政权，元好问与姚枢都非常清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传统文化去同化他们。儒家的仁爱之心，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都需要有人去解读阐释，去宣传灌输，所以元好问劝姚枢等待机会，伺机出仕，担负起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十年之后，姚枢接受忽必烈的征聘，成为元初重要的谋臣，预议朝政，参定制度，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表面上看，此詩写得冠冕堂皇，似乎一味地为蒙古政权歌功颂德，但在“黄图赤县风流在，碧落银河病眼宽”这一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表象下，是二位儒者在直面现实、顺应历史潮流背景下所进行的高层次对话。只有透过表面现象，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才能读懂此诗的深刻含义。
　　在赠答晁国章、刘仲修、崔梦臣、郝经等人的诗中，元好问也都劝勉他们在传承光大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为推动国家的文治贡献力量。《答晁公宪世契二首》作于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春元好问自山东返乡途经高平时。晁国章系名门之后，源渊有自，教授乡里，颇有声望。元好问称赞他培养了众多的优秀生徒，在沧海横流的乱世之中，让礼让恭谦的风气在高平延续不断。时代需要像晁国章这样的传道授业者来传承光大传统文化，元好问勉励他要一如既往地让百姓敬法孔孟之道。（（送崔梦臣北上》一诗是蒙古宪宗三年（1253）二月元好问在东平时所作。东平幕府并州贵胄崔梦臣将要北上效力朝廷。“西园此日盛徐陈，凤阁鸾台气象新。由来草创资润色，况复天造须经纶”，诗人热情地鼓励即将北上任职的崔梦臣，要大展身手，有所作为，为国家的文治效力。全诗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在激励劝勉中，也寄托了诗人用中原文化影响、同化游牧民族的希望，遂借送别来表达文教礼乐治国的一贯思想。《赠答雁门刘仲修》为诗人晚年乡居之时所作。行省郎官刘仲修乘公务之便顺路拜访元好问，并以诗相赠，诗人遂作此诗以答。“东壁图书欣有托”是诗人对刘氏的厚望与嘱托。元好问希望刘仲修能以职务之便，继承刘向之事业，整理保存图书典籍，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做贡献。作为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元好问深知保存史书典籍的重要性。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将这一存史思想传达于人，勉励他们以历史文化为重。此诗写得自然流畅、轻松随意，在貌似一般的应酬赠答中，蕴含了诗人强烈的使命感，体现了他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一往情深。
　　元好问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在文学方面。他在28岁时仿效杜甫《戏为六绝句》作《论诗三十首》，从创作论、作家论等方面对汉魏以后的诗歌进行评论，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组诗的第一首开宗明义，阐述诗论的主旨和纲领，以诗中“疏凿手”自许，欲辨明诗体正伪，正本清源，表现出青年诗人欲使诗界泾渭分明舍我其谁的气魄。他在《答聪上人书》谈自己品评诗文时亦颇为自信地说：“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订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慧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力矫当时诗坛的弊端和陋习，元好问重在探本发源，辨别师古之正途，何为正体，何为伪体，务使清者自清。
　　面对金代诗坛风雅沦丧的现状，元好问在《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赠答杨焕然》《赠祖唐臣》等诗中都予以猛烈抨击，倡导尊唐师古之风。他不仅反复吟咏“诗亡久不作，雅道不复陈”（《赠答杨焕然》），“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别李周卿三首》其二），“大雅久不作，闻韶信忘肉”（《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在（《赠祖唐臣》中亦云：“诗道坏复坏，知音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充满对诗道久坏、雕饰巧伪盛行的担忧。元好问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金中后期诗坛新奇险怪、雕琢巧饰的诗风，抨击有失天然之作，对刻意追求新奇险怪的诗人予以批评。其《论诗三十首》有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追求险怪而导致诗歌不可晓的风气是元好问所深恶痛绝的。金末师古之弊也是元好问批评的重点之一。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日：“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雠。”这些诗坛后进们口口声声标榜风雅，实际上早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扫灭殆尽。他批评诗坛不良习气，旨在促进金代诗风转变。
　　晚年的元好问对文脉的延续与继承尤为重视，特别是对张德谦、李治、曹之谦、徐威卿、高圣举等杰出诗人，明确表示“海内文章在公等”“文章正脉须公等”，寄予了传承延续文脉之厚望，鼓励他们早日成为天下文章楷模。《东平送张圣与北行》是元好问晚年在东平送张德谦北上时所作。张德谦字圣予，因在东平筑新轩而居，故号新轩，大兴（今北京）人，以文章名海内，工乐府，有《新轩乐府》，元好问为其序。张氏是元好问极为赏识又寄寓厚望的文人。他系出名门，元好问《云岩》诗序称：“圣与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风调，不减前世贺东山、晏叔原。”又序其词集曰：“予与新轩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欢。或别之久而去之远，取其歌词读之，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焉以叹。”可见二人在文学观念、审美兴趣方面颇为接近。结尾二句“海内文章在公等（兼谓李主簿仁卿），不应空老道途间”劝勉张氏要多潜心于学问。元好问将儒学文脉的传承寄托于张德谦、李治等人身上，希望他们早日成为四海之内文章、道德的楷模。全诗感情深沉，语重心长，将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娓娓道来，亲切自然，鼓舞人心。
　　《益父曹弟见过……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一诗是写给曹之谦的，诗中所记的这次重逢，当在元好问晚年归乡之后。曹之谦，字益父（一作甫），号兑斋，应州（今山西应县）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任尚书省左司，与元好问同掾东曹，有《兑斋集》。元好问与曹之谦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同为省掾，共事多年，又是通家世好，交谊深厚。二人志同道合，“机务倥偬间，商订文字，未尝少辍”，曹氏诗文多获元好问指授。诗的结尾两句“文章正脉须公等，如我何年画虎成”紧扣诗题，称赞曹之谦的诗越来越好，可谓后来居上，希望他能担当起传承诗文正脉的历史重任。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晚年的元好问谈起金亡，早已摒弃了当年盼其死灰复燃的幻想，而是变得平和而现实。他把保存金代历史、传承儒学文脉作为头等大事，对后来居上的曹之谦寄予了厚望。全诗情感丰富，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回忆往事的辛酸和对曹氏深受病痛困扰的关心，更有对其延续诗文正脉的嘱托。
　　《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既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文化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同行晚辈的嘱托。首联“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从读书、作文写起，胸中有五千卷撑肠，诗文要二百年无人超越。这是元好问心目中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常以此来自勉，也用来激励后进晚学。三、四句“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指出先觉者的社会责任，那就是要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积极维护文道的公权力。五、六句“东曹掾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对自己金亡前后所从事的文化活动进行总结，虽用调侃自谑语气，但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耿耿不忘使命以及坚持不懈的执着都颇为自豪。最后两句“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是对传承人的殷切嘱托，道统文脉的传承，要靠徐威卿、曹之谦、高圣举等人。作为病中的绝笔之作，诗人认为自己大半生的努力是值得的，而且事业后继有人，是欣慰而无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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