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成己达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学习”的真义
　　打开《论语》，开篇便是（《学而》，《学而》第一章，劈头便是一个“学”字！这一今天看来太过普通的汉字，却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础，更是一个人开辟鸿蒙、成长壮大、安身立命的必由之路。对于广大青年学子而言，如果轻易将此一“学”字放过、错过，则损失大矣，遗憾多矣，悔之晚矣！
　　《礼记·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由此可知，为学之道，不仅关乎个人成长，而且与家国天下在在攸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学”作为人生第一件大事予以彰显和倡导的，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人。《学而篇》开宗明义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时习”，正是“学习”二字的出处。但“学习”的真义在文言被白话所取代的今天，却不易觉察地被“白话今译”的通俗化解读扭曲和阉割了。通常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學习了知识并且时常温习和复习，不也是很开心的事吗？”然而，这种理解实在太肤浅。试问如果白天听了一天课，晚上回去复习做作业到十一二点，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那么，究竟是孔子说错了，还是我们压根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原意呢？当然肯定是后者。
　　“学”的正体字写作“孥”。大概有三个含义：一曰“识”，如《广雅》：“学者，识也。”二曰“效”，《尚书大传》：“学者，效也。”三曰“觉”，朱熹《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此即孟子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
　　“习”的正体字写作“召”。《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朱熹《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说明，“习”字绝不是口头和纸上的“温习～复习”，而是行为上的反复操练，也即“实习～践行”“实践”之意。
　　再看“说”字。“说”通“悦”。朱熹解释“说”字云：“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日：“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质言之，学而不习，即学而不行，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进德修业”的喜悦的。进一步说，“学而时习之”，即“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意思，因为只有这样，学习才是喜悦的！
　　王阳明后来发挥“知行合一”之教，其大本大源，正在这里。阳明说：“知之笃切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真切处即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卷上）实则孔子早已申明此意。（《论语·述而篇》子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里的“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其义正合，故“学”与“为”，完全可以互训，皆有“行”之义。这已经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了。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呢？因为如果知行脱节，不能行其所知、习其所学，则不仅无法享受学之喜悦，甚至会让人心思散漫，驰骛外求，投机取巧，走向谄妄邪曲—途。这就牵涉为学的目的和方向问题了。
　　为学之目的
　　在孔子的心目中，为学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且看《论语·宪问》如下一章：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看似毫无褒贬，其实大有深意。孔子究竟赞同“古之学者为己”，还是“今之学者为人”？通常以为，“为己”涉嫌自私自利，“为人”总觉义正词严。然而，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往往十分可疑，试问：如果无“己”，何谈有“人”？人不爱“己”，如何爱“人”？人不为“己”，又如何为“人”？孔子的智慧，在于他绝不说那些颠倒本末的豪言壮语，绝不讨好任何人，而是实事求是，直截了当。“为己”的“为”字，可两读，既可读作去声，当介词“为了”解;也可读作平声，作动词用，如此“为己”又可解作“修己”“克己”“反己”“成己”。孔子此言，是在告诉我们：为学的目的，不在“为人”（名闻利养），而在“为己”（自反自强）。“为己之学”不是为一己之私利，恰恰是为了摆脱一己之私利，追求纯粹的、超功利的人格精进和生命圆满。《论语·泰伯》篇载：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这里的“谷”，本指粮食，引申为俸禄、名利、工作等，三年学还未想到这些身外之物，在孔子看来，真是难能可贵了！朱熹《集注》说：“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相比之下，今天的教育动辄以饭碗、就业、生计、薪资、“钱途”等物质诉求相标榜，引诱青年学子汲汲于功利，正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这样的为学目标固然也能学得一技之长，然格局和境界难免局促逼仄，难以获得生命的大愉悦。
　　孔子以“为己之学”教育弟子，成效显著。像颜回、漆雕开、闵子骞、仲弓及曾子等人，都是力行为己之学、安贫乐道的典范！《论语·公冶长》篇载：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说。
　　漆雕开比孔子小十一岁，孔子让他出仕为官，他却说自己在这方面并无自信。对于这样一个“不自信”的弟子，孔子反而“说（悦）之”，盖因漆雕开真能“不至于谷”也。宋儒说漆雕开“已见大意”，能“见其大而忘其小”，他哪里是“未能信”，实在是无暇废学和不屑做官罢了。
　　无独有偶。《论语·雍也》篇载：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
　　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闵子骞言下之意，别用爵禄来干扰我的清静，若再来找我，我只有逃离一途了！由此可见，孔门弟子真是气象万千，其中既有安邦定国的能臣，也有视爵禄如敝屣的高士。你很难想象如此优秀超拔的弟子，是由一位俗不可耐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孔子对于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涵融阔大的，既主张积极追求人生价值的彰显，故能勇猛精进，奋发有为，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同时，孔子也主张审时度势，“不忮不求”，“从吾所好”，“用行舍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绝不因外在情势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这便是为己之学的纯粹境界。今人多以为孔子教育学生，就是为了干禄求仕，实在是无知妄说，误人子弟！ 　　孔子的“为己之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荀子直接以君子小人来解读为己、为人之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又，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王安石则以本末论学问，说：“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已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说明“为人”与“为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本末一如，只有坚实“为己”，才能切实“为人”。朱熹也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学七·力行》）
　　由此可知，“为己之学”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学问。向外求，只会驰骛于名利，无休无止;向内求，则可“学然后知不足”，深造自得，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为学之态度
　　为学之目的已如上述，为学之态度又当如何呢？检寻《四书》，略有以下三端：
　　一是诚实严谨。为学求知，要在诚实，切不可自欺欺人。（《论语·为政》记孔子告诫子路：“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言下之意，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最佳态度。《述而》篇又记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不知而作”就是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孔子说，我没有这种毛病。还有一次，孔子甚至说：“吾有知乎哉？我无知也。”从不讳言自己“无知”，这正是“为己之学”的应有态度。这种摆落一切名相俗谛的境界，如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本身便是一种大智慧。许多中外先哲常常自视阙然，认为自己所知有限，其实并非故作谦虚，而是智慧圆满的自然表现。
　　诚实之外，尤须严谨。《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知孔子发言遣论，著书立说，一定遵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不能文献有征，言之有据，绝不信口开河，标新立异。这种实事求是、严谨笃实的学风，奠定了中华“学统”的坚实基础，影响了后世无数读书人。
　　二是好学乐学。在《论语》中，“好学”一词反复出现，且被提到极高地位。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这是孔子唯一一次自夸，却将自夸的资本落在“好学”上，细思极让人动容。可以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舍“好学”之外，别无他途。孔子这句话，似乎隐含着“好学”胜过“忠信”之意。唯其如此，他才会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盖指“忠信之性”，“习”便是后天“习染”，隐指“好学”。正是“好学”，让原本“相近”的人，渐渐拉开了距离，甚至凡圣之间，渺若河汉！《论语·季氏》载：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
　　下矣。”
　　这一章看似孔子将人之根性分作上、中、下三等，实则蕴含着一种更大的“平等观”，也即“学习面前，人人平等”！
　　“人不学，不知道。”一个人若不能“下学”，又焉能“上达”？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正是隐含着对不学之徒的批评。孔子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学、好学、乐学，可以说是为学的三境界，孔子一生精进，“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三种境界皆已一一超越。
　　“好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智慧，可以规避许多弊端。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皆属正面价值，然若一味追求，不以“好学”来调节，便会过犹不及，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诸多弊端。《中庸》所谓“好学近乎知”，正此意也。
　　三是敏求不倦。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里的“好古”，实即“好学”，而“敏以求之”则是勤勉努力、毫不懈怠之义。孔子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又赞美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种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精神真是令人高山仰止。《大学》第六章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说，世间万物之理，唯有用心用力、持之以恒地去鉆研，才有可能“豁然贯通”，一通百通。所以，就为学的态度而言，大概不外乎“四心”——诚心、敬心、乐心、恒心。有此“四心”，为人必有主宰，为学必有所成，信可知矣。
　　为学之方法
　　说到为学的方法，可谓见仁见智。通读《四书》，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一日学思并进。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子日：“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在学与思之间，似乎更重视“学”。这一点被荀子继承下来，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之所在。古希腊哲学有“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的二元分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静观冥想”为人生最高境界，直到近代，才形成了关注“公务事务”、注重“行动的人生”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叔本华说：“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甚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可见，在学思之辨上，西方哲学比较重视“思”，而中国思想则比较注重“学”。但总的来说，学与思当齐头并进，不可执一而偏废。 　　二日博文约礼。（（论语·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教居首。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可见孔子强调博学多闻。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但孔子绝非唯知识论者，博学之外，同样重视践行。故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博文”强调“知”，“约礼”强调“行”，其实便是“由博返约”“知行合一”。孟子继承此点，提出：“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孔子还说：“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即是“下学”，“约之以礼”即是“上达”。又，《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谓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其善性。朱熹《中庸》注说：“尊德性，所以有亡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教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上达“尊德性”，强调“下学”功夫。陆九渊则认为当以“尊德性”为先，所谓“先立乎其大”，然后读书穷理。窃以为，“博文”即“道问学”;“约礼”即“尊德性”。又，《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百虑，便是“博文”;同归一致，便是“约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执一而论，更不可偏废。
　　三日温故知新。《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温故”与“知新”非并列关系，实递进关系，意谓只有能够在已有的旧知识中悟知新的道理者，方可以为人师。这与《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的说法，如出一辙。又，《论语·子张》篇载：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
　　好学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正是“知新”，“月无忘其所能”便是“温故”，二者结合，自可举一反三，盈科后进。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即表示，自己的治学方法深受子夏此句教言之影响，可见好的学习方法见效之速，化人之深。
　　四曰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前面说过，孔子之学绝非仅是博闻强记，更注重躬行践履、身体力行。这里“一以贯之”，亦可理解为“一以行之”。孔子痛感如子贡这样聪明的弟子，仅关注“闻见之知”，而不能力行“德性之知”，近乎赌咒发誓般地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言下之意，你们不要只听我说了什么，更要看我是如何做的啊！这是“行教”更重于“言教”的最佳实例！故（（中庸》第二十章云：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学、问、思、辨、行，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实在“行”上。宋儒程颢“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近思录-为学》），正为矫正学者重知轻行之弊。此儒学所以为实践之学也，亦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教也。
　　为学之境界
　　儒学乃人需之学，故为学之境界必落实在人格的养成及修为的提升上。约略言之，盖有四境：
　　一日自信不惑。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经过十五年努力，“三十而立”，这个“立”，便是立于学，立于礼，立于道，此时的孔子早已有“自信”，故能“守死善道”，一往无前。至其四十岁，终于“不惑”，这时的孔子，便是一“智者”，因为“知者不惑”。孟子也说：“我四十不动心。”这个“不动心”，正是“自信不惑”。何以能“自信不惑”？舍“好学”末由也。《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说的正是此意。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自得之也。”为学若能“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则自然能达致“自信不惑”之境。
　　对此，王阳明亦颇有会心，曾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日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我們今天常说“文化自信”，其实若无“文化”，又何谈“自信”？
　　二日乐以忘忧。为己之学，学到一定程度，便是乐境，无往而不乐也。《论语》中“乐”字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篇载弟子所记夫子平日气象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又载夫子自道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类似例子，所在多有。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子子·尽心上》）颜回“不改其乐”，孔子“乐以忘忧”，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无不是“见其大而忘其小”的乐道境界！
　　明代儒者王艮（《乐学歌》云：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伺-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如此妙语，读之真令人神往！我们熟知的一副对联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窃以为将“苦”字改作“乐”，方得为学三昧。若读书只是痛苦，如《儒林外史》中“名士”“举人”“选家”之流，恐怕还是为学道路上的“弃材”，只能劳碌终生而“不得其门而入”了！
　　三日变化气质。学问到了一定境界，人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通常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此意。孔子一生进德修业，最后的气质也是雍容廓大，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弟子记录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皆情态之两极，极难折中，而孔子偏能调和于一身，出入无间，自然自得，此即未发之中、中节之和。此即所谓“圣贤气象”，中节适度，直与天地相似，无一丝造作勉强，故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也。
　　后儒对此多有发明。如程颢说：“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又说：“不学便老而衰。”“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近思录》）明道为人，气象雍容，温和纯净，朱光庭见而叹之日：“光庭在光风中坐了一个月。”其门人刘安礼说：“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近思录》）又，张载《语录钞》也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
　　四日超凡人圣。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强调“神人之辨”，主张“原罪”和“救赎”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并不乞灵于“上帝”，故强调“人禽之辨”，主张“自别于禽兽”，从而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如此，在“人禽之辨”基础上，还有一“凡圣之辨”，认为哪怕是一普通人，都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从而完成人的“内在超越”。没有此一种本源性文化价值观，中华文明不可能走到今天。
　　孔子正是这一本源性文化价值观的开创者和力行者，他用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内在超越”。从十五岁志学开始，孔子一生不断攀登，学不厌，诲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人、知命而知天，终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之化境，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天人合一”“超凡人圣”。
　　这一“超凡入圣”之境界，固非我辈凡夫所可企及，然切不可因自己达不到而全然不信。须知人的根性有不同，努力有差别，追求有分歧，以己之局限而度人，正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又须知圣人也是人，不是神，既然西方人连“神”都敢信，为何我们就不敢信“圣”、不能信“賢”呢？圣贤追求而不是神灵崇拜，正可见出中华文化之理性精神和人道情怀。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451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