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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我”冲突与自我寻求

作者:未知

  摘要:欧茨在《大瀑布》中刻画了边缘人于时代变迁下波澜起伏的命运,展现了女性、同性恋及底层民众在个人与社群的冲突面前,焦虑、挣扎的生存困境。为了消除冲突和焦虑,边缘人大都先向社群靠拢,选择从俗共生,然而泯灭了自我;其后,便高扬个性、反叛社群,却缩限了自我;最后,边缘人懂得在群性与个性间保持平衡,在参与社群的同时实现了自我发展。
  关键词:《大瀑布》 欧茨 边缘人 沖突 自我寻求
  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长篇小说《大瀑布》看似是一部围绕“寡妇新娘”阿莉娅展开的家族传奇,实则是一部揭露20世纪美国社会及家庭内部隐藏冲突的严肃小说。小说集阶级矛盾、性别歧视、同性恋问题、科学与宗教的对峙、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等于一身,是欧茨“巴尔扎克的野心”最有力的展示,也彰显了其“为无法发声者发声”的创作原则。
  这些“无法发声者”正是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在欧茨笔下表现为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薰衣草恐慌”时代的同性恋以及沦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受害者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焦虑困境源自个体(individual)与社群(community)的冲突,即个性发展与社会要求或期许之间的矛盾。欧茨曾谈到,她要书写她那时代里的“噩梦”,以及展现某些个体如何走出“噩梦”、觉醒并走向未来。《大瀑布》中的边缘人也是在矛盾中焦虑、彷徨、挣扎,在时代的急剧变迁中,诉说着他们大部分人从消解自我、缩限自我,到最后实现自我发展的自我寻求历程。
  一、从俗共生,消解自我
  共生(symbiosis)意味着对社群的依赖,个人放弃自由和自主性,转而全盘接受社群赋予他的角色、责任及行为规范。《大瀑布》的故事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这段时期见证了美国从保守、沉默的50年代走向自由气息弥漫的六七十年代。而自由的可能性总会引发焦虑,女性是坚守传统角色还是拥抱独立自主,同性恋是保持沉默还是敢于发声,底层民众是忍受压迫还是争取权利,这些边缘群体在“自由”里焦虑着。为了回避焦虑带来的不安,《大瀑布》中的边缘人大都无意识地先向“社群”靠拢,用“共生”或者“从俗”消除自己的焦虑与孤独感。
  《大瀑布》开篇的故事时间为1950年。女主人公阿莉娅是当地有名牧师的女儿、年近三十还未成婚的“老姑娘”、某音乐学院才华横溢的声乐教师。社会传统对女性成婚年龄的要求,即所谓三十岁是女人开始被遗忘的年龄,阿莉娅曾对此嗤之以鼻。阿莉娅是一位潜在的女性主义者,可惜受到了父母为代表的权威、传统规范及内在超我的无意识压抑。当真实的自我与社群的期望发生冲突时,阿莉娅选择顺从后者。“仁慈的上帝啊,赐予我一个人吧。让我的生活从此开始。我求您了!”眼看女性朋友们都已结婚生子,阿莉娅开始焦虑,她甚至甘愿用自己的灵魂去换取一枚订婚戒指。阿莉娅想要的只是婚姻,像同时代的女性一样,成为乖巧顺从的孝女、“完美的新娘,完美的儿媳”。阿莉娅自我肯定道,那才是正常的年轻女性应有的生活,但又暗自排斥、焦虑,甚至疚责。阿莉娅的生活充满了自我矛盾,她鄙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竭力迎合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如美丽、矜持、知礼、不参与男人们的谈话。醉酒后的她,在新郎吉尔伯特面前暴露出的对性的渴求及其丑陋的面貌,不禁让吉尔伯特发问:“这还是牧师的老姑娘女儿阿莉娅·利特莱尔吗?”“从俗”是自我的最大毁灭者,然而它又是大多数人避免与社群的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焦虑的方式。阿莉娅在选择顺应社会伦理规范的同时,将自己塑造成与同时代大多数女性无异的“机器人”,虽避免了冲突和焦虑,却消解了自我。
  吉尔伯特和阿莉娅一样,都是棋盘上的棋子,却“还以为自己是棋手”。他们无意识地遵从父母的意愿,接受父母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价值观赋予他们的角色和责任。“这是她扮演的角色”,律师德克一眼洞见阿莉娅为丈夫守夜的动机。而吉尔伯特作为一名野心勃勃、前途无量的牧师,同样囿于自己的身份。“野心勃勃的年轻牧师需要一个精明能干、成熟负责任的妻子”,他势必在信徒们面前“证明”自己,赢取他们的信心和尊重。此处的“需要”和“势必”对于吉尔伯特这样一位同性恋兼自然科学爱好者来说,不免显得软绵无力。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阴霾还未消散,又迈人了沉闷的冷战和麦卡锡时期,新保守主义兴起,背离传统价值观的人被谴责为群体中的异类。同性恋早已被精神分析学家判定为一种心理疾病,在麦卡锡时期更是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或“国家叛徒”的标签。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和权力机构的规训及潜在惩罚的威胁息息相关。疑似和吉尔伯特曾经相爱的道格拉斯,迫于世俗道德的压力和权威的恐吓,也选择“从俗…‘共生”,麻木顺应社群的规范,默默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身为牧师的吉尔伯特,更是受到宗教信仰及禁忌的约束,于是在父母的“潜移暗化”下,企图通过与阿莉娅缔结婚姻来让自己驶入“正常的”轨道,同时也附带满足自己攀附丈人、以谋取事业晋升这一世俗的功利目的。
  当个体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职责来认识自我时,他的“存在感”就开始丧失。随波逐流、不逾矩,在集体主义和普遍顺从中淹没自己,以让渡自主性的方式来规避与社群的冲突、远离焦虑,终将让自我瓦解崩塌。阿莉娅和吉尔伯特,作为女性和同性恋群体的代表,在个性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矛盾中焦虑,在“共生依赖”的选择中消解了自我。通过顺从社会规范得来的苍白无爱的婚姻,也似乎为他们之后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孤独叛逆,缩限自我
  “从俗”或“共生”是无数人在自我和社群的冲突面前自动采取的策略,“但它会反向作用:个人从俗的代价就是放弃自主能力,因此他会更加无助、无力和不安”。空虚感的侵袭,加之毫无改变甚至逐步恶化的现状,让焦虑与疚责感渐渐发酵膨胀,继而爆发出对现实的反抗。20世纪50年代寂静无声的美国,到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茶,是长期压抑的情绪在寻找到出口后的进发。阿莉娅和吉尔伯特都有思想和才华,但在世俗的社会里,他们懂得(或者被迫学会)在合适的时候不露锋芒,不参与男人们的讨论或者不违背父母等长辈们的意愿。而《大瀑布》中不少底层民众们则以屈服于权威的方式换取逼仄的生存空间。自由生长的权利被戕杀,反叛与攻击性进而展露。   吉尔伯特在新婚之后的一个清晨,便近乎癫狂地奔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景区,纵身跃入洪流的喧鸣与咆哮中。“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拴在皮带上的困兽。”吉尔伯特逐渐看清自己的处境,他感到焦虑不安,急切地想要摆脱来自权威的枷锁,逃离自己双重身份的窘境,但自认为逃脱之日于世不可期,遂无声无息地、以终结生命的方式规避在世的焦灼与苦痛。
  吉尔伯特的自杀的确是对父母权威、社会传统规范及宗教信仰的叛逆。“跑啊,跑!跑向你的生命”,死亡于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是对自由的追求。但是,自由不应该是反抗。反抗是以某种外在权力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由此得到的是“束缚了的自由”。吉尔伯特通过终结生命来获取所谓的“自由”,归根结底是对在世冲突的屈服与逃避,是内心焦虑的毁灭式解决,自我的可能性也因而被掐灭。功利社会对吉尔伯特的自杀及其原因只会轻描淡写——“失足落水”,这是对牧师自杀这一“壮举”的极大反讽。吉尔伯特为了保存部分的真我,彻底放弃大部分发展自我的可能性。他的自杀不是对自由的讴歌,而是对自由的可能性的抛弃。
  “他落入了圈套,就像我一样”,阿莉娅无意识说出的话,却道出了她和吉尔伯特的真实处境。新郎自杀,新娘一日之内戏剧性地沦为寡妇。阿莉娅还沉浸在新婚之夜关于性的幻想、羞耻等零落记忆,吉尔伯特的自杀和遗言犹如当头棒喝,敲碎了她落人世俗的美梦。社会传统规范和功利主义造就了阿莉娅和吉尔伯特无爱的婚姻,阿莉娅的焦虑转变为对传统和权威的敌意。
  当专横跋扈的警察询问是否通知家属时,阿莉娅撇下一句:“我无法忍受一大群亲戚围着我。我已经把那个该死的胸衣扔进垃圾桶了。我不会再去把它捡回来。”此处的胸衣(corset)是旧时女性为了保持纤细的身材而穿着的束腰。阿莉娅甩掉束腰的决心暗示了她对传统规范的再度鄙夷。她开始刻意疏离代表传统价值观的父母和亲戚,之后甚至过上如隐士般与世隔绝、不问世事的生活。在第二任丈夫德克死后,她不出门、不读报、不见客、基本拒接电话,现实的一切都让阿莉娅心生憎恶,邻居们的热心也总被她曲解为不怀好意。她以清高孤傲的态度蔑视外界的人与事。德克的姐姐曾朝德克叫嚷:“还有你太太,也是一样。你们俩都生活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不理会别人……你和她,真是绝配——一个是奸夫,另一个对什么坏事都不闻不问。”阿莉娅如此圈限自己的活动空间,减缩自我的意识范围,虽然回避了与社群的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焦虑,但以牺牲大部分自由的代价,去维护小部分的自我,这种做法永远值得怀疑。
  弗洛伊德曾说:“攻击性是生命受阻的结果。”在贫苦与压迫的夹缝中挣扎的底层民众,平时迫于生活压力,也只能深藏自己的愤懑,但当仅有的生活权利也被剥夺时,积蓄已久的怨愤随即转化为对剥夺者的仇恨。这种情况下爆发出的攻击性往往最为致命。小说中的梅威瑟尔,一个平日里“非常安静”甚至“阴郁”的普通工人,在被老板解雇后,便一揭其温顺的面貌,露出怨恨与叛逆的獠牙,携起枪支闯入总裁办公室,并朝公司内的职工狂乱射击。暴力成为他解决冲突的策略,也是他试图证明“个体存在”的方式。然而仇恨充斥了他的意识,他的思想过度执着于眼前短暂的存在,未来的可能性却因其暴力和自杀而阻断。
  三、和谐“群我”的构建,实现自我发展
  “共生依赖”和“孤独叛逆”虽然是个体试图回避冲突、纾缓焦虑的方式,但都是对个体与社群间矛盾的毁灭式解决。前者是“虚假群性”(pseudo-community),个体在集体主义和普遍顺从的倾向中扼杀了自我,自主性的丧失导致个体的无助感、无力感,甚至虚无感,继而唤醒更深的焦虑;后者则是“虚假个性”(pseudo-individuality),通过自杀、暴力、远离社群、人际关系异化等叛逆方式,虽保存了部分真我,却舍弃了大面积发展自我的可能性。因此,罗洛·梅提出,“冲突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在于,个体能够在扩张社群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他自己的能力”,即个体能维持冲突的两端个性与群性之间的平衡,构建和谐的“群我”关系(individual-in-community)。
  孤独叛逆者压抑维系社群的需求,抛弃外在世界,相当于放弃自我。阿莉娅对第二任丈夫德克和孩子们的强烈占有欲,以及时刻担心他们离她而去的焦虑不安,正是阿莉娅渴望恢复正常社群关系的神经质表现。两任丈夫的相继离去,一步一步加深了阿莉娅对外部世界和宗教信仰的敌意,但随着她的三个孩子渐渐成人,她的敌意在踌躇与挣扎中慢慢消散。从不接待外人的阿莉娅,在儿子罗约尔即将到来的婚礼上,准备“开门迎宾”;平素对旧式婚姻传统的极度厌恶,变成了欣然接受。阿莉娅开始跨出自己狭窄的圈子,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她结交了一位男性犹太朋友,并常有互动往来。克尔凯郭尔主张,“自由是扩延(expansive)”,“是持续的沟通(communicating)”,而扩延的反方向就是闭锁(shut-upness),如阿莉娅之前那般,限制自己的活動空间和意识范围。小说结尾,阿莉娅以新的面貌重新回归到社群当中,充斥小说的神秘、焦虑等哥特式基调也随之拂去,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自由不是反叛,而是身处社群之中,却仍有保持自我个性发展的能力。
  处于社会底层一位名叫妮娜的妇女,自始至终都是建设性地应对个人与社群的冲突,以及这两难困境下的焦虑,也因此发掘了自己新的可能性。罗洛·梅曾表明,正确因应焦虑的方式是敢于“通过”焦虑经历,而不是绕过它或者畏缩不前,只有在焦虑中前进,才能实现自我的发展。欧茨笔下的妮娜的历史原型,即“爱的运河”诉讼案的组织者洛伊丝·吉布斯(LoisGibbs),正是通过“爱的运河”诉讼案,从一名“害羞的”普通蓝领家庭主妇,蜕变为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动女性运动浪潮的中坚人物。对于妮娜,是否发起“爱的运河”诉讼案,意味着是否敢于对抗由当地工厂企业和政府机构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是否在大部分底层民众选择忍气吞声,或者受权威的虚假宣传的摆弄时,仍坚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退居“群性”,也不以暴力、远离社群等方式高扬“个性”,而是联合底层受害者,并诉诸法律途径,在参与社群的同时实现个性发展。
  欧茨通过揭露边缘群体于社会急剧变迁时代面临的自我与社群的冲突,生动地重现了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薰衣草恐慌”时代的同性恋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下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讲述了大部分边缘人于群我冲突和焦虑体验中,从共生从俗、消解自我,到于社群中发展自我、逐步扩大自我意识的自我寻求历程,对当下中国边缘群体如何在冲突与两难困境中寻求自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此外,欧茨选用《大瀑布》(The Falls)为小说题目,不仅暗示着小说中宗教信仰的崩塌、自然环境的跌落以及当地工厂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腐化,也影射着《创世记》中“人的堕落”(TheFall),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文本中大部分边缘人如人类始祖般,从无自我意识或者缺乏自我意识到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论文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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