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变：后现代主义小说伦理诉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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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艺术领域不断反叛，超越的产物深刻地表现出后工业化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小说自身的变化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后现代社会多元，开放的特点。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者身份、人物身份、读者身份以及小说作为文本自身身份问题的研究，梳理后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的颠覆与超越，并进一步发掘各种身份转变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伦理诉求。
[关键词] 身份转变;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伦理诉求
[中图分类号]B841.7 [文献标志码]A
文學是作者-作品-读者互动的一个有机过程。后现代主义小说经历了由传统经典作品到后现代文本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对应西方文论研究“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转向。在由传统向后现代转向过程中，作者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文本地位，读者地位不断上升，后现代主义伦理诉求也在这种此消彼长，往复互动过程中逐渐得以体现。
后现代主义小说作者身份的转变涉及到相关的文本与读者身份转变的动态关联。本文通过梳理作者身份，小说中的主角身份，文本身份/地位，读者身份转变的历史过程，阐述一系列互动关系所引起的相应价值观的改变，说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同以往的独特伦理诉求。
一、作者身份的转变
（一）作者对作品意义的影响淡化
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是读者崇拜的对象，作者因其才华而出名，作品因其所宣扬的普遍真理和道德教诲而成为经典。经典作品要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必须明确地，有技巧地体现在作品中。经典作品不止要文笔优美，还要肩负德育责任。肩负德育重任的作者通过情节、结构、人物的设计与书写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创作意图清晰可见是作者对作品有决定性影响的和显而易见的线索。传统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写作技巧、写作风格，也就是作者的个人风格是作者对作品有决定性影响的另一条显而易见的线索。
作者是传统文学作品创作的中心，作者的痕迹在作品中清晰可见。“从历史上考察，很长一段时间内作者对于那些籍籍无名的读者来说，就像一个统治者，间或像与读者对话的某个人”[1]。传统小说的视角问题其实就是作者与读者对话并影响读者的途径之一。不论是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还是第三人称视角或者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读者都能体会到作者的刻意安排或精心设计，这也是作者在作品中留下的主要痕迹之一。现代主义小说中，作者痕迹淡化，但即使采用内心独白或意识流手法，读者依然像是跟随作者意识的流动在体验世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作者的痕迹更加淡化，“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的核心意思是作者的意思对于文本阐释不起作用”[2]。因此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拼贴，戏仿，蒙太奇，甚至元小说的创新实验，使读者看不到叙事者，观察不到传统讲述视角。“除此之外，为了消除作者的存在，语言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来加强这种消除作用，因为语言学家认为一个陈述句需要的不是作者，而是一个主语”[3]。
（二）作者道德说教目的淡化
在柏拉图时代，诗人被认为是受神灵启发获得灵感，并吟诵出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对应的读者则是聆听神的旨意，并接受神的教诲的信众。此后，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都认为作者应该承担教育民众的责任，应该在作品中体现崇高。这时期，作者的使命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国民的德育工作。事实上，经典作品所传达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时期，作者依然承担很大部分的道德教育责任，依然致力于批判假丑恶，弘扬真善美。“现代审美就是对崇高的审美，通过怀旧来实现的”[4]，这说明现代主义文学依然把道德，崇高的理念放在首位。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作者则刻意避免进行道德说教，试图以客观公正的面目出现，以中立的笔触书写这个世界。
二、小说中主角身份的转变
（一）小说中主角人物身份经历了由伟大到渺小的转变
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主人公一直是体现为全知全能的神。神基本上就是原始社会道德的化身，是自然崇拜与原始文化的叠加体，各类作品中的神以及神的事迹是人们膜拜的对象。神话之后，英雄成为主角。英雄是介于神与普通人之间的一个超凡存在，他们被赋予社会所期望的各种美德。资产阶级兴起后，小说的主角人物不再是传奇英雄，但却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理性精神的，用知识武装头脑的精英式人物。这类人物拥有不凡的经历和坚毅的品格，为了追求自由、财富和知识而开展让人羡慕的航海冒险或超凡探索并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时期小说主角人物依然是召唤式的道德模范，体现着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人文理想。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一些代表罪恶的和平面化的典型人物，只是陪衬者。到了现实主义时期，即使笔触顾及到普通民众，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但经常是以因果报应，天道循环为主要框架。现实主义小说的底层人物经历苦难但最终因为善良而获得财富和地位。以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为例，这时的主角人物即使出自底层，但大多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类似堕入人间的天使，经历的苦难就像蒙在金子上的灰尘，是对他们必要的磨砺，只会更加突出人物身上的可贵品质，随着主角身世之谜的揭开，他们再一次回归体面，富足的贵族式生活。
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现代主义作品更加关注心理现实描写。小说中的主角人物大多是普通人，他们心理普遍遭受着痛苦，他们的品德属于一般人的水准甚至稍低，他们不再是道德上的完美主义者，他们更多的关注自己，更多的体现人的内心欲望。现代主义作品虽然不再直接进行道德说教，但作品中的主角人物依然是人们可以理解的普通人，他们最终的人生追求与道德实践依然是符合启蒙与理性的标准。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人物则更多的关注人自身的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传统的英雄行为，也看不到传统道德的闪光点。这时期的主人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对命运、环境以及他人都毫无掌控力的渺小人物。与英雄或者平凡人相比，他们的苦难既不是古代英雄需要拯救人类的难题，也不是现代普通人需要平衡自己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冲突。后现代小说主角面临最多的难题是生存。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主角人物面对的世界已经不是理性所能理解的世界，而是无法理解，荒诞的，非理性的世界。那种依靠理性，相信社会进步或者通过个人奋斗就能取得成功，就能改变命运的现代主义信条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的命运根本无法自己掌控，偶然性代替了必然性成为命运的主宰者，小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无助，冷漠以及荒诞。 （二）小说中的主角人物经历了由道德楷模到后现代边缘人的转变
传统小说中，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与统治者，神以自身为榜样创造了人，人的身上体现神的光辉与品质。一切美好的品质都来源于神，而一切恶的或者不好的品质都是人自身的问题。英雄人物虽然不再拥有神的能力，英雄的品质也不再像神那样完美无暇，但他们的能力也是超越普通人的，他们的品质也是堪为普通人楷模的。就像埃德蒙·斯宾塞所著《仙后》里的12位英勇骑士那样，每一英雄都拥有一个可贵的品质，诸如友谊、自律、圣洁、正义、谦逊、贞洁等。这些可贵的品质引导他们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对普通人的道德引导与教育作用。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虽说是普通人，但他们的本性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普通人虽然生活困苦，但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认知，可以理解的世界中;命运虽然不公平，但依然分得出善恶。现代主义小说里的主角虽然遭遇不公，还要与自己内心欲望做斗争，但他们的认知与行为准则还是遵循二元对立理念的，依然体现善/恶，理性/非理性，意识/无意识，情感/欲望的冲突，他们身上还是能够体现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与压制的。也就是说，现代小说中普通人也体现出现代主义的道德规范，他们通过战胜自身的恶的成份，战胜非理性的因素，克服自身的欲望，完成一个普通人的使命，享受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现代主义作品中，普通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或者缺点，即使成不了道德的楷模，但他们不断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普通人不再像神或英雄那样高高在上，不再大公无私，不再完美无瑕，但在平衡了欲求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后，他们的内心也就归于平静，个人行为也就符合社会规范了。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角人物则以边缘人为主。他们要么渺小到无法掌控环境，无法掌控自身，要么是不被传统道德所接纳的反社会，反道德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上的英雄（他们往往支持已确立的秩序），而是那些破坏性的角色，如艺术家、娼妓、姘妇、主犯、大流氓、斗士、反叛诗人、恶棍和小丑——那些不去谋生，至少不以有规律的、正规的方式去谋生的人”[5]。边缘人的身上看不到传统道德的美好闪光点，有的只是欲望，无助，颓废。边缘人的品行模糊了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掌控他们命运的也不是因果报应或天道循环，而是无法预知的各种偶然性。边缘人放弃了传统道德追求，放弃了试图对自己命运进行掌控的尝试，面对荒诞和无法预知的世界，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只是本能，迷茫，无助与反叛。
（三）人与外界关系描写的重心经历了由人与自然到人与社会的转变
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低下，作为自然界一份子的人对自然是顺从与敬畏的。神话传说更多的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或者日月星辰都是先民口中的神明。各类神明的超凡能力也体现为呼风唤雨的能力，或者说是对大自然神秘力量进行掌控的能力。到了史诗《贝奥武甫》时代，英雄所對抗的喷火恶龙，呼出严寒气息的恶兽也都是季节交替，自然轮回的象征。史诗中，英雄贝奥武甫最终也是在自然力量面前失败了，自然还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体现为资产阶级新人类。他们一方面摆脱封建统治的束缚，一方面开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开发自然。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是他们身上的独立、自由、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们一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为平等的资产阶级新型社会人际关系。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类利用知识改造生活环境，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故事。以狄更斯的作品为例，批判现实主义时期文学作品关注点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为关注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强调民众的苦难来源于制度的不完善。现代主义作品由注重外部关系的探讨转向对人的内心的关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竭力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探讨人的心理过程。内心独白或意识流是这一时期常见艺术手法。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则更多的表现人在荒诞世界的无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对主客对立的反思，主张人是自然生态的一份子，人应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
三、小说自身的转变
（一）小说自身经历了由高雅文学到大众文学的转变
传统文学不论是在结构安排，情节设计，人物选择还是文笔书写方面都要求体现真善美，都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还要完成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的任务。经典名篇本质上是高雅的艺术，它们不但体现出强烈的德育倾向，作品本身也可以做为语文教育的范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以追求大众化为特点，主动模糊高雅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倾向。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通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以愉悦读者为目标，情节荒诞离奇，内容既有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非现实化的戏仿，又有粗俗、诙谐的描写，使得“小说的艺术性与消遣性，语言的精巧和易于理解融为一体，既能引起读者对历史的严肃思考，又给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愉悦”[6]12。这样一来，审美层次较高的读者和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都可以欣赏，就实现了雅俗共赏的写作目的。
（二）小说自身经历了由经典作品到意义多元的后现代文本的转变
传统文学作品努力表现某种道德意义或传递某种社会的、文化的普遍意义等方面的暗示或寓意。这种普遍意义也通常是读者传统阅读目的之一，即这部作品的教育意义是什么。这时，传统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明确的，单一的，封闭的，固定的，并最终归结为某种道德说教。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再强调这种普遍意义，不再重视主题的严肃性，不再追求言辞的高雅性。后现代主义小说反对传统小说对普遍意义，永恒主题，深刻意义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小说刻意打破叙事常规，拒绝道德说教，否定认知的确定性，真理的永恒性。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作品中的人物通常不会给出任何的背景资料，也没有与人物相关的社会、历史信息，有时候甚至连名字都不是确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拼贴，戏仿表现出非连续的，断裂的，模糊的世界。这种戏仿的，模糊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明了传统的宗教，历史，真理等价值体系和虚构的小说一样，只不过同样也是一种叙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文本而已。因此，永恒的真理，可靠的历史，明确的意义是不存在的，文本的终极意义也是不确定的，也是永远不得而知的。后现代小说“认为意义仅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异，是能指的延续，表现为不确定的内在性，语言游戏的意义靠读者的解读来实现”[6]24。 四、读者身份的转变
（一）读者经历了由受教育者到人生意义主动寻找者的转变
面对神话传说，读者是在聆听神的事迹，感叹神对人的创造与庇护，敬畏神对人的惩罚与指示。英雄时代的读者也对创造奇迹的超凡英雄敬畏有加。英雄身上的美德感染，激励了无数人去模仿，去创造新的英雄业绩。这一时期神话，圣经以及经典文学的阐释都是由特定的学者或专门制定的人，比如，牧师来进行。读者对神与英雄的事迹，品德都是崇敬有加，读者此时就是接受教育者。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圣经的解读，阐释不再是牧师的特权，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了。受人文主义思想的激励，读者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品行的评价除了能够取得共识外，独特而有个性的见解也开始出现，读者这时候既是接受者也是思考着。
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减少了道德说教的成份，但对人、社会与心理的关注更加深入。这时读者的进步体现在思想更加解放，在阅读时会思考，批判作品。读者的身份由道德教育的接受者逐渐变为思考者，评论家。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强调读者的主体地位。后现代主义小说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有全然不同的创新。这一时期小说的结构不再依据逻辑关系进行组织，而是呈现出一种无逻辑破碎的状态，写作技巧也大量应用拼贴，戏仿，蒙太奇等创新手法，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文字的游戏，读者在文字的迷宫中自己切身感受混乱与荒诞，进而探寻作品所传达的关于后现代世界的意义。
（二）读者经历了由作品意义的接受者到文本意义创造者的转变
受“作者中心论”影响，传统文学作品既展现作者的才华，又肩负道德说教的责任。作品因作者的才华而体现出独特魅力，因道德引导作用而被奉为经典。这时候作品的意义是明确的，就是为了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读者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经权威解读的，唯一的、道德化的、固定的意义。但后现代主义者强调“读者中心论”，甚至声称“作者之死”，也就是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作品的意义不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作品的意义只能由读者来完成，作品的意义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固定、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循环阐释的。“只有把文本应用在特定的阅读中，我们才能通过阅读构建出一个想象的世界”[7]。
五、身份转变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伦理诉求
（一）由“作者中心论”到“作者之死”的转变体现了道德多元的诉求
罗兰·巴尔特认为必须打破“作者中心论”这个神话，“为使写作更具发展，毁弃这个神话是必须的，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8]。“作者之死”凸显道德多元论对道德一元论的反叛。传统道德“由于总是试图将道德价值归结为一种统一的价值形式，现代西方伦理学具有道德一元论的特征，且对异质的道德价值或道德价值观持排斥的态度”[9]。而后現代主义小说首先在语言上打破常规，表现为叙事零散，不再有传统作品的发生、发展、高潮的线性逻辑结构，文本的意义也不再是封闭的，固定的。因此，读者无法在按照传统的阅读经验去解读作品的意义，阐释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转变强调以零散，无逻辑的书写来对应后现代世界的破碎，无逻辑甚至荒诞。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的转变体现在语言封闭体系的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传统价值体系，比如，宗教，历史，道德观等转变为开放的，意义不再唯一的文本。文本中心进一步颠覆了传统伦理道德根基并形成意义多义，道德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道德多元论是对传统道德的反叛，推翻了传统道德一元论统治。
（二）“反英雄”是对人的异化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渺小的边缘人形象是对传统作品中高大，神勇的英雄形象的颠覆，“…暗含了用边缘颠覆中心、否定权威、批判理性的思想，再现了重塑人性、重建人类关系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文化的普遍涵义”[10]。“反英雄”大多是处境可怜，地位卑微，个性消极，行为不合常轨的边缘人。对于“反英雄”我们可以这样看：“他虚伪，撒谎是对成人世界的丑陋和虚伪世界的嘲弄;他行为古怪是对现行行为的背离;他自暴自弃是为了宣泄对社会价值的抗议”[11]。传统作品通过对英雄辉煌业绩，优秀品质的描写来凸显传统伦理道德的美好与普适性。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反英雄”来证伪：反证传统伦理道德的僵化，虚伪，进一步说明传统伦理道德的衰败，表达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嘲讽。边缘人或“反英雄”一改古典英雄的无私无畏，无所不能的高大全形象，处处表现出焦虑、自私、懒惰，胆怯等普通人的人性弱点。 “反英雄”这类边缘人虽然平庸但他们身上却能看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影子：他们的性格，行为，思想更加贴近生活，更容易被人理解，更加让人感觉可信。“反英雄”因真实而更富感染力和说服力。“反英雄”选择的是一种不被传统社会道德观认可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传统的，一元价值观的反叛，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所要大力弘扬的多元的，包容的价值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边缘人的一些“不道德”的思想或行为“事实上，社会上的一些因道德冲突引致的道德堕落，有些是人的道德品性问题，但有些是不合理制度诱逼的结果”[12]。
（三）打破“作者中心论”，确立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无限性
“作者中心论”认为作者是文学创作的中心，要读懂文学作品就要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知识，包括诸如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等。同时，作者创作意图对作品的意义也有决定性作用，“在这里，一个不证自立的公式在暗中主导一切：作者意愿=作品意义=读者发掘的意义”[13]。这样一来，读者就是被动地站在作者的立场去理解、阐释、接受作品的意义，而读者自己的见解与价值判断就无从体现，读者成了同一的，毫无独立个性的抽象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本中心论”则打破了这种同一与封闭。以文本解释为出发点，后现代主义小说坚信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无限性，即文本的意义是向读者开放的，读者的个性与创造正是文本意义不断更新的源泉。由此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否定了传统文学批评追求统一，永恒意义的努力，把对文学作品固定的，单一的，权威的阐释，转变为多元的，个性的，创造性的解读，这是对知识获取方式的革命，也是对个性的解放。 （四）“读者中心论”揭示了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多元性
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实践在关注文学作品自身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接受与反应的思考，逐渐引向了以读者为研究中心的“读者中心论”。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批评”强调文学作品具有交流的特性，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作品的意义既不是作者单纯创作意图的体现，也不是文本意义的直接体现，“文学作品既不同于阅读前的文本，又不同于在阅读中的文本的实现，它在文本和阅读之间”[14]。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动态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意义就产生于这种动态交流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注重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精心创造的文本邀请读者去阅读并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构建。“后现代主义作家用语言平民化、文本的拼贴、戏仿等语言游戏来消解“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构建多样性的文本世界”[15]，进而把现实与虚构整合在读者的脑海中，并最终由读者去自由重组，自主形成作品最终的意义。这一过程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知识，真理形成过程的颠覆，就是对固定、一致、终极、统一、永恒等现代僵化理念的反叛。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小说以不同以往的题材，体裁和表现技巧塑造了一个虚实结合，断裂破碎的文学世界，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与颠覆。“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同百年来逐渐衰落甚至消亡的现代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个概念”[16]。后现代主义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否定和颠覆，它通过逐渐消除作者的权威提倡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通过对边缘人的关注弘扬包容，承认差异，通过“读者中心论”主张多视角观察事物，体现对“他者”的尊重。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反叛性，革命性创作实践把握住了后工业化社会的零散、无中心、荒诞的本质。后现代主义小说是对传统小说的反叛与革新，本质上后现代主义小说意图通过文学革命来实现它怀疑、否定传统价值观，进而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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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甄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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