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融合下的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创新绩效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网络化创新提升路径与传导要素的揭示成为产学研网络创新主体亟待解决的机制问题。通过构建网络、团队、教师跨层分析范式，并对213份问卷研究发现：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及教师能力均具有非线性影响;教师能力在积极影响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同时，在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团队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揭示网络资源的跨层价值化路径，并为产学研网络治理与工程教育团队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产学研网络;网络异质性;团队创新绩效;教师能力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 （2019） 01-0004-09
　　一、引言
　　高校工程教育作为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重要基石，其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社会化与市场化成为检验其创新效果的关键。在经历个人创新向团队创新的演变后，基于产学研网络嵌入所带动的跨组织边界互动成为高校工程教育团队新的创新模式。学术界对此的解释更多延续“网络红利”视角，强调资源扩散、学习能力的价值化效力[1]。
　　然而，现实中产学研网络的迅速扩张及学术界对网络化创新的信奉并不能掩盖高校工程教育团队创新效果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区域的网络内，同一产学研网络主体，特别是高校系统的创新效果也并不全然相同。而且，相较于产学研网络的快速发展，以高校工程教育团队为代表的高校系统却发展滞后且不均衡。因此，研究区域差异之外的其他扰动因素并揭示其影响机理就成为解释上述问题成因的关键。 发轫于网络扩展所带来的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也成为学术界解释网络红利价值源的重要视角。现有研究发现，网络异质性所带来的多元知识将有助于提升网络资源池存量[2]，而异质性知识蔓延所带来的网络价值化成本提高也被不同学者强调并指出网络异质性对网络主体创新的抑制作用。有别于中观层对网络特征属性的分析，微观主体能动性如创业者禀赋、研发人员能力成为部分学者探究产学研网络情境下组织绩效所标定的重要前置因素[3][4]。可见，学者们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研究仅仅考察了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忽略了异质性在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一些内部作用机制和其他一些变量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高校工程教育团队，为揭示其在产学研网络情境下的创新效果问题，分别从中观网络异质性与微观教师能力要素人手，探究其对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构建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通过对不同区域产学研网络中高校工程教育团队进行问卷调研，采用SPSS软件对213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在揭示产学研网络嵌入下高校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前置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的同时，也为产学研网络参与者与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治理依据。
　　二、理论与研究假说
　　1.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高校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
　　基于网络主体多元化而形成的网络异质性成为学术界描绘和测度产学研网络的重要特征属性，也有学者将这种异质性界定为资源异质性或多样性[5]，强调网络异质性是对产学研价值链层面资源多样性与整合适配性的评价[6]。因此，学术界最初对网络异质性的评价更多信奉“多即好”的法则，认为网络异质性有利于主体的网络行为，并将这些网络红利归结为网络资源池和适配性的提升，能够为网络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更多机会[7]。
　　需要强调的是，产学研网络的异质性并不因其主体聚类单一而呈现出弱化，相反，随着社会、政府、用户等新类别主体网络合法性的提升，以及单一类别主体网络功能的创新衍生（如企业建立自属科研机构和高校创办企业等）都能够有效提升产学研网络的异质性。以工程教育为代表的高校系统借势获得更多创新机遇，产学研网络的嵌入为其带来更多加速创新的资源和机会[8]。更为关键的是，产学研网络所构筑的复合技术链，能够从技术创新到市场开发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柔性解决方案与网络互动平台，对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的市场化及应用价值的提升更加显著。资源观与知识学习理论对此的解释再次体现了学术界对网络化创新趋势的肯定[9]，认为网络资源多样性能够为网络主体的创新提供更多资源及整合模式，从而提升网络主体的创新效力，刘凤朝等[10]指出，高校系统作为技术上游网络主体能够从其他主体获取更具市场价值的创新灵感，能够降低创新模糊前端的风险。还有学者将创新解释为交互学习的过程，知识的多样性是促进知识创新的重要条件之一。利用同一类知识源集合产生的新想法很有限，增加搜索的宽度，提高外部知识网络的规模将增加知识源的类别，刘宁等[11]认为，多元化的技能组合更有助于团队提出多种解决方案，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效果。
　　尽管如此，信息处理理论的提出成为部分学者对网络异质性提出质疑的法柄。信息过度和复杂信息搜索与整合不仅会提升网络参与的成本，还能够干扰网络组织现有的创新轨迹与网络惯例，特别是时间等隐性成本的壓力很可能降低网络主体创新的先动优势。不仅如此，根据“相似一吸引”范式，社会分类理论认为异质性环境对团队创新绩效会产生消极影响[13]，因为与创新任务非直接相关的网络异质性会对网络主体沟通和协调产生影响，具有不同社会类别的网络主体会将与自身不同的异己排除在圈子外，这就造成了沟通和协调的困难，甚至会引发不同圈子之间的冲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l：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的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
　　2.教师能力与高校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
　　基于专业相似或项目技术互补而形成的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归根结底仍是高校教师群体，即围绕知识创造和技术推广所建立的多契约组合，团队化协作的盛行无疑成为高创新绩效的证据[14]。“输入一过程一输出”作为众多学者解释高校团队创新前置要素以及团队创造力从产生到运作的系统框架，并将个人因素作为输入，强调团队成员的禀赋和能力直接影响绩效输出结果。知识观则将创新直译为知识创新，而创新过程是原有知识片的重新组合或者新知识片与旧知识片的组合。教师既是高校工程教育团队的知识载体，也是知识整合的主体[15]，基于知识互动与整合的能力就成为团队创新来源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研究中心的前置，团队成员的能力成为解释团队创新效力的突破口，工程教育的技术性要求高校教师首先应该具有专业性的教育能力，陈娟等[16]指出教学与实践是专业技术知识再次创造和提升价值化的有效途径，对教育和科研质量的追求是团队基于知识整合所开展的有效正式活动。此外，团队作为一种开放式协作创新的形式，内部协作联结越强、知识分享的频率越高，更易于产生知识溢出，提升团队创新绩效。总而言之，拥有高水平能力的成员增强了团队由于知识碰撞和整合而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并为团队创新绩带来更多契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教师能力对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的创新绩效具正向影响
　　3.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教师能力
　　高校工程教育团队所具有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能够为教师跨组织边界参与网络活动提供便利。延续知识创新即产学研网络核心机制的定论[17]，围绕知识所开展的互动最终需要微观个体（教师、创业者、管理者等）代表不同网络成员组织以正式和非正式的交互模式开展互动，虽然高校教师并不一定是资源所有者和绝对利益相关者，但基于知识的主题正是教师所感兴趣和擅长的。前文强调，产学研网络的异质性是从内容维度对网络特征的测量，外显形态更多源于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多样性）。基于此，为了探究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教师能力的影响，就需要将研究透镜置于微观层面，而将产学研网络的异质性映射为网络成员组织中微观个体的异质性，通过与其它网络组织中的个体相接触，高校教师有更多机会接触多样性的网络知识。研究发现，知识异质性会促进网络参与者知识体系的多样化，并有利于认知的发展与知识的创新[18]。而知识异质性对创新产出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同样延续到微观个体，面对繁杂的网络关系和冗余性更强的网络知识，高校教师的检索能力与成本约束更加显著，由此引发的知识异质性会导致教师与其所在团队的分层异化，用于提升自身价值所需要获取和检索新的知识也会影响教师对现有创新任务的专注度。值得注意的是，支撑不同观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也是大相径庭：正面观点通常是从信息过程视角出发，以社会认知理论等为理论依据;负面观点则往往从人际关系视角出发，以社会分类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异质性的认知资源优势或信息资源优势，但这种潜在资源优势会同时受到小群体作用的负面影响，面对产学研网络环境的复杂性，上述两种作用的博弈会导致网络异质性对高校教师自身能力影响的不稳定。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教师能力具有倒U型影响
　　4.教师能力在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于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的创新绩效关系中的影响
　　不可否认，学术界对网络异质性与网络成员创新关系的谨慎，更多源于二元线性关系所呈现出的实证差异。在直接效应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影响网络异质性作用效果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以探寻产学研网络异质性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19]。作为网络异质性特别是学术界所强调的知识资源异质性的重要载体——网络组织中的微观个体（如：高校教师），虽然其自身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网络主体合法性，网络组织间的互动更多是以微观个体的参与所实现，特别是建立在网络强关系基础上网络成员组织所开展的非正式会晤与交流都是需要组织中微观个体社会资本的介入，因此，社会资本理论成为网络组织研究中揭示跨层次主体间影响机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后续研究发现，“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优势源自于知识的异质性本身[18]，多样性的知识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而知识的“冗余性”和“共享性”的优势则不在于知识的冗余和同质本身，而在于其带来的相互沟通和知识传递的容易性，而沟通与传递工作的有效性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成员组织中微观个体的能力。尽管这一研究结论，倾向于网络异质性的优势所在，但其所强调的中介要素与传导机制缺位为本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脚本。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教师能力在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高校工程教育师资团队的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借鉴“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模型，从跨层次的研究视角探究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高校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揭示教师能力在上述二元关系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微观层的教师作为连接宏观层产学研网络与中观层创新团队的网络单元或主体，是因为网络作为资源集聚的场域，其所蕴含和创造的价值最终需要借组织和企业的绩效或成果得以呈现，而作为环境和市场的基本要素网络和团队或企业仍是微观个体（如教师、技术人员、管理者等）组成并承担网络化的创新活动与合作。因此，将网络价值化通道载体——微观个体（教师等）作为中介要素主体既能还原组织网络化创新的实践过程，又是变量关系传导逻辑的延续。因此，本研究构建如下概念模型（图1）：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访谈调研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预调研与正式调研设计、修正问卷获得大样本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概念模型中要素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Nina等[2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借助SPSS17.O与Amos21.O统计软件，对变量间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为此，首先对调研过程进行介绍并对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问卷设计、变量操作化定义进行说明;最后，通过调研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中心化预处理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最后采用逐层回归方法对变量间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进一步实证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对非连续中介效应进行偏差修正法验证。
　　2.变量测度
　　本研究变量操作化定义与测度，是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研究目的设计开发测度量表。其中，产学研网络异质性是在杨隽萍[6]研究结论基础上融入产学研网络三重螺旋模型思想开发量表进行测度的;教师能力则是在延续陈娟[16]团队所开发成熟量表的基礎上，将教师网络化行为作为创新元素融入量表进行设计的;团队创新绩效的测度相对成熟，以冯海燕…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财务、运营和成长方面加以测度，本研究在借鉴上述范式的基础上将网络合作作为创新元素融入团队绩效测度中开发量表;控制变量的测量，研究选取团队规模、创新级别和研发投入。为检验样本数据的同源误差，研究选取心理学用于个性研究的变量“消极情绪”作为标记变量[21]，选择遵循标记变量与调研内容无关并且变量Cronbach'S a通过检验的两个原则。除控制变量采用三级（1、4、7）虚拟赋值外，本文其他变量测度均采用“Likert7点评价法”进行评价打分。 　　3.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筛选样本：①团队样本属性差异化，目的在于弱化区域性差异对统计分析的干扰;②选择产品创新为主的研究团队，目的在于强化团队创新对外部支持及环境的敏感性，提升样本特别是绩效方面的统计分析效果。问卷主要针对西安、郑州、苏州和上海四个地区5个创业联盟与高新园区具有合作关系的37所理工类高校中的工程教育团队（教研室/技术中心）进行问卷调研。共计发放问卷354份，回收247份，有效问卷213份，有效回收率60. 2%，样本结构性描述见表1。
　　四、研究结果
　　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FA分析进行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表2结果显示所有构念Cronbach'S a系数均大于0. 75，CR值均大于0.70，AVE值大于0.50且对角线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所对应行与列相关系数，依据Gilbert[22]的信效度判断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判别效度。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是在相关文献和已有量表基础上开发，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利用Amos21.o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结果（表3）显示：y2/df=1. 97;RMSEA一0.069;
　　GFI—0.91;NFI—0. 90;CFI=0. 93;TLI—0.92，各指标均超过阈值。除标记变量一阶标准化载荷系数未通过检验外，其他变量一阶与二阶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0. 60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解释变量（产学研网络异质性VIF=2. 337;教师能力VIF=1. 928）均未超过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标记变量消极情绪Cronbach'Sa=0.7 61并且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均不显著。同源误差检验采用Grayson[22]系数调整法，调整后相关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同源误差并不显著。 2.假说检验结果 鉴于本研究模型关系中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结合Nina等[20]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加以实证分析。通过利用SPSS17.0软件，在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逐层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详见表4。
　　首先，为了验证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模型1、模型2、模型3加以判断。模型1显示控制变量中团队科研投入与创新级别均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这一结论符合资源观视角与创新禀赋理论所强调的在创新过程中资源投入与创新基础对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的论断。模型2中，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团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p=0. 136，P<0.05）。在此基础上，根据Nina等[20]与温忠麟和叶宝娟j24]提出的判断依据，模型3中网络异质性一次项系数仍然显著（p=0.156，P
　　其次，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教师能力的影响同样呈现出非线性趋势。通过模型5与模型6，网络异质性一次项系数显著（β=0. 179，P
　　最后，为了验证教师能力在证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按照Nina等[20]提出的验证依据，自变量（网络异质性）与因变量（团队创新绩效）间具有显著关系，自变量（网络异质性）对中介变量（教师能力）以及中介变量（教师能力）对因变量（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均显著，且模型4相较于模型3而言，当纳入新的变量（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网络异质性）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在显著性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均有所减小，其中自变量（网络异质性）一次项系数从0. 156降低到0.137，二次项系数从-0. 243降低到-0. 231。数据变化说明教师能力在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支持H4。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网络红利作为学术界解释产学研等网络优势的论断并未揭示其效力释放的路径和方式。换言之，以工程教育团队为单元的网络主体如何内化网络优势，提升价值创造竞争力成为揭示产学研网络价值化路径的蹊径？基于此，本研究将宏观网络异质性、中观创新团队、微观创新人员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既是多主体跨层分析逻辑范式的延续，又是产学研网络价值落地机制的刻画。
　　首先，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在延续“结构一行为一绩效”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中观组织与宏观网络结构间的跨层分析范式。研究结论对二者间非线性关系的刻画能够更为真实的还原“过犹不及”的价值观。实证结果显示，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关系。在网络创建初期，随着网络异质性的提升，工程教育团队能够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建设，构建强关系为主的合作模式，并在知识创造和分享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团队创造力。而且，随着网络资源池存量的提升，这种循环共进模式会随着网络异质性的提升而加速。然而，随着网络异质性的继续提升，多元化且不断增加的网络成员反而成为网络的一种“负担”，这种结构的质变不仅提升了网络成员间关系建立与维系成本，特别是为了获取更多隐性资源而建立的网络强关系则需要投入更多经济与社会资源。而资源禀赋缺陷正是以工程教育团队为代表的新兴学术组织最大短板，无论在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资源方面的压力都会随着网络异质性的提升而加强，进而抑制创新团队在科研以及团队建设方向的投入。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既受益于网络异质性发展又受制于网络异质性过度的处境解釋为网络结构与网络成员行为的适配性问题，换言之，只有当网络异质性处于合理范围内的提升才有助于网络成员创新的发展。 相较于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不同。教师能力的影响则显得更加直观也更符合传统理念对个人价值创造与集体效力间关系的理解。不可否认，教师作为工程教育团队的基本单元，其能力的提升是团队能力的基础。因此，通过教学、技术、实践、沟通能力的不断提升融合，兼具传统“教书育人”作用和现代开放式创新能力的新时期教师不仅能够创造知识，更能够在更为开放的网络化互动过程中以联合创造的方式加速知识的市场应用速率，而这也从根本为教师能力的市场化提供平台。 　　其次，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教师能力具有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教师在参与网络化互动与合作创新的过程中既为网络异质性多带来的资源红利，同样也会在网络结构出现异变的过程中受到波及。换言之，随着网络异质性的提升，网络资源在不断丰富与合作关系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教师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整合多元化的创新知识，并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内化于自身创造力的提升，而且随着网络互动的增多，合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能够加速以教师为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网络价值化效率。然而，随着网络异质性的进一步提升，结构性的质变同样给“势单力孤”的微观个体们带来巨大冲击，从信息的繁冗到人际关系的复杂维系都会对教师的精力和有限资源禀赋带来巨大冲击，而教师也在疲于应付的状态中经受着更大的考验，因为即使这种压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教师乃至整个团队也不可能轻易脱离网络。因此，网络异质性对教师及其自身能力的提升会起到先扬后抑的作用。
　　最后，与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的前置作用相同，产学研网络异质性对教师能力同样具有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这种实证结果的巧合需要我们再次回溯产学研网络的本质。网络既是资源池的载体，同样也是网络成员活动的场域。教师作为教学与科研的微观主体，同样能够依托其所在团队参与网络创新互动，也能够通过逐渐积累的网络私人关系助推自身素质，而这一变化最大的外部受益者无疑是团队，随着网络资源在微观个体层面的沉淀与价值内化，教师所依托的工程教育团队所形成的强关系“小圈子”能够进一步整合教师所承载的网络资源，这种现实中的逻辑关系同样得到中介作用的理论解释。
　　2.实践启示
　　产学研网络、工程教育团队以及教师作为分属不同层级的主体，却构成了完整的资源价值化闭环通道。因此，如何优化结构，梳理各层级间的关系能够加速提升网络整体的创新效率，这不仅有益于网络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同样有助于提升网络成员甚至微观主体的网络行为绩效。因此，本研究结论能够在产学研网络治理、团队创新以及个体能力提升方面予以理论支撑。
　　首先，网络异质性对团队创新绩效以及教师能力的非线性影响说明，网络建设与发展并非需要一味地追求资源的多元化，资源的价值本身在于利用而非堆砌，如何提升产学研网络成员的资源开发利用率才是解决网络资源溢出与创新主体有效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作为产学研网络的管理者和建设参与者，应该依托区域特色产业经济优势，将网络主体的数量和差异性控制在一个相对充裕但不失活性的范围内。当然，这种阈值把控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面对环境的变化一个合适的控制范围不仅需要管理具有多元化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对市场趋势准确的判断，还需要丰富的网络组织经验。
　　其次，教师作为产学研网络中也许最不起眼的创新单元，其所蕴含和承载的创新潜力往往埋没在团队之中。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提升工程教育团队的创新能力，以人为本的团队建设理念应该成为重要的团队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工程教育团队应该为教师参与网络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经验方面的帮助，虽然这种人才培养方式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但学以致用的时间成本最终将转化为团队的绩效与发展动力。
　　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产学研网络下工程教育團队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研究。通过实证检验产学研网络异质性与工程教育团队间的关系路径，及教师能作为传导要素所呈现出的影响机理，一个完整的、跨层次的关系路径与资源通道被清晰刻画。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过程中本研究仍存在以下研究不足：①本研究因变量工程教育团队创新绩效作为一种积累过程，其结果的呈现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网络视角下的纵向研究很有必要;②为了避免样本区域属性与网络特色产业的干扰，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扩充样本容量优化数据质量;③本研究对网络异质性的研究采用题项问卷法加以测度，未来研究可以利用社会网络研究工具UCINET、NetMiner等对网络异质性加以测度。
　　参考文献：
　　[1]冯海燕.高校科研团队创新系统有效性实证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 （2）：138-142.
　　[2]左晶晶，谢晋宇.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基于270名科技型大学生创业者的问卷调查[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25 （3）：64-73.
　　[3]洪银兴.科技创新中的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兼论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J].中国工业经济，2012 （6）：83-93.
　　[4]陈冬梅.基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探析[J].高教探索，2013 （2）：43-46.
　　[5]张华，郎淳刚.以往绩效与网络异质性对知识创新的影响研究——网络中心性位置是不够的[J].科学学研究，2013，31 （10）：1581-1589.
　　[6]杨隽萍，彭学兵，廖亭亭.网络异质性、知识异质性与新创企业创新[J].情报科学，2015，33（4）：40-45.
　　[7]张宝建，孙国强，薛婷，张宇.网络结构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孵化企业的调查分析[J].软科学，2015，29 （3）：5-8.
　　[8]王金安，高少冲，丁荣贵.产学研合作研发项目关键成功因素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0）：7-11.
　　[9]肖瑶，党兴华.基于冗余异质性的创新网络治理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 （8）：149-158.
　　[10]刘凤朝，马荣康，姜楠.基于“985高校”的产学研专利合作网络演化路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 1（7）：178-192.
　　[11]刘宁，张正堂，张子源.研发团队多元性、行为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2，33 （12）：135-141.
　　[12]杨皎平，侯楠，邓雪.基于团队认同对学习空间调节作用的成员异质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 （7）：1021-1028. 　　[13]冯海燕.高校科研团队创新系统有效性实证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 （2）：138-142.
　　[14]刘惠琴，张德.高校学科团队中魅力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7（4）：185-191.
　　[15]林庆藩，戴永务.产学研合作政策对校企技术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7（ 12）：71-76.
　　[16]陈娟，田凌云，马跃如.高校教师能力模型构建研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2，15 （3）：80-84.
　　[17]马家喜，仲伟俊，梅姝娥，张玉林，王进华.突破性创新：一种“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模式建模分析[J].管理学报，2007 （04）：470-476.
　　[18]王贤，王彦博，付筱东.知识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知识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价值工程，2016， 35 （2）：236-237.
　　[19]樊霞，何悦，朱桂龙.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内部研发的互补性关系研究——基于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的实证[J].科学学研究，2011，29 （5）：764-770.
　　[20] NinaSchunemann，Nadine Sporer， Joachim C.Brunstein. Integrating self-regulation in whole-classreciprocal teaching：A moderator-mediator analysis ofincremental effects on fifth graders'
　　readingcomprehension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Psychology， 2013， 38 （4）： 289-305.
　　[21]謝晶，方平，姜媛.情绪测量方法的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2011，34 （2）：488-493.
　　[22] Gilbert A C， Paul P. Research design effects on thereliability of rating scales： a meta analysi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4， 21 （ 4 ）：360-375.
　　[23] Grayson K. Friendship versus business in marketing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7， 71（6）：121-139.
　　[24]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 22 （7）：731-745.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013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