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之多维思想资源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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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虽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但通过“以古论今”“以西论中”来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在历时态上混淆了社会形态，在共时态上磨平了制度差别，因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否定了传统和西方各种思想资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实质是一种“复古主义”“浪漫主义”的错误阐释。因此，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始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必须坚决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言说。
[关键词]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传统文化;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3-0083-10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是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又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催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导。因此，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资源，用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顺势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西方各种生态思想都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既要吸取一切有益的生态思想资源，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传统生态智慧、西方生态思想的异质性，而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不能简单地“以古论今”“以西论中”。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以及这种道路自信，都来源于我们能够借助制度优势，成功破解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难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平衡性，同时依据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重新构建一种有利于维持这种平衡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防止各种“复古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对生态文明所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由生态文明理念到绿色发展理念，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无不体现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自觉和自信。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历史局限性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既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又不能犯“复古主义”的错误，不能简单地“以古论今”，而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去审视这些生态智慧，实现其现代化转型，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实质。
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问题在于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其中，“天人合一”“仁者爱物”“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确实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想主义、平等主义的价值参照及整体性、多元性的思维模式。然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去审视传统文化生态智慧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异质性及其历史局限性。“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生态自然观与生态伦理观，其本意是人和万物一样秉受了天地之大德而生，因而天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只有做到“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1，才可以把握天道，通达自由。简单地说，“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主要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人与万物同源;天道与人道相通。一些学者将其用来指称历史唯物主义所论证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这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思想表达。从字面上来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却没有看到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本质差别。首先，在本体论领域，“天人合一”是对“人与万物同源”混沌状态的形而上学论证，是一种境界形态的本体论，磨灭了主、客体的分与合，至多也只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非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主、客体的统一关系。其次，在实践领域强调“天道与人道相通”，是强调以天道来规范人道，强调人在伦理政治领域效法天道，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1实质是在为人的伦理政治行为寻求价值支撑，这个意义上的“天”显然不是作为实体的自然，更多是一种宗教色彩的价值存在，天人关系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政治关系。再次，即使 “天人合一”的天是实体性的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亦缺乏人与自然统一的形而下途径和方式，仅以“无为”以对，以“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总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所蕴含的是一种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整体性思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生态智慧，体现的是肯定自然万物内在价值和平等生存权利的多元性思维，这些生态智慧和思维模式虽有利于我们反思“主体性暴力”，有利于人们从道德情感上改变征服自然的功利性价值观念，但其实质却否定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否定了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因而只能借助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共同体来应对生态危机。依据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生态文明就只能在史前的原始森林中实现了，似乎人类的自由历史也只能在原始森林中寻找一样。
可以说，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实质是一种自然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从形而上的抽象意义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崇拜”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对“以人为本”原则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科学理解。就其本质内涵来讲，传统文化生态智慧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不相匹配的，以此来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和科学内涵，因而无法直接面对现代性生态危机。“天人合一”所揭示的仍是人与自然之间所处的一种狭隘关系，正如马克思对“自然宗教”的分析，这种狭隘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1]534。因此，我们在吸取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同时，要清楚地看到其所依据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第一社会形态是人对人、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第二社会形态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第三社会形态是自由个性阶段。按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学时间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社会形态到第三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而上述传统文化生态智慧显然属于第一社会形态，是传统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意识形态。简单地“以古论今”就会犯下“时代错乱”的错误，就会否定生态文明与传统社会形态上的本质差别。作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继承和发展的生态文明，只有伴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载体，客观、科学地审视和扬弃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所用。同时，我们应该警惕，依据传统文化生态智慧阐释生态文明所形成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这种“复古主义”将传统文化作为破解各种现代性危机的有效资源，虽有利于肯定传统文化在对抗西方自由主義与基督教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惊人的相似，存在着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帮凶的危险。 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自然观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有着本质差别。“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并不能等同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对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人与自然主客体统一关系的理性认知，因而也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在“以人为本”原则下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诠释，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根基。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实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并且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置于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将历史先行嵌入对自然的本质规定之中，形成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成——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193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过程，物质变换过程既是人的“目的实现”，又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的一切矛盾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解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是以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为哲学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只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将物质变换过程置于共同控制之下。
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实质
如果说传统文化生态智慧是一种前现代主义的“自然崇拜”的生态价值观，那么，现代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否定工业文明、反对生产力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因而同样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价值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是继“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之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绿色思潮，他们以“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为理论基石，揭批了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源，试图重构一种环境伦理学来解决生态危机。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认为，整个生态系统拥有最高价值，人类必须尊重大地共同体及其成员，以个体对共同体的贡献为善恶准则。“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一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 也包括对这个共同體本身的尊重。”[2]罗尔斯顿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然价值论”，强调每个自然存在物都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在我们发现价值之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3]罗尔斯特认为，自然赋有“内在价值”，这是个体赖以发展的基础。一种伦理学，只有当它对动植物、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了某种恰当尊重时才是完整的，即只有设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将道德义务推及到其他存在物身上，承认其他物种的“道德权利”，才能使人类从利己主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才能维护生态平衡。阿伦·奈斯则提出“生物圈平等主义”，就是认为生存的权利不是人类的特权，人类只有走出“狭隘自我”，走出那种从自我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实现从“狭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转换，才能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
很显然，生态中心主义是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思潮，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奴役关系，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破坏。换句话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人类无节制地盲目开发自然提供了某种“价值合理性”支持。因此，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生态伦理学，实现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变革。生态中心主义在抽象的伦理道德领域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显然没有看到伦理道德产生及其作用发挥，都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即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
“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内在固有的“客观权利”，自然物本身就是目的，这成了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根据。这就完全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以一个所谓客观的、脱离开人的主体需要和主观评价的自然物作为道德依据，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道德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这一方面虽有助于提升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自律，但另一方面在逻辑上也消解了人类保护自然的主体责任。可以说，仅仅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忽视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从本体论来讲，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唯灵论，不仅神秘化了自然，也使人与自然之间更加疏远，无益于理解和维护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自然价值”“自然权利”等范畴不仅内涵模糊，而且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只能诉诸主观直觉和个体体验来把握。从“权利”与“价值”两个范畴，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观点的似是而非。
权利与价值本质上都是一个“关系”概念，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矛盾范畴，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权利的主体即是义务的主体，反之亦然。因此，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主体间际关系。显然，不同物种之间并不能构成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也无法依据权利与义务的伦理关系来维持。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把自然看作权利的主体，而把人视为义务的承担者，不仅颠倒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而且把人降低为“自然界的婢女”，权利与义务显然是不对等的。价值作为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自我建构的意义范畴，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客观关系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的首要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凝结在商品中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次才是自然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属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显然，“内在价值”完全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人的主体需要，把自然物的价值等同于自然物的客观属性。应该说，“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因此，人只对人类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4]。
生态中心主义把西方理性文化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视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试图以一种纯自然主义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消解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完全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实质是以一种极端来反对另一种极端。这种同样机械的思维逻辑实际上把“自然”提升为主体，把人下降为客体，从而陷入一种自然环境决定论。生态中心主义不理解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人与自然的统一，不理解以实践为基础的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为本”原则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越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也不可能建构一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反对技术理性主义，并将其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又一根源，进而反对发展主义，反对经济增长。基于此的政治主张也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即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共同体，实现生物圈的平等，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把生态保护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走入了反人道主义的误区，其主张显然也无法付诸实践，实质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后现代批判。 此外，同样具有生态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绿色思潮还包括自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同样认为应该把生态环境理解为不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的世界观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正是这种现代性带来了生态危机，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因此，他们提出要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来取代这种机械的世界观。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但很显然，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实质。就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也远未达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水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是对现代性、对理性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并未真正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甚至最后诉诸对造物主的敬畏之心来解决生态危机，其实质同样只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一种浪漫主义的后现代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唯发展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及在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不同价值取向，这使其有意无意地构造了使发展中国家因生态保护而放弃经济发展的“理论陷阱”。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本质上是趋同的，即都以自然生态为中心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以浪漫主义的历史倒退论来反对生产力标准及其所实现的历史进步。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同时，要突破生态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束缚，不要犯“拿来主义”错误，警惕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否定、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以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生态中心主义本质上依然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地方，恰恰是从人类现实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出发，因而是一种新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新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的認识主体基础之上，而是以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人为主体，与之相对应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然，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二者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在超验世界中寻求绝对的“一”，而是从生产方式出发，以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来批判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新人类中心主义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致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主义。这意味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中心主义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诠释生态文明，实际上是抽取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层面，导致了无根的、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伪文明形态”。从现实角度来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绿色发展，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处理好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如果说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后现代思潮，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有着本质差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而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及其带来的技术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全方位批判，进而提出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替代方案。它们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它们认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以无限增殖为目的，这决定了生态危机不可避免，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已转变为生态危机。
高兹着重分析了利润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资本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必然会形成生产无限性与自然承受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破坏成为生产的条件”“生产即是破坏”[5]。高兹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利润动机所带来的过度积累危机，并不能在扩大再生产中得以解决，反而由于再生产危机而加剧。因此，只有建立一种新的生产逻辑，即不是以追求利润为动机，而是以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生产逻辑，才能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把追求利润当作首要目的，这必然造成资源趋紧和环境污染，因此，生态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6]福斯特还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使其仅仅追求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人与自然的真正需要，人与土地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将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奥康纳则通过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能性来揭示资本逻辑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奥康纳指出，资本的积累会导致资源的衰竭和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反过来造成生产条件的不足导致成本增加，由此引发的环境运动再次增加成本，进而加剧经济危机。因此，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重矛盾，资本与人的矛盾是第一重矛盾，资本与自然及其他生产条件的矛盾是第二重矛盾。“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7]基于此，奥康纳得出了一个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了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同时展开了对资本逻辑下的现代意识形态，即对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生态中心主义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把技术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不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寄希望于技术进步上。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所依托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因此，他们主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技术的非理性应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只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使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进一步升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必然导致技术进步与生态危机并存。资本增值逻辑不仅要求对技术的崇拜，同时也形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人的需求是一种被资本所支配的“虚假需求”，人们消费的已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异化劳动所决定的，人们无法在异化劳动中感受到自由和幸福，只能由疯狂的消费来弥补。“人们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8]消费主义价值观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技术崇拜的直接后果。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同时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紧紧将对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相联系，阐释了技术主义、消费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和生态中心主义一样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提出要借助有组织的阶级运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管理过程，通过“稳态经济”模式，构建一种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正义性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9]由此可见，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是带有科学社会主义基因的绿色思潮，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它们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提倡“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以穷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不同于他们所诉求的生态社会主义，但是生态文明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必须借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媒介，深度挖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物质载体，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形态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四、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首要任务就是要准确界定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可以说，生态文明既不是简单地引入和推广各种绿色技术工艺，也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首先，必须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本质性内涵，防止以工具性、技术性角度去定义生态文明的功利化和庸俗化思想倾向。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或者说，生态文明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其次，必须体现出生态文明的时代性特征，防止脱离社会形态抽象地研究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既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继承者，又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者，其要旨就是在破解工业文明生态危机基础上构建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再次，必须体现出生态文明的制度性特征，即它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致性，防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想说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生态文明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要警惕各种浪漫主义批判所掩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即生态危机的输出与转嫁。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因此，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必须将我们永远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的现实目标有机结合。从最终目标上来看，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是高度一致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质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之上，摆脱物质生产必然性的“自由王国”。在这个“自由王国”，“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从现实目标上来看，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必须把民生作为核心内涵，坚持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主线，积极探索和建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同时，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是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避免走资源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将“资本逻辑”转化为“人本逻辑”，才能在“利用资本”时“限制资本”，才能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才能让生态文明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要以探索和建构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为主要内容。生态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是由制度所决定的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的危机。因此，只有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从制度层面规范人们的利益行为，实现生态资源和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得到根本保障。 參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候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94.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37.
[5]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20.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0.
[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7.
[8]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4.
[9]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56.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责任编辑：李君安]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Zhang Duo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theor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modernization practice，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the western eco-centrism and ecological Marxism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However， constructing socialist ecological theory through the ancient and the western theory not only confuses the social form， but also eliminates the system differences; does not only deviat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deni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thought an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essentially a revivalist and romantic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always b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features， and resolutely resist all kinds of non Marxist thought.
Key words：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Eco-centrism; Ecological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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