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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无用阶级”问题

作者:未知

  [摘 要] 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人的工作从而使人沦为“无用阶级”是目前最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具体考察这一进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阶段:一是人工智能对部分人工作的取代,二是对人类全部工作的取代。后者其实是人和智能机器的新分工,人所从事的消费娱乐性活动成为人类的新型工作,人的有用性也从这些新型的价值创造活动中生成,从而需要我们重新定义“工作”和“有用性”。而前者则是更为复杂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价值观转型、设计和开发新的“软工作”等社会调节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且还可以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分析,即通过克服资本主义式的应用来社会的建构人工智能的光明前景。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造物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合理的社会使用中可以避免“无用阶级”的形成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本体论基础在于人类作为技术的主体可以主导一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关系。
  [关键词] 人工智能;工作;有用性;无用阶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3-0020-12
  人工智能时代可以看作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虽然还未完全到来,但是对于它的憧憬尤其是可能会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并引起关注。对于诸多的社会问题,在《失控》的作者、曾任《连线》(Wired)杂志主编的凯文·凯利看来,人工智能对失业的影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被《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表述为人工智能将使绝大多数人沦为“无用阶级”的问题。因此探讨这一现象的真实含义及其求解路径,无疑是我们需要直面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重要问题。
  一、“无用阶级”的出现与“阶级划分”的新视野
  在对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从而使人变得不再有用的各种说法中,无疑以尤瓦尔·赫拉利的“预言”影响最大,他在《未来简史》中描述:人工智能的革命带来的智能时代,只需人口中掌控算法并通过生物技术战胜死亡的1%的“神人”去工作、做贡献,就足以养活整个世界,人口中余下的99%則无须工作或无法工作(就业),他们对社会做不了贡献从而成为“功能无用”的人,管理者至多为了安慰他们让其做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假贡献,而从实质上这些人都是些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与政治能量的个体。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这99%的人可以被统称为“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他甚至预测2050年这样的“无用阶级”就会作为一个全新的阶级在社会中出现。当然,“无用阶级”也能够勉强生存下去,因为政府此时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问题是,由于无所事事,他们情绪极可能受到毒品和虚拟现实地控制,或更多地沉溺于虚拟世界里,而不是现实体验。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情形,以避免这种不良结果的出现 [1]295。
  奇点主义的倡导者库兹威尔(Ray Kurzweil)则认为,在50年内,世界将达到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奇点(singularity),超级智能将在奇点到来时出现,机器将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自我完善,超越人类,从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到来后,有50%到90%的现存人类职业将被智能机器所代替,且比人做得更好。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仅靠2%的人来协助人工智能完成专门任务就足以控制未来,如果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会被淘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类相比,在自动化作业、自动驾驶、合成智能、执行能力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它可以不断地取代现有人类的工作,让由人从事的相关职位逐渐消失,使得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再需要去劳动,当然也就意味着失去工作。顺此推论,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形成了自我决策能力,则整个人类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全人类都变成了“无用阶级”。
  在智能技术目前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自动生产线或柔性制造系统所取代;随之,普通技工和服务业从业者也成为容易被取代的职业(如出租车司机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无人驾驶所取代);尔后一些流程化的脑力劳动也正在或将要被陆续开发出相应算法的软件程序所替代(如一个报税员的工作可以被像Turbo Tax这样的软件来完成)。不仅在手工领域,而且在认知工作领域,中低技能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不断增加的被取代压力:这些领域的工作都会由智能机器和人工智能软件以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方式去完成,甚至科学家和诗人及其他文创人员也不例外。从理论上来看,凡能被人工智能延展的人类活动(无论是认知活动还是实践活动),都是可能被替代的活动,在这些领域中的从业人员都可能沦为“无用阶级”。
  凡此种种,人类的未来似乎将变得黯淡无光,人类随着智能机器人能力的日益增强而成为“无用阶级”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可以说,无论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其中都蕴含了这样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社会中阶级的划分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这就是“有用阶级”和“无用阶级”。这种划分不同于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划分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不同于以财富拥有的多寡或社会分配份额中所占多少区分出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当然这些阶级划分的标准之间也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关联性,如有资产的、人成为富人就可能是高度相关的,而无资产的人成为穷人也可能是高度相关的。但“有产”“富有”和“有用”之间在智能时代则不一定是高度相关的,或者说,一个人的“有产”与“富有”不一定能保证其“有用”;相反,一个人如果“有用”,他则有高度可能变为“有产”和“富有”。就是说,在智能时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优势因素,不是资产和富有,而是有用。因为如果无用,即使先前“有产”和“富有”,也会坐吃山空;而如果有用,则或能延续有产与富有,或能从贫穷变为富有。而是否有用,在智能时代则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掌握了一种智能机器人所无法取代的本领、技能或职位。如果一个人具有机器不能取代的能力或工作,其就不会失业从而保持为有用的人。所以,“力争有用”或许是智能时代倒逼人去发展和提升自己的一种方式。然而,就大势所趋来说,智能时代大多数人甚至全体人变成“无用阶级”的问题毕竟是更大的问题,尤瓦尔·赫拉利也称其为人类最不平等的现象,从而是更需关注的最重要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放大到最高的层面,或许也是一种阶级划分乃至阶级斗争的新视野:人类有可能终将在机器人面前沦为“无用阶级”,所谓的阶级斗争,此时则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且还延展为“无用阶级”(人)与技术(人工智能)之间的斗争。2017年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客》以这样一幅图片作为封面:机器人在马路上行走,似乎是在赶往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而人则无所事事坐在地上行乞。人类因被机器人取代而沦落至此的忧心无疑是智能时代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并且是重点问题或核心问题。   二、总体取代背景下“有用性”和“工作”的新含义
  在人工智能语境下,我们可以从主体的不同区分出两种意义上的“失业”或“无用”:一是人类总体意义上的“失业”从而变得“无用”,即全部或绝大多数人的工作被都智能机器替代;二是局部的即部分人的“失业”从而变得“无用”。这里先分析第一种情形,即当通用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人类总体意义上的“失业”或全人类将面临的被人工智能取代从而沦为“无用阶级”,此时人似乎变成彻底多余、彻底无用的一个种类。
  如果从远景上来看,当目前的专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进而再发展到超级人工智能技术时①,就会出现全部取代进而彻底取代的情形,即人类从总体上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从而变成“无用阶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观念转型,即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有用性”,甚至重新定义“工作”。
  当前人们在谈论有用问题时,通常将有用和就业相等同来理解,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有用的狭义理解,也就是將失业理解为“无用”。其中对就业或工作的理解也是狭义的,通常将其理解为在固定场所受雇于特定雇主获得固定报酬的有偿劳动。所以人一旦失业,即使是技术性的失业,就面临“终身休闲”的境地。
  如果重新定义“工作”,将只要创造价值的活动视为“工作”,那么,人类即使不在生产现场从事劳作而是休闲上网,其中也可能蕴含着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劳动”。这种劳动使得数字平台得以维系并成为价值形成的空间;这种劳动还产生数据,成为可以加工为用户信息这种特殊商品的原材料,具有可用于交换的实实在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只要能创造价值的活动就是工作,无论所创造的价值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
  这样的休闲在传统的视野中常常被视为纯粹的“消费”,而在智能时代,我们消费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可以说就是“工作”,它使人和智能机器之间结成一种新关系。人工智能如果总体性地取代人的工作,无非是人和机器之间一种新的社会分工之形成:智能机器生产用品,人则消费这些用品,唯此才能维持由人和智能体系所构成的社会系统的持续运行。
  其实,人类“工作”的边界一直都随生产力的提高不断扩展,如先前不被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到后来成为名正言顺的工作。人工智能无非是人类劳动效率的又一次重大提升甚至质的飞跃,所形成的是更高阶段的新分工,使先前被排除在工作范围之外的休闲娱乐不断被囊括于内,其中包含着价值创造。当然创造价值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穿插性的(如网络浏览中的创作、写作),有的则是副产品性的,有的还是循环性的,如此等等。
  工作的性质由此也可以区分为两种,即劳动性的工作和娱乐性的工作,前者具有工具性甚至异化性等性质,后者则具有目的性和自由性等特点,人道的技术就是要帮助人实现从前一种工作到后一种工作的提升。马克思曾展望的在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2]537。这也是对“工作”性质转型的一种刻画,即人的工作与休闲娱乐变得界限模糊甚至融为一体。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消费就是人的工作和有用性,生产则是智能机器或机器人①的有用性;从而在人和机器人之间形成“有用性”的新分工 [3] 。
  因此,在整体性替代的情形中,人的工作并不像传统那样,只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才是工作,而是创造作为生活意义的目的性活动也是工作,且人类工作的主场随之转移到这上面来。这也无非是传统的剩余劳动的安放问题,是技术进步或提升的必然,也是发明和改进技术的目的:将自己从劳动的手段地位中解放出来,包括从职业工作者中摆脱出来,成为作为目的、主体的人。其实技术的功能就是如此,如有了动力机后,人用自己的肌肉和体力去推动机器运转的“工作”就基本消失,今天我们就不再认为那是人应该做的“工作”。为此需要改变传统的工作、娱乐休闲二元分割的存在和观念。传统社会中,“有闲”和“有钱”常常不能兼得,“有闲”的没钱(没有工作所以“有闲”但同时无钱),而有钱的“无闲”(忙于工作挣钱)。在智能机器全面取代人的劳作、人的工作和休闲融合一体后,可以达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有闲和有钱的一体化。
  因此,从总体意义上来看,人类是不会失去工作的,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即从工具性的工作彻底转换为目的性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不会沦为“无用阶级”,而是新的“有用阶级”;人类从总体上所从事的是使用人工智能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活动,而使用人工智能的活动无疑是工作,且是更高端的工作。如果说人工智能使人类的工作都转型为体验型工作,那么体验中的差异是无穷无尽的,此时差异就意味着有用,就意味着存在工作,意味着在差异的链条中,人总要形成向上竞争的趋向,就要有发展和提升相关能力(如鉴赏力、批判力等)的活动,从中就形成了永恒的有用性和永恒的工作,而这是比创造使用价值含义更广的“有用性”和“工作”。此时,人的工作不再是受迫性的劳作型的谋生手段,而是自我实现的活动,“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4]38。
  三、局部取代阶段中的社会调节
  如果说当人工智能从总体上取代人的工作时需要我们做的主要是重新定义工作和有用性的话,由于这种全部取代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因此就会有一个局部取代的漫长过渡期,尤其是当人工智能还处于专用人工智能阶段时,从技术水平上也只能是局部取代人的工作①,此时则会造成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加棘手,所以目前也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话题。
  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当人工智能取代人的一部分工作时,又会创造出新的工作②,所以随着新工作的出现,通过向这些新的岗位转移,就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失业或无工作的问题。但不赞同者认为,人工智能所引起的对人的替代,同以往的产业转型所造成的工作的转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从总趋势上对人的工作进行全面取代,当这种总取代完成后,就形同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情形。问题是在向这种总体取代的过渡中,即局部取代的阶段上,就会造成一部分人被替代而另一部分人暂时未被替代的不平衡局面,前者相对后者就成为符合通常含义的“无用阶级”。在这种局部替代的阶段,由于社会分配制度中经济报酬主要是和劳动性工作挂钩,因此会带来收入的差距(即贫富的差别),由此还会延展到社会地位、心理感受等等方面的巨大反差。或者说,如果将人工智能取代人的传统工作分为“彻底阶段”和“不彻底阶段”的话,那么到“彻底阶段”问题倒好解决,而在“不彻底阶段”则问题不好解决,“AI(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就业。但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会失去工作,并且对于这些人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会较为痛苦漫长”③。它成为人类走向全面智能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   可以说,这一阶段解决这一难题的重点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所进行的社会调节,即所谓制度重于技术。
  这种社会调节所展开的维度是多样的,一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对局部失业者实施救助,使未来的失业者不会在绝对贫困上恶化,反而会因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获得更富裕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底线要求。事实上,如何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而造成的局部性失业人口提供帮助,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家和政府)关心和探讨的话题。例如,“在硅谷,目前正在被热议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向失业工人发放‘全民基本收入’(英文缩写: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是指在不考虑每个人的需求、就业状况或者技能水平的情况下,政府为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津贴。2017年5月,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典礼上发表演讲称,政府應该考虑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马斯克也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普及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硅谷之外,对UBI的讨论已遍及全球。在瑞士、芬兰、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UBI或已开始付诸实践,或被引为竞选纲领,甚至有望成为国家政策” 1。
  二是通过分配的调节制度,使就业者和非就业者的贫富差别保持在合理的区间2。此时,考验我们的就主要是制度创新和社会调节能力,一种适应人工智能生产力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随之建立起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可以使人工智能技术的红利得到更广泛地分享,由此不断有效克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障碍,从而尽早进入整体智能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如果实施的是合理的社会制度(参见下文),那么“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5]570。与此相关联的作为社会调节手段的社会再分配制度,还有如比尔·盖茨所建议的向机器人征收人工智能税,一方面利用这些新增的税收可以补偿那些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失业者,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此来提高机器人使用的成本,从而减缓人工智能取代人的速度,从而使人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寻找社会调节的有效手段。
  三是通过社会价值观的调节,使得处在过渡阶段的人逐渐从工业文明时代看重物质占有的价值观,转型为信息文明时代的“信息大于物质”“共享重于占有”等新价值观,从而使那些仍有工作岗位的人不再以天文数字的收入为荣,而主要是以自我实现为乐,以更高的层次的需求为满足,由此可以自愿通过第二次社会分配的调节(税收)以及主动通过第三次社会分配调节(捐献)等来积极帮助社会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形成与暂时失业者的互助和谐关系。
  四是政府和相关群体需要不断设计和开发出若干新的“软工作”。“软工作”不同于传统的“硬工作”,它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只计社会效益,主要是使人有事做,有成就感、获得感,从而使社会稳定,抑或说此时需要“根据新的工作模式重新定义职业伦理。一份工作的重要性不应该仅仅取决于这份工作的经济价值,也取决于其创造的社会价值”1。“软工作”也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而是基于兴趣爱好,因此不具有强迫性。这类软工作的设立和开发,也成为向未来全部工作性质转变的平滑演进,实质是部分人率先进入“娱乐休闲型工作”的更有用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调节下,至多说人工智能消灭了一些职业,而并没有取消掉人的工作。只要有“软工作”的不断开发和存在,人就总是会使自己处于工作者即“有用阶级”的位置,而不至沦为“无用阶级”。
  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人类作为总体性的“无用阶级”是不存在的,而局部性的阶段性“无用阶级”是可能存在的,这也是问题的难点,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应主要依靠社会治理或社会调节的能力,其更高的视野则是下面所要讨论的社会制度的建构问题。
  四、从社会调节上升到社会制度分析
  人工智能可能造就“无用阶级”的问题,说到底是技术使用的社会后果问题,而一种技术在使用中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常常不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技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视为造成工人种种悲惨境地的根源,其中也包括当机器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时必然导致直接劳动者的贬值和无用等,这一视角和方法对于我们加深理解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无用阶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人工智能总是被使用的手段,关键是被谁使用,如同机器被资本家使用时,是被置于特定的动机之下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6]427 “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是……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6]482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这种目的,同理可以说明资本为什么要使用人工智能,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动机决定了它的结果,就是使“活劳动”贬值,就是“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7]44。人工智能技术如果置于资本的逻辑下应用,无疑是为了将劳动者尽可能多地清除出生产过程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数量,此时“无用阶级”越多,对资本就越有利,这实际是延续了机器使劳动力贬值的过程,而且还进一步加深这一过程直至使其贬值到趋近于零,就是所谓的“无用阶级”。因此,“无用阶级”应当是从资本的视角而非技术的视角观察人工智能社会效应而导致的现象。因为工人只要不被资本使用就是无用的东西,马克思就引述了英国棉纺织业巨头阿什沃思的话来尖锐地揭示了这一点:“当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时,他使一笔 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当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时,他使一笔值 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马克思接着评论说,“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 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6]467这种情形和人工智能会使工人成为“无用阶级”如出一辙,因为视劳动力为商品的资本视角必然这样去看问题,也必然导向这样的社会后果。   马克思的发现为我们揭示,机器的逻辑如果再叠加资本的逻辑,那么机器作为一种技术的社会效应或人文效应就是悲剧性的,如将工人置于无用的境地就是这种悲剧之一。这种悲剧也反映了技术(无论是机器还是人工智能)与劳动者之间的对抗关系,正如“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6]50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成为完全的对立。 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7]496,这就是“19 世纪最初 15 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 (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 ,即所谓鲁德运动”[6]493。甚至更广义地说,资本统治的社会,技术与劳动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以至于“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 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动走锭纺纱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6]501,所以“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6]493。于是,劳动异化也随之发生,作为机器的“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8]354,“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8]358。
  以此来关照人工智能时代的对抗,也主要是基于制度因素产生出来的,或者说都需要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尤瓦尔·赫拉利自己也看到,当“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1]290,而人工智能技术如果与共产主义制度相结合,使其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劳动者不再从事具有工具性质的劳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少数资本家用来为个人获取剩余价值,那么这一先进技术在替代人的传统工作后,就会把另外一些原先不属于工作的事情重新定义为工作,包括人所从事的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学习、娱乐和锻炼活动,此时的人因此而获得了自由全面发展的更多机会,就进入到前面分析的全部替代后的情形。其实对机器也可做同样的分析,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那么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9]96-97。
  总之,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视角,启发我们今天在思考人工智能替代人的工作问题时,也必须将其置于社会使用或社会制度的背景中才能做具体判断,而不是抽象评价;或者说,不进入制度层面,对人工智能的社会人文后果的分析也会流于表面而不得要领。目前还有学者从阶级使命的角度批判了无产阶级终将沦为“无用阶级”的说法。[10]可以说,人工智能和机器都是对人的某种能力的延长和增强,成为人身之外的技术性存在,又和人发生特定的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即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使用,产生着对人的不同的人文效应,导向的是两种不同的前景。假如将人工智能置于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制度下使用,人工智能对人的替代所起的作用就是积极的、正面的,它不是使人失去工作,而是改變工作的性质,为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建构人-机友好的新社会
  从人-机关系上来看,人对智能机器人取代人而使人成为无用阶级的恐惧,还源于机器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取代,由此最后需要对人-机关系加以分析和理解。
  其实机器中心论无论如何从本体论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机器是人造的,从本体论上是随附于人的,机器对人的反客为主可能在局部的领域和特定方式(包括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会暂时出现,但从其作为人造物的本体论地位来说不可能成为一种整体性的主体或中心,在人与智能机器所结成的“新联盟”中,只有人才是其中心,而人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出发,需要和机器结成和谐的关系,才能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论”。
  在这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论看来,从没有劳动人类就不能生存的意义上,当人的延长部分(智能机器人)行使劳动的功能而人则行使控制这种劳动的作用时,所构成的就是一个各司其职的人-机和谐系统,而确保智能机器在替代人的劳作性工作的各个阶段上,使人不成为“无用阶级”(包括不形成“无用感”),是人与人保持和谐的重要条件。如果人与人之间因此而全面地发生摩擦和冲突,人和智能机器之间的和谐也不可能维持。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应是实现“善智”,这也从根底上意味着它不应该和人类在“有用性”上对峙。进一步,人工智能有多大用处还取决于人想让它有多大用处,人还可以使智能机器的“有用性”和人的“有用性”结成正比的关系,从而进入一种动态的人-机和谐关系。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机器的和谐)之间也是一种整体论、系统论的关系。
  在这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论看来,即使智能机器人可以言听计从地服务于人、替人做一切吩咐它做的事,使人的劳作性工作可以全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也需要更清醒地处理这一关系,尤其是为了不至丧失必要的能力,还要为自己保留若干事必躬亲的工作领地。事实上人类已经这样做了,如在人工体能取代人的体能过程中,尽管一切农活都可以实现机械化,但不少人还是留有小块的花园由自己亲手去浇灌,从中享受体力劳作的快乐;尽管车船可以代替人的行走,但不少人还是要以步代车,甚至每天专门抽出时间来散步健身。这些做法无疑也需要移植到人类的智能活动领域,相信人也必定会以更高的智商和情商来寻求如何在人工智能全盛的时代为自己的智能活动留下地盘,而不至于一切都交由机器人去代理我们。
  在这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论看来,人和机器之间的新分工需要根据人的特性来进行,借鉴凯文·凯利的看法,各种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是讲求效率的,这一部分交给人工智能更为合适,或者一些工作通过人与智能系统统一起来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还有一部分工作并不总是效率至上的,比如说创新、科研、艺术创作等,这些工作则由人类来完成更合适。因此,在为人自己留地盘的选择中,在人更擅长而又可以享受自由和快乐的领域中去形成人的新工作领域,无疑导向的是人和机器各取所长的新型人-机和谐关系。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观点:当机器承担大量的普通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人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动。   這种基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机和谐还进一步扩展到技术与社会手段的联动。由人工智能有可能造成的所谓“无用阶级”问题,是作为由技术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一方面要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这就是到更高阶段的整体取代时的彻底解决;另一方面在过渡期还必须倚重社会手段来加以社会调节,由此形成的是技术与社会合作的解决路径,结合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视角,人工智能的技术性后果是在社会使用中形成的,不是它自己自主地展开的,所以人类使用智能技术的社会建构工作对它是否会造就出社会学意义上“无用阶级”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造物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合理的社会使用中可以避免“无用阶级”的形成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无疑也是人-机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样,人工智能的技术有用性也是人建构出来的,从而我们将重新定义“有用性”,重新开发“有用性”,以新的价值观来确定人的新用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使用这一新技术,这样人就不至于成为“无用阶级”。而当作为科学技术最前沿的成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从作为工具手段的功能中充分解放出来时,人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到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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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蒋红群.无产阶级会沦为无用阶级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128-136.
  [责任编辑:李君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Useless Class"
  Xiao Feng
  Abstract:It is the most worrying social issu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has the potential to replace people's work and turn people into "useless classes". If examining this process,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stages. One is the replacement of some people's work by AI, and the other is the replacement of all human work. The latter is actually a new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people and smart machines, and we need to redefine "work" and "usefulness". The former, that is, the replacement of some people by AI, is a more complicated and intractable social problem. It needs to be sol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value transformation, design and developing new "soft work" and other social regulation methods. It can also rise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ystems-just to overcome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AI and to socially construct the bright future of AI. As the "artificial object" and "produc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I technology can avoid the formation of "useless class"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under the rational social use. Its ontological found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can dominate a "human-machine harmony" relationship based on anthropocentris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  Usefulness;  Useles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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