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分类视角下民生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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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虽然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三大需求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逐年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的不足导致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强化消费需求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资金最终被用在什么地方、什么领域，是否有效促进了居民的各类消费，是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影响各类居民消费的多种因素，并重点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各类居民消费的影响。
　　关键词：消费分类   财政支出   居民消费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全球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宽幅振荡，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进出口形势日益严峻，依靠出口需求、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质疑，强化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则成为国家和政府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可以被用来强化消费需求，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表现为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但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有些关键性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来源于纳税人的大量财政资金最终被用在什么地方、什么领域，是否可以促进各类居民消费，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探究了影响各类居民消费的多种因素，并重点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各类居民消费的影响。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政府财政支出可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种是它会挤入居民消费，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效果是它会挤出居民消费，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一）挤入效应
　　根據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出现产出过剩消费不足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便是有必要的，它的增加会弥补这种不足，从而促进生产，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是以数倍作用于所增加的政府支出，最终将促进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在相关的实证研究方面，Murphy（2013）在不完全信息理论、工资刚性的基础上研究了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的关系，研究中假设政府增加的支出集中于一部分企业，而将来增加的税收则会分散到所有企业身上，这样单个企业则会预期自身的永久性收入会提高，从而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刺激私人消费。
　　（二）挤出效应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有很多理论方面的支撑。典型的如：真实经济周期学派认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必须有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会直接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居民消费。总之，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而产生的乘数效应会因为这两种因素的存在而降低，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更多的是一种替代关系。
　　由于中国财政支出的职能目标和分类标准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消费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刘沁清（2012）研究了财政支出对不同种类的公共消费品的影响，结果表明，民生支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域内的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民生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本文的计量模型将居民消费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为民生财政支出、非民生财政支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养老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文盲率等。模型设定为：
　　lconosumei，t=β1lconsumei，t-1+β2lminshi，t-1+β3lnonminshi，t-1
　　+β4lincomei，t-1+β5lhousepricei，t-1+β6lchildi，t-1+β7loldi，t-1+
　　β8leminsurancei，t-1+β9loldinsurancei，t-1+β10lwenmangi，t-1+
　　εi，t
　　其中lconosumei，t表示当期居民消费，lconsumei，t-1表示前一期居民消费，lminshi，t-1、lnonminshi，t-1分别表示前一期民生财政支出、前一期非民生财政支出，lconsumei，t-1表示前一期人均居民收入，lhousepricei，t-1表示住房价格，lchildi，t-1、loldi，t-1分别表示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leminsurancei，t-1、loldinsurancei，t-1、lwenmangi，t-1分别表示失业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覆盖率、文盲率，β表示各变量对当期居民消费的影响，εi，t表示误差项。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比较，并采用 Huasman 检验方法判断哪种模型更适合进行回归分析。为探究两类财政支出对不同类别的消费的影响，本文将因变量居民消费细分为八大类，包括食品（lshipin）、衣着（lyizhuo）、居住（ljuzhu）、家庭设备及用品（lnaiyong）、交通通信（ltongxin）、文教娱乐（lwenyu）、医疗保健（lyiliao）、其他。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将政府民生财政支出（lminsh）定义为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社会保障及政策性补贴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非民生财政支出（lnonminsh）为除此之外的财政支出。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把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等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进行分析，分析区间为2005-2017年。鉴于部分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滞后的特征，因此，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和人均收入的滞后一期进行分析，其它变量则选取当期数据。此外，鉴于变量的数值较大，因此，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各个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全国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情况。就财政支出而言，投资于民生的资金占比为36.12%，非民生类的资金占比为63.88%，比民生资金高出76.85%。就消费类别而言，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数额最高，其他类别商品的支出差别不大。
　　区域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情况。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其民生支出占比和非民生支出占比均比较接近，和全国整体占比基本相符。就居民消费而言，西部地区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重较高，东部地区中通讯和交通消费类支出占比较高，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支出较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花在衣服类上的支出较高。
　　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其在居住和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占比高于城镇居民，而城镇居民在通讯、文娱以及衣服类上的支出占比高于农村地区，其余方面的支出在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回归结果分析
　　整体回归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根据分析结果可得，各类别财政支出对整体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民生类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关系，而非民生类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入关系。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凭借大量的财政支出，有力推动了经济建设，进而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对于居住类消费来说，民生类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显著，但对交通通讯类、文娱类支出，挤出效应则十分显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消费的本质与用途存在差异。非民生类财政支出和居住、交通通讯、衣服以及医疗类消费支出的挤入关系十分显著，这表明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增加社会需求，带动生产的提高，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其消费水平。
　　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高，这表明要想增加居民消费，应当大力提升其收入水平。
　　房价和居民在耐用消费品、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入关系，但对居住类消费支出不存在显著关系。随着儿童抚养比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显著降低，原因在于居民更加重视对孩子未来接受的教育质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金钱投入增加较多。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的增长，居民其它包括居住、耐用消费品在内的消费支出会相应地减少，挤出效应比较显著。随着养老保险覆盖率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显著，原因在于养老保险能够为消费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促使其能够放心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其消费支出。
　　分区域回归结果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得：影响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最显著的变量为失业保险覆盖率，中部地区则为人均收入，西部地区则是居民的消费习惯以及政府的非民生类财政支出。这充分反映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
　　民生类财政支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均无显著关系，和整体分析时的结果相近。非民生类财政支出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表明非民生类财政支出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就收入的影响而言，收入仅对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东部和西部地区均无显著影响。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居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仅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必须支出，再加上经济发展滞后，难以为居民提供有效的供给，这使得居民更愿意将其收入用于储蓄。
　　就商品房价格而言，该变量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且和整体分析结果相近。
　　就失业保险覆盖率而言，该变量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与总体分析时相符，也就是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的增加，居民消费的被挤出效应越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不大。
　　就居住类消费支出而言，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其挤入效应显著，且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较低。非民生类财政支出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居住类消费均无显著影响，和总体回归分析结果不相符。
　　就耐用品而言，民生类财政支出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该类支出的影响均不显著，和总体回归分析结果相符。非民生類财政支出仅对西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显著，原因可能是耐用品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与政策的关系并不密切。
　　针对食品类消费支出而言，民生财政支出只对东部省份的食品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则较小。非民生财政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食品消费支出影响都不显著，这说明食品更多属于居民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受政策影响也较小。
　　针对通讯和交通消费支出，不区分东中西地区时，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通讯和交通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行区分之后，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通讯和交通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也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通讯和交通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可能是西部地区以前的交通和通讯设施非常落后，而非民生财政支出为西部地区的交通和通讯消费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针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中东西地区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与不区分中东西地区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具有抑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明显。非民生财政支出对中东西三个地区的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都不会产生显著的效果，这可能与政府在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支出具有双重效果有关。
　　针对衣着类消费支出，民生财政支出对三个地区的衣着类消费影响都不显著。总体而言，非民生财政支出对三个地区的衣着类支出都很显著，在中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小。
　　针对医疗消费支出，与不区分中东西地区得出的结论一致，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医疗消费支出没有显著的影响。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且为挤入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则影响较小，甚至为挤出效应（受篇幅所限，东中西部回归结果未列出）。
　　农村和城镇回归结果分析。总体而言，农村地区显示出更大的消费惯性，受前期消费影响更大，这与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受传统文化影响更深有关。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且为正，对城镇地区的居民消费则影响较小。 　　房屋销售价格对城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城镇地区受到住房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應影响更大。针对居住类消费而言，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这与不分农村城镇得到的结果一致。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地区的居住消费影响显著，而对城镇地区影响不显著。针对通讯和交通消费支出而言，农村和城镇地区的民生、非民生财政支出与不区分农村城镇时的回归结果高度一致，民生财政支出为挤出效应，非民生财政支出为挤入效应。针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民生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影响更显著且为负，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地区影响更为显著且为正。针对衣着类消费支出，财政支出对城镇地区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地区都有显著影响，但民生财政支出是显著的挤出效应，而非民生财政支出是显著的挤入效应。针对医疗类消费支出，民生财政支出只对城镇居民的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挤入效应。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地区影响都不显著，而不区分农村城镇地区时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医疗消费有显著的挤入效应（由于篇幅所限，城镇和农村地区回归结果未列出）。
　　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经济和居民消费提出以下建议：
　　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牢固树立民生财政的理念，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学术界通过分析民生类财政支出和居民总体消费的关系得出，民生类财政支出和居住类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入关系，即随着民生类财政支出能够推动居住类消费的增长。对此，政府部门需要牢固树立民生财政理念，增加民生投入，构建完善的民生财政支出体系，规范财政支出的使用，健全考核机制，确保政府部门能够对民生进行科学有效地支出。
　　完善财政支出体系。就整体而言，经济越发达，居民消费受民生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就越显著，非民生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则越缺乏显著性。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对此，应当采取如下措施：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并构建起持续稳固的财政支出增长体系;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分配，加强对农业薄弱点的支出，推动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对经济建设投资要进行合理优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要分清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的效应。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的增加，居民在居住、耐用品、交通通讯以及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会相应地减少。对此，应当着力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尽可能提高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让失业群体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对于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出，提高参加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强对相关资金的管理，确保养老资金得到合理规范的使用。
　　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其成果应当让广大民众共享。对于中国农村，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对此，必须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增加农村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和能力。
　　住房价格市场化。对于房价上涨，应当客观对待，确保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并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近年来，随着住房价格的日益增长，要求进行房价调控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政府调控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政府部门应当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对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优化住房市场结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调整房价，从而对居民住房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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