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时期“章草”和“今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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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秦汉魏晋是中国书法变革的重要时期,篆隶变为行楷,草书则由章草变为今草。章草和今草依据基础不同,故书写体系也有所不同。虽然同属草书,但是因为字体基础的变化,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本文从二者的社会背景出发,对章草和今草源流及定义问题做出诠释,并以此变化为契机,探索现代草书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草书;章草;今草;秦汉;魏晋
在草书的发展历史之中,对于草书的分类和定义一直都是书法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学界针对章草和今草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唐代欧阳询、张怀瓘开始,到启功先生等,均表达了自己对章草和今草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章草与今草的形成年代与两者之间的差异。
在草书中,章草和今草是草书的主要类别。而关于它们的性质、艺术特点、缘起,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下文从草书诞生及发展过程分析章草和今草的不同特点,并借此梳理章草与今草的形成过程,以达到对章草和今草进行辨析的目的。
一、秦汉时期草书的诞生与变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变革最大的一段时期。自商周以来流行的古文字系统在这一时期逐步转变为以小篆和隶书为主的今文字系统。书法字体中的篆、隶、楷、行、草都是依托于这一套系统发展起来的。而这种转变的基础,首先是基于书写的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繁杂且不甚统一,每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通行文字。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一个大帝国内部的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文字的规范。其中小篆与隶书因字形简便,方便书写,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文字的出现与演变,最初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草书的诞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从书写意愿出发,草书可以被分为自发性书写与自觉性书写。[1]自发性书写指的是在书写隶书或篆书时,因实际需要,无暇工整严谨地书写,因此出现了连笔等现象,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即虽然出现连笔等类似于草书的特征,但是大体上仍然是草率的隶书或篆书。这种情况,只能称之为“隶书或篆书草写”,也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汉代草书”。东汉初期的简牍《神鸟传》(图1)、《永元兵物簿》(图2)中,有许多这种现象。而自觉性书写,则是书写者有意识的书写行为。在东汉出现了齐相杜操使用草书上奏并得到汉章帝的赞扬,特许使用草书上奏的事例,学者崔瑗也开始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评判草书这一字体。在杜、崔二人的大力推广下,出现了“西州草书流派”这一专精草书的流派,并被称为“书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流派”[2]。这对于草书发展史来说,是一个空前的转变,并且由此诞生了以张芝为首的东汉草书艺术家。其中张芝被韦诞称为“芝学杜操,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3]。这段时期,也是草书从自发性书写向自觉性书写的阶段,开始出现“章草”这一称谓。所以,草书从一种实用性的书写方式升华为一门专门的书写艺术,其过程基于下层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文人雅士的艺术觉醒,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在书法艺术诞生的过程之中,“隶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字演化过程。它代表了中国文字从古文字系统转向今文字系统的重大转折。文字隶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总趋势—简化,并且这个趋势影响了之后草书、行书、楷书的演化。在西汉早期出土的帛书以及简牍(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之中,出现了文字简化的趋势,改变了篆体的纵长体势,并且对某些偏旁部首进行了简化,为草书、行书、楷书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草书的变化是基于文字简化这一大趋势下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隶变”将繁复的篆书转化为了相对简易的隸书,但是由于隶书的书写特征,在书写之时仍不能做到简单、快捷。在实际使用中,这一特点在某些使用场景(如战争等)中严重地影响了使用效果。于是,文字在实际使用需求的推动下开启了进一步的演化过程,可以将它称为“隶书草化”。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大部分文字都进行了进一步简化、省略,并且运用了连笔使得书写速度进一步提高,但保留了隶书的波磔等特点。可以说是隶书的进一步演化。而到了东汉中期,在如杜操、崔瑗等一大批书法家的推动下,草书逐渐脱离了隶书形态,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字体。而这一时期出现的“章草”,标志着草书作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而存在,对于草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章草是一种独立于隶书与今草之间的特殊字体。章草相对于其他的“汉代草书”来说,更加规范工整,也具有草书气势连贯的特点,并且笔意方面多用隶意,但并不拘泥,具有“正体化”的趋向。
目前关于“章草”的作品,流传较多且学界认可的作品为皇象《急就章》(图3),我们可以从这一作品中一窥章草书法的特点。此作品的章草寓变化于不变之中,笔画之间有牵丝,但是各字之间并不牵连,且整体结构布局有序,颇有法度,体现了草书在演变过程中的特点:字体逐渐简化并且多用连笔,但仍保留传统的波磔。
二、“章草”“今草”“汉代草书”之辨
魏晋时期,随着东汉中后期对草书的大力推广,人们对草书艺术化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今草这一书法形式在东晋时期逐步发展成熟。
在秦汉至魏晋草书的书法艺术系统之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形式:汉代草书、章草和今草。汉代草书(不包括章草)可以说是出于实际使用的需要而形成的字体,还没有经过书法家的艺术加工,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不能认为它是成熟的草书;章草是草书与隶书等正体字相互影响下的产物,呈现出一种正体化的趋向,并兼具草书的特征;今草则是草书高度艺术化的产物,它突破了汉代草书的桎梏,在书写时追求整体格局上的连贯与书写的简洁,给人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之感。可以说直到今草出现,草书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 而值得注意的是,章草与今草并不是前后继承关系,而是属于草书分支里的并行关系,分别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但相互影响。虽然从时间上来看,章草早于今草出现,且今草大致是在章草衰落的时期发展成熟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大,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
章草与今草的差异,首先要从汉代草书说起。在汉代草书中,出现了两种演化趋势:一种是典型化、正体化,进而演变成“章草”;另一种则是注重书写的流畅度,具备了“今草”的某些趋势。[4]以汉简《永元兵物簿》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样的趋势。在《永元兵物簿》中的“之”字,与其他字相比明显更加细长,且书写潦草,体现了“纵”势;而“亩”“七”等字,明显呈现出扁平之势,且书写相对工整,体现出了“横”势。这两种不同的趋势在日后逐渐演化出了章草和今草这两个差异较为明显的流派。
而这两者的差异,还体现在点画形态的不同。在章草之中,很多字都与汉隶的波磔相似,但是今草之中,几乎完全见不到汉隶的影响。其原因或许在于今草为了书写者整体的书写体验与布局的一气呵成,放弃了较为复杂的笔法,反而采用与汉代草书中一部分为了书写快捷而省略了波磔的字的写法,体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意趣。
值得注意的是,章草与今草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一种并行发展且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章草的形成在东汉章帝时期(75—88)有记载,此前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而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书写的《永元兵物簿》则清晰地展现了不加波磔、类似今草的汉代草书也是存在的,并且与类似章草的汉代草书并存。
总的来说,汉代草书、今草、章草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广义上的汉代草书包含了章草,而章草和今草则是草书艺术化后的产物,其主要差别在于章草的“横”势、“正体化”与今草的“纵”势、简化。可以说,草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隶书之后中国书法的发展。
三、魏晋时期的今草
前文已经提到,在汉代草书系统之中,章草和今草的前身都在发展,呈现出并行且相互影响的趋势。章草在东汉中期率先走向成熟,而这时的今草还处于发展之中。
关于今草的创制与成熟,目前学界主要有两派观点:第一种是今草是由东汉张芝创建,其观点主要出自唐代张怀瓘的论述;第二种则是直到东晋时期,由王羲之等书法家完善,支持这一论点的有唐代的欧阳询、韦续、李嗣真等。
在《书断》中,张怀瓘记载了欧阳询关于今草创制的观点:“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5]这一说法遭到了张怀瓘的激烈反驳:“右军之前,能今草者,不可胜数,诸君之说,一何孟浪,欲杜众口,亦犹践履灭迹,扣钟消声也。”[6]这一观点也与张怀瓘在《书断》草书篇开篇所述“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7]观点相同。这两种观点也基本上代表了今草创制年代的争议。
笔者认为,张怀瓘的说法是失之偏颇的。第一,张芝所处的年代正是章草开始流行的年代,在他之前不久的杜操、崔瑗等人为推广章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这一时期的今草,还处在实用阶段,极为不成熟,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汉简可见,只是具有一定的今草特征,还未完全转变成今草。第二,西晋索靖为张芝姊之孙,且草书得张芝法,但是笔者翻阅了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并未找到任何表明索靖书写今草的证据。若今草真为张芝所创,作为他的亲属及继承者,不可能不学习今草,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张芝创今草的说法不太准确。第三,在张怀瓘之前的文献之中,并无任何关于张芝创制今草的记载,且张芝真迹大都不存于世。而存世的《冠军》等今草三帖,则大部分人认为是唐代张旭所书。这种说法且不论正确与否,但是对于其为伪帖的观点并无争议。在唐兰《中国文字学》中,也有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张书本已寸纸不见遗,唐人常取‘二王’书,伪托伯英,所以张怀瓘就误认汉时就有今草了。”[8]这也说明,张怀瓘关于张芝创立今草的说法受到了存世作品的误导。
而欧阳询的观点:今草于东晋时期创制,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草书发展的历史来看,今草的创制在东晋时期较为合理。前文已经讲到,在汉代之时,草书就已经出现了今草的“纵”势、无波磔等特征,而这一特点在汉末及西晋时期继续发展,过渡十分自然。从东汉的《永元兵物簿》与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对比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这种继承关系。而将东晋的草书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也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关联。在东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以及世家门阀的崛起,各种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草书发生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次,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中,只有张芝创立草书与东晋中期创立草书这两种说法,大多数学者,如王僧虔等学者也是东晋创立说的支持者。所以,就现有的材料而言,东晋创立说更加合理。
在明确了今草的创立年代之后,今草的发展路线便更加明晰。汉代,在实用草书的基础上,分化出了两种路线。而其中一种,便是以“纵”势、去波磔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在早期仅为了满足实际需要,但是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向艺术化的今草过渡。在三国至西晋时期,草书中具有今草特征的书法作品逐渐增多,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隶书的笔意。将它归类为今草过于勉强,但是它相比汉代草书,更加趋近于今草,所以可以归类为过渡期的产物。上文所述的陆机《平复帖》(图4)及这一时期其他书法家的草书作品都可以归类于此。东晋时期,由于长时间的发展,今草终于发展出了自己的独有艺术特点,形成了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其中以王羲之的《十七帖》(图5)为杰出代表。至此,草书完成了由实际使用向艺术化升华的过程。
结论
纵观草书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一个事实:草书的分类、源流、演变过程等存在着诸多纷争。幸而近年随着许多汉代和魏晋实物资料的出土,为不少与书法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章草起源于草书书写时规范化的要求(正体化),它大致诞生于东汉中后期,由杜操、崔瑗、张芝等人发扬光大,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而今草则是由人们快速书写的实际需求诞生,经历了三国、西晋时期的过渡期,在东晋由王羲之等艺术家完善,成为之后草书的主要类别。由章草和今草之辨可以看出,在学习与研究书法艺术时,碑刻、字帖等第一手材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经他人之口所述的事情毕竟会有一定的偏差。此外,草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一个特征:满足所处时代的实际需要。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还是人民精神与艺术上的追求,艺术都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的,并且也来源于实际生活。当代草书也要根据现代的特点,不断对草书进行改革和创新,这样才能够满足新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保证草书这一门书法艺术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侯开嘉.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186.
[3]徐华.东汉草书艺术的演变及其精神内质[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09-116.[4]李永忠.草书流变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3.
[5][6][7]张怀瓘.书断[G]//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1782:17.
[8]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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