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借鉴的困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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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尝试引进西方的教育实践，提高自身教育水平，以适应全球化进程。本文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视域下，通过实证研究，深入考察我国大陆实施翻转课堂的现状。研究发现，文化历史活动造成的对知识来源、知识传递和教育目标的理解与西方不同，这些差异导致教育借鉴的诸多困境。这启示我们在教育借鉴过程中，应提高文化敏感性，建立积极的空间氛围，才能真正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关键词]教育借鉴;翻转课堂;文化差异;教师困境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5-008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5.016
一、引言
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类活动，创造出跨越国界的新经济、新技术、新文化和新教育。在不同的领域，全球化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时空压缩”[1]，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借鉴成为可能。教育与社会文化是无法分开的，教育借鉴通常意味着接受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观或假设，但是文化与传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已被证明对全球化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由于文化的不匹配，许多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活动，最终都走上“早期热情—广泛传播—后来居上—沮丧失望—最终衰落”的套路。近年，席卷我国的课程改革，其大部分的理论和经验都直接引自西方国家，常常忽视与文化传统的兼容性。教育实践受社会文化、评价体系和教育传统等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地“拿来”。作为教育改革的实施者，教师的文化构成体系影响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我国大陆和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会引起教师教育借鉴的紧张、冲突和困境。例如，新课程改革倡导的知识建构观、合作观、探究观与传统中国教学方式中的死记硬背、以教师为中心、注重考试成绩等观念存在冲突，造成教师教学困境，影响新课程改革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效果。
西方国家的教师教育借鉴存在相似困境。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学生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考试中的卓越学业成绩，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东方教育实践，西方国家的教师也受全球化的影响，尝试借鉴东亚国家的教育实践。例如，2015年英国引入中国数学教材，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同时，英国邀请上海的数学教师就教学问题进行交流。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课堂以传递知识为中心，是更加有效的教育方式。西方国家开始考虑引入东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近年来，西方国家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高风险考试、标准化课程和问责制等，都是保障东亚国家教育质量的法宝。但是，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困境，同样是西方教师在教育借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Leithwood、Steinbach和Jantzi研究指出，大多数教师对问责制政策感到恼火，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为教育失败的替罪羊，此外，他们还认为问责制会威胁到他们的专业精神[2]。
从全球范围来看，东方向西方的教育借鉴更为广泛，东亚国家的教师面临着西方教育的文化冲击。东亚国家在国际考试（如PISA）中的突出表现，使他们认识到死记硬背、以教师为中心和以考试为导向等传统教育方式所具有的优势。然而，他们也认识到我国学生的创新能力、合作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不足[3]。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作为教育改革的实施者，教师对实施教育改革的理念和态度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4]。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揭示教师在中国大陆实施翻转课堂（FC）借鉴过程中的困境。
二、教育借鉴
（一）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HAT）
1934年，维果茨基（L.S.Vygotsky）首次提出社会文化理论的三方概念，明确文化中介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要作用。中介工具可以是物理工具、文化制品或理论概念。然而，维果茨基的研究仅局限于个人而忽视社会的影响。他的同事列昂捷夫（Leontev）和恩格斯托姆（Engestrom）系统地阐述了活动的概念。列昂捷夫认为，活动是有动机的，是面向对象的，对象主导活动的方向。基于维果茨基的行动文化中介思想，恩格斯托姆将最初的三角活动模型发展为第三代集体活动系统模型，他加入社区的元素、规则和分工代表社会/集体（collective subjects）的要素，还强调活动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所造成的矛盾[5]。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恩格斯托姆把实践作为分析的单位，并对活动系统内部或活动系统之间的矛盾感兴趣。总之，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HAT）为分析活动中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与活动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视角。
我们之所以选择CHAT作为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课堂教学活动既不是个体学习的总和，也不是合理心理过程的结果，它反映社会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换句话说，CHAT使我们能够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系统地理解课堂教学，它为我们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探索人类学习能力提供一个更系统的视角。第二，CHAT关注活动系统内外不同元素之间的显性元素、潜在元素和动态交互作用，对深入了解活动系统是非常有益的。第三，CHAT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跟踪活动系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二）CHAT视角下的FC案例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简称FC）概念是由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三位教师首次正式提出的。1996年，在经济学导论课程中，莫里·拉吉（Maureen J.Lage）等人利用万维网、多媒体计算机等设备实现了大学生课前自学、教师课堂答疑、组织实验研究与问题探讨的颠倒性学习。他们运用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帮助大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进行学习，并让学生在不占用课堂时间的前提下完成大量的团队合作项目，它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6]。互联网时代，学生通过互联网学习丰富的在线课程，不一定要到学校上课。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催生“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是对基于印刷术的传统课堂教学结构与教学流程的彻底颠覆，由此将引发教师角色、课程模式、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变革[7]。如上所述，翻转课堂是一种合作的、同伴辅助的、主动的、基于问题的学习。它强调通过活动和合作进行学习，这很符合杜威的教育哲学，即教学必须以经验或学习为基础，而不是倾听或思考[8]。在杜威的影响下，戴尔提出学习“经验之塔”理论，该理论主张实践或行动是学习新事物的有效方法，而不是阅读、听觉或觀看[9]。同时，翻转课堂需要民主、具体、情感的组织文化的支持，使学生能够更自如地与老师或同学直接交流，而不是害怕丢脸或破坏和谐的关系。在西方，翻转课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13年11月，声波铸造与数字化教育中心（Sonic Foundry and the Center for Digital Education）在美国进行了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教师曾尝试过或计划在下一年实施翻转课堂，即使翻转课堂需要教师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仍有超过97%教师尝到成功的喜悦[10]。参加翻转课堂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对学习和学业成绩的态度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商业组织开始合作，为中小学提供大量的课程资源。总之，到目前为止，翻转课堂在美国已经被证明是受欢迎的和成功的。 在中国大陆，翻转课堂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2011年才开始进入校园。2013年10月，为促进课堂教育改革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慕课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OCs）。到目前为止，共有超过2000个与翻转课堂相关的教学视频已经在该中心的网站上发布。翻转课堂的目标可以看作是通过互动、協作和经验来学习，从而激发主体的行动。课堂的中介构件包括教学视频播客、网络教学管理平台、与同行的协作、一对一的教学，以及相互的讨论，教师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学生学习，提供一对一指导;学生作为积极的学习者，对自己负责，共同探索未知的世界。这种分工有助于我们理解指导主体行为的基本规律。显然，他们遵循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企业机构、家长、政府和大学作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技术支持和资金保障。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热潮正在展开，并对中国大陆基础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与此热潮不相称的是，大陆对翻转课堂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
三、论证及分析
（一）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的目的是了解我国教师在实施翻转课堂过程中的感受，为此而开展的一项定性研究。数据是通过实地观察、课程计划和访谈收集的，使用的访谈资料由6所中学的36名教师提供，每人至少50分钟。他们是中国大陆翻转课堂的先驱，被访者都有翻转课堂的教学经验。在每所学校，至少挑选一名负责教学事务的领导和若干名性别、学科、教学经验及教育背景不同的教师来获取信息，向所有受访者通报研究的目的;为保护隐私，录音带被赋予化名，并在转录后删除，所有的书面记录都由受访者检查，以避免产生偏见和误解。采用Nvivo8软件对半结构化访谈进行编码、检索和整理。
（二）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大陆传统的学习文化对知识来源、知识传递和教育目标的理解与美国引入的翻转课堂是不兼容的。
1.知识来源。中美两国对知识来源的不同理解是惊人的。中国的学习文化认为，知识是“事实和程序”，集体智慧来源于不能被质疑的“圣人”，教师、上级、长辈甚至教科书都被视为知识的权威。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是，正确答案是存在的，可以从老师或书本中得到;学生质疑教师的正确性是不尊重师长的行为，尤其是在公共场合。社会文化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学生倾向于顺从和接受教师的正确答案，他们缺乏与教师充分沟通交流的机会和勇气。翻转课堂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建构主义和主动学习为特征，通过与学习伙伴的合作活动获得知识。由于这种独特的经验，每个人对知识都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没有同伴协助、协作和合作学习，翻转课堂就没有任何意义。教师是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指导者，学生是翻转课堂的中心。由于对知识来源的不同理解，中国教师发现如何组织有效的讨论和小组工作是翻转课堂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因为考试的压力较大，在课堂上很难展开有效的讨论，课堂讨论在学生眼中是低效的，他们更喜欢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风格而不愿参与讨论。即使讨论，学生也不注意同学的意见，习惯等待来自老师的正确结果，他们习惯性认为知识只来源于教师或教科书。教师是知识权威的观点已经深深扎根于学生的内心，在他们看来，教师是课堂上正确答案的唯一来源，其工作是带领学生学习课程里的考试中会测试的知识内容。当翻转课堂倡导相互学习或合作学习的西方教育价值时，学生会以自己的方式不参与讨论来抵制。值得注意的是，当真正实施翻转课堂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巨大的挑战——来自教师的挑战，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无所不知，能够在学生提出问题时给出正确的答案。但事实相悖，所以许多教师不愿意尝试翻转课堂，因为知识权威的角色提醒他们要尽量避免丢脸。根据《2013年全球教师地位指数》（The 2013 Global Teacher Status Index）[11]，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尊重教师方面排名第一，家长们总是告诉他们的孩子要服从学校老师的要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俗语在现代社会仍然流行。
2.知识传递。不同的教育文化促使学生对教与学有不同的期望。我国一些教师认为，知识存在于书本或教师的头脑，需要他们把知识放进学生的头脑中。因此，教学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化过程，教师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期望学生记住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自己建构知识。与之不同，成功的翻转课堂需要不受限制的讨论、通过互动的体验、基于计算机的个人教学和团体学习活动的经验。然而，重复、背诵、记忆、理解和复习是我国知识传递的主要途径，亚洲学生在PISA中的出色表现，显示出死记硬背的力量。虽然死记硬背一直被视为一种无效的“表面”学习方式，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受访者都强调，重复对加深理解起到关键作用。Dahlin和Watkins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学习者对重复的重视程度很高[12]。由于重复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新的意义，因此认为讨论是一种比重复更好的学习方式是相当武断的，在匆忙改革的过程中随意放弃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是不合理的。在我国的教室，教师的讲台比学生的课桌稍高一点，老师站在黑板前，学生整齐地坐在一起，静静地做笔记，这种空间布局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但也限制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再加上规模较大的班级和需要在一堂课内教授的诸多知识点，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讨论不受我国中学教师欢迎。此外，多样化、快乐的教学方法与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学习方式在理念上是冲突的。事实上，努力工作是中国人民珍视的一种良好的个人素质，对学生来说，他们被灌输对艰苦工作的宽容，父母总是告诉他们，学习是艰苦的工作，而不是乐趣，个人努力比天赋能力更重要。因此，他们更喜欢教科书的结构，而不是使用视频、讨论、协作和团队合作作为学习的中介工具。
3.教育目标。理解中国的教育目的，是理解应试教育制度在中国教师心目中不可动摇地位的关键。在中国，教育无疑受到高度重视。然而，这种教育是针对高考的应试教育，其意味着家庭荣誉，意味着能够给学生带来较高社会地位和高薪待遇。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不是满足对知识的渴望。为扭转这种趋势，我国大陆开启了第八轮课程改革，其首要目标就是取代应试教育，培养创新型学生。然而，课程改革虽在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应试教育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于是，在不能确定翻转课堂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的前提下，有家长便公开表示对翻转课堂持消极态度。尤其是重点中学，出于对学校声誉的考虑和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也不敢承担学生成绩下滑的风险，大多校长对翻转课堂的实施热情也迅速消失。另外，建立翻转课堂的重要原因是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技能。虽然大多数被采访者都承认翻转课堂中所提倡的高阶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但根据考试成绩进行选择的国家高考制度，迫使教师不得不进行应试教育。考试目标与考试压力之间的两难局面，使教师在改革过程中陷入困惑，翻转课堂倡导的高层次思维技能与高考要求的良好学业成绩之间的矛盾，导致教师教育借鉴的困境。 四、结论
我们从CHAT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下教育文化的差异。翻转课堂内外要素的结构性紧张所造成的矛盾是理解东西方国家学习方式差异的关键，这些矛盾也加深人们的理解，即为什么一些借鉴西方的教育实践在欧美是成功的，但在中國却行不通。我们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中的翻转课堂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的翻转课堂中存在三大矛盾。
（一）中介工具与活动对象的矛盾
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翻转课堂主张学生提前观看视频，从而让更多的以问题为基础的主动学习成为可能，这是提高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而在我国，评价体系注重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而不是应用能力，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知识点的讲授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更重要的是，对于许多教师来说，如果他们的课堂充满讨论或一对一的教学，学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捕捉教科书中的知识点。因此，与粉笔和讲授相比，翻转课堂的中介工具对于具有扎实基础知识的活动对象来说可能是无效的。
（二）活动对象与活动目标的矛盾
我国教育以考试为主导。如前所述，中学的主要目的是为高考做准备，换句话说，高考就像指导课堂教学行为方向的指挥棒。老师承受考试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不关心学生能否把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为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课堂教学中是否讲授了教材所涵盖的关键知识点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存在翻转课堂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目标不相适应的矛盾，由于同样原因，翻转课堂使用的中介工具与我国教育的实际目标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
（三）评价体系与翻转课堂的矛盾
翻转课堂倡导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及师生相互平等的关系，课堂氛围可能因为激烈讨论而显得吵杂。然而，我国对有效课程评价的重要标准是：教师是否完成规定的课程计划;课堂气氛是否井然有序;学生是否掌握所有的知识点。包括维持课堂秩序在内都是教师的主要任务，有效的班级评价体系与翻转课堂所指的规则、分工和中介手段不相适应。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提到的，她不知道如何说服家长或学校领导相信，无序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比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更好。教师的反应指向由于翻转课堂原则与我国评价体系不匹配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五、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教师教育借鉴过程中的困境，并考察了产生困境的原因。我们认为，教育实践远比所论述的复杂和微妙，单纯模仿翻转课堂在美国的教育体系或教学方法，似乎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需要我们在实际教育实践中做出策略调整。
（一）提高教育者文化敏感性
根据菲利普斯和奥克斯提出的四个教育借鉴阶段，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本土化[13]，其中，如何使翻转课堂本土化是成功的关键。教育借鉴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另一个国家所调整，继而进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个“内化/本土化（internalisation /indeginisation）”的过程。可见，教育文化等因素是影响教育借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也并没有得出结论，翻转课堂完全不适合我们的教育。我们认为，所有外来思想与理论需要进行适合本土实际的内化/转化，需要设法重构借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使之与社会价值观念保持一致，这依赖于教育者文化敏感性的提高。提高文化敏感性，让教育者能够对教学资源所承载的社会主导文化、教育文化等要素给予敏锐地感知、理解基础上，思考引领转化、交流融合的可能性策略。因为基于本土文化根基的教育借鉴实践活动才是解决教师教育困境和教育改革的立足点。
（二）培育建立积极的空间氛围
课堂教学没有唯一的或最佳的途径，但是受访者都认为学习一定需要在积极的关系中才能发展起来。这就要求教育者在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学习状态和知识基础上，建立积极的、包容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氛围。在课堂上，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来促进学生学习，促进学生不断进行合作、创造、沟通，以达到培养创新及明辨思维能力的目的。不可否认，我们所做的努力让我们的课堂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当然，翻转课堂也是其中的选择项。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借鉴变得越来越普遍。作为一种代表，翻转课堂反映出教育借鉴过程中，其与文化历史因素的冲突，对它的思考和研究将丰富我们的教育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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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宇）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bring in the education practice from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own educ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fit well in the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 surve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the China mainland， by using the empirical study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ctivities lead to a big differenc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b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source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education objectives， which brings about lots of trouble for education borrowing.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build positive space atmosphere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borrowing， to really achieve the goal.
Key words： education borrowing; flipped classrooms; cultural differences; teachers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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