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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的健康吃法

作者:未知

  有天听到中年人励志聊天,说买对一套房,胜过独得一回諾贝尔奖;失去机缘,每天咸菜泡饭一生也还不了贷款。后面的话,意思是:索性什么都不管,只要晚上有地方睡觉,吃光喝光。那个“吃光喝光”一下子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事了。
  五十年前下乡插队,到村子的第一天晚上,生产队长告诉我:“我们这里条件好,每年毛粮480斤,再加工分粮。”我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粮食,每个月能吃上40斤。这在南京是钢铁厂、码头工或拉板车等重体力工人的定量啊。我以为从此告别中学生每月定量31斤,成了农民,可以多吃几斤了。
  没那么回事。经过“再教育”,一小时后就明白:“毛粮”指稻谷或麦子,没有加工成米或面,大米碾过只剩七成,小麦去了麸,只剩下八成二。那时亩产低,稻子亩产最多六七百斤,麦子最多只有二三百斤。就这样,还得起早摸黑地干;饥饿一直像梦魇一样跟随,农民的日常话题,总离不开一个“吃”字。但那时我从没听农民说过“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之类的胡话。从饥荒中熬过来的农民,仍然省吃俭用,不要说吃肉,能吃上一碗白米干饭,就很满足。村上的大嫂大婶,都先让男人和孩子吃饱。那时经常折腾,劳动强度大农忙时天不亮就上早工,要干十多小时,而粮食未见多;如果增产,征收就水涨船高。
  直到1975年,粮食仍然是农民的心病。我在小学代课,工资27元一个月,农民很羡慕。学校同事也认为我“很有钱”,因为没有负担,他们可得指望这27元钱盖房子、结婚!学校平时每天中午菜金五分钱一角钱,有肉时要两角五分。有同事坚持不吃肉,每顿吃咸菜,或是五分钱的素菜。他攒钱,一毛两毛地攒,因为家里要盖房子。有天烧饭师傅多分了一份肉,两角钱一份,大约有六七小块吧,放在青菜上。可是没想到那个老师说师傅弄错了,他没说要吃肉,坚持不吃。烧饭师傅悄悄对我说:“你有钱的,你晚上把这份肉吃了吧,要不我做不成账。”我也就帮他吃了。吃了,没人感谢,几个人私下又说我有钱,“中午吃了肉晚上还要一份肉。”去参加一位同事的婚礼,份子钱每人五元钱,这便让几个同事辗转反侧。但大家要面子,狠狠心,出了五元,走二十多里路去同事家庆贺。那天肉圆满满一脸盆,虽然掺了一半馒头屑,但还是很可口。有个同事吃了八个,打了一会儿扑克,下午四点多,竟然又说饿了,又吃了主家一大碗面条。
  春荒时,社员白天三顿稀粥,到了夜晚饿得没劲睡觉,熬不过去了,凑份子杀羊的事也是有过的。虽然偶一为之,却能留下好多年的回忆。农民能说出那天晚上事情的全过程,仿佛那顿夜宵是能镇一辈子饥贫的盛宴。
  现在,个别地方贫困现象虽然存在,像当年那样忍饥挨饿的人可能不多了。人们白天上班,晚上经常大吃,各种夜宵排档,每天剩下倒掉的,都比农民过年节吃的强。然而谁能想到,那些年我们经常吃没油的蔬菜,现在竟然被叫作“健康吃法”了。无油之外,还要清淡,低盐,三餐要适当配比。还有建议过午不食的,每星期择日“清肠”的。这些,要是被当年我们农民知道,一准认为是造谣,要不认为是作死。
  十多年前,听诗人流沙河说起体检指标,医生见其血管清洁,惊奇感叹:这样的血管,只有三年困难时期才能见到啊。某晚蒙他邀约去府上晚餐,因故未成,次日被他嗔怪。道歉后问他昨晚准备的什么菜,回答说,红苕粥,泡青菜。我于是认为他是要给我治高血压呢。
  (吴非/文,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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