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的危害与治理支付意愿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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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雾霾污染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雾霾污染会导致出行障碍、相关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上升、动植物生长受阻、旅游业产值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影响和社会稳定度下降等。可见,治理雾霾污染刻不容缓。雾霾治理的费用相当高,公众参与治理雾霾是一种有效的缓解雾霾治理资金紧张的有效途径之一。由此,本文以我国雾霾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研究和归纳总结方法,系统介绍了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相关问题、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评估模型以及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雾霾治理费用的分摊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雾霾污染;支付意愿;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68(2019)04-0152-04
Advances in Harmful Affects and Payment Willing for
Fog and Haze Pollution
CHUAI Xiaoming1 WANG Jiajia1 ZHOU Haixia2 FAN Chao1 HAN Yanjun1 SHEN Xia1
(1.Emergency Management School,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Henan 454000;
2.Library,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Henan 454000)
Abstract: Haze pollution is a hot issue in current research. Haze pollution can lead to travel obstacles,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related diseases, blocked growth of animals and plants, declined tourism output valu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It can be seen that it is urgent to control haze pollution. The cost of haze control is quite hig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haze control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funds for haze control. Therefore, this paper took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aze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aze control,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aze control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aze control b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ummary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llocation of haze control costs in China.
Keywords: fog and haze pollution;payment willing;model;influence factors
隨着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过快增长、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的扩展,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1-3]。2013年,中国爆发大范围雾霾天气,我国多个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大连、济南和郑州等地雾霾污染较为严重,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公共交通和社会经济发展,故开展雾霾污染的治理工作迫在眉睫[4-9]。
众所周知,雾霾污染的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对政府雾霾治理的投入,特别是资金投入方面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有研究表明,居民参与雾霾治理是解决雾霾治理资金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10,11]。因此,加强开展雾霾治理支付意愿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1 雾霾污染的危害及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必要性
1.1 雾霾污染的危害
雾霾污染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影响出行、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农业和旅游业发展、影响社会发展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①出行障碍。雾霾污染影响人们的出行主要体现在[9]:一是雾霾天气通过影响能见度而显著影响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二是城市居民出于健康考虑而避免或是减少外出的频次,如郑州、安阳和焦作等城市在空气污染严重时推出了“中小学生停课”“绿色免费公共交通出行”和“汽车单双号限行”等一系列特殊措施。②相关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显著上升。大量文献报道显示,雾霾污染能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妨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12-16]。③动植物生长受阻。李春华和赵隽宇[17]利用需求和供给驱动的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了2012年北京市雾霾引发的农业损失所造成的经济部门间接经济损失为551 648.44万元,占农业GDP的13.94%,远高于其直接经济损失。何学林和周伟[18]研究了雾霾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张淑敏等人[19]研究了铜川市雾霾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王景琦和赵向龙[20]深入探讨了雾霾天气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预防措施。④旅游业产值下降。彭建等人[21]分析了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情况。徐璐[22]的研究表明,北京和广州的入境游客网络关注度与这两座城市雾霾天气指数无关,上海的入境游客网络关注度与雾霾天气指数相关。高广阔和马利霞[23]的研究表明,雾霾污染对入境客流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程励等人[24]分析了雾霾天气对城市旅游目的地选择倾向的影响。李静[25]研究了雾霾对来京旅游者风险感知及旅游体验的影响。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Liu et al[1]、Wang et al[26]、揣小明[9]、樊晓露和吴世昌[27]和刘灿灿等人[28]等人深入研究了雾霾污染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⑥社会稳定度下降。揣小明[9]还发现,城市雾霾会使火灾发生频率提升,增加城市犯罪率,进而影响城市的社会稳定度。 1.2 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雾霾治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其中,公众参与雾霾治理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对有效预防与控制雾霾污染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成功经验表明,雾霾治理是一项需要长期高投入的工作,这给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费用分担显得尤为重要。
Ciriacy-Wantrup最早提出CVM,其认为,可以采用直接访问的方式来了解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和需求状况。针对雾霾治理中的空气质量提高问题,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关于利用CVM方法估算雾霾治理(空气质量提升)的支付意愿。Anna Alberini和Alan Krupnick[29]利用CVM方法估算了台湾居民对改善大气质量的支付意愿以及大气污染引起的疾病所造成的损失。刘昭炜和李钢[30]通过三次问卷调查,力图通过经济学人这一群体来深入了解公众对雾霾治理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学人群体对政府环境监测结果信服度的明显提升,其对政府雾霾治理的成效满意度显著提高,居民对雾霾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也显著提高。张廷玉和祁新华[31]利用CMV方法对比分析了北京与福州两个城市的公众对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差异性特征。曾贤刚等人[32]运用CVM法調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此外,魏巍贤和罗庆鹤[33]、刘婷婷等人[34]、贾文龙[35]、全世文[36]、葛继红等人[37]、丁玲[38]、黄世伟[39]、许瀛等人[40](2015)和分别针对京津冀、山东省、中部农村地区、北京、南京市、哈尔滨市和武汉市居民对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发现,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居民对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
2 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估算模型
对于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估算模型,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估算支付意愿。周晟吕等人[41]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了2016年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总体支付意愿在200亿左右。王健俊和俞雪莲[42]选取成都市19个区县为研究对象,设定二手住房成交价作为行为决策后果的代理变量,通过将空气质量因素引入特征价格法中,综合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估算了城市居民对雾霾污染改善的边际支付意愿情况。史兴民和雷贤[43]利用CVM意愿调查评估方法评价了西安市军民对大气污染的感知、降低大气污染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结果显示,62.35%的居民感觉西安市空气质量很差;48.82%的居民了解雾霾是由PM2.5所引起的,并且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66.47%的居民对治理雾霾问题持积极乐观态度;90%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居民对使西安市空气质量在五年内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支付意愿为180.26元/户/年,进而得到西安市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为3.46亿/年。王平平[44]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对济南市居民进行随机调查,考察支付意愿,然后利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评估济南地区的居民对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济南市居民支付意愿金额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居民个体对于济南市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金额为每月21.26元。邹燚[10]在对全国大陆3 000个家庭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法分析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每个家庭愿意在未来5年内进行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为480.88元/年,家中是否有老人和孩子是决定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咸会琛[45]利用条件估值法和特征价格法对青岛市居民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进行评估。在条件估值法中,通过问卷调查获得青岛市居民空气质量提高意识及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建立Log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利用Tobit模型估计收入等主要因素对支付金额的影响。
对支付意愿的金额进行研究时,研究所用的模型主要有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威布尔模型和区间回归模型。刘婷婷等人[34]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山东省17地市居民降低雾霾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支付意愿以城市为单位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支付金额主要集中在20~30元/月和30~40元/月两个等级;支付意愿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距离衰减性,大致呈现以济南为中心,向外逐渐递减的趋势。贾文龙[35](2017)基于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际调查,并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估算了农户的支付意愿均值约为363~576元/人·年。吴妍[46]利用Probit模型与区间回归模型模拟方法得出京津冀居民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602元/年,约占人均GDP的1%。魏巍贤和罗庆鹤[33]运用双边界二分式CVM方法、支付意愿函数模型及随机效用模型计算出大气污染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均值65元/月。葛继红等人[37]在对372名南京市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采用CVM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对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较高,占有效问卷的82.26%,最大支付意愿均值为37.67元/月。许瀛等人[40]以武汉市城镇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居民对PM2.5的认知情况和行为选择情况,同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对PM2.5的认知情况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借助CVM分析方法、二元选择模型和排序选择模型,建立了居民是否愿意为降低PM2.5健康风险进行支付和支付金额的影响因素模型。
3 居民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许多学者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来评估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和空气质量改善的价值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人口特征(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人口数、住址等)对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周晟吕等人[41]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剖析了年龄、学历、收入、家庭人口数、患相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防护意识等因素对雾霾污染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除年龄表现为负相关外,其他因素与居民支付额度大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黄世伟和陈思[39]运用EFA和CFA方法,从关注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对哈尔滨市居民参与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王健俊等人[42]深入研究了不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史兴民和雷贤[43]认为,空气质量感知、个体特征(文化程度、年龄、是否生育)和经济收入对雾霾污染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王平平[44]深入研究了性别、学历、家庭收入、个人月支出和居民的认知程度等对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丁玲[38]分析了山东省居民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居住城市、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对雾霾天气的客观关注与了解指标、对政府工作信任与满意度指标。曾贤刚等人[32]的研究发现,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均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產生显著影响。咸会琛[45]指出,青岛地区居民对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学历、家庭收入、个人月支出和居民的认知程度等。
4 结语
雾霾治理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居民支付意愿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参与雾霾治理的意向,而且是政府雾霾治理费用的重要来源。国内外学者针对居民雾霾治理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治理雾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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