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的女性服饰经济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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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奥斯丁作品中任何一个关于女性服饰的经济叙事都具有深刻的含义，它们不仅能使情节更丰富、场景更逼真，而且还是塑造更丰满人物形象的手段和展示更真实社会图景的工具。通过对奥斯丁书信和小说中的女性服饰经济叙事进行分析，以期揭示作者的女性时尚观念和深切的社会情怀执念。
　　关键词：奥斯丁;女性服饰;经济叙事;时尚观念;社会情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1-0024-04
　　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8）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曾因不知如何挑选服饰而绞尽脑汁：“她现在最关心的是，到时候该穿什么、戴什么。她这样的想法不可能是正确的。服饰的不同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差异，如过多地为挑选服饰而担忧，则这种担忧往往也就破坏了其本身的目的。”[1]76在该小说的其他地方和奥斯丁的另外几部小说中，女主人公“过多地为挑选服饰而担忧”的行为和攀比服饰价格的心理，常常遭到多方责难，而这种“责难和评价标准，几乎成了作者服饰经济叙事的核心思想，以及乔治时代女性穿着行为的指南”[2]62。除小说中的显性服饰经济叙事之外，奥斯丁在和姐姐卡桑德拉的通信中，尽情展示了她对该话题的浓厚兴趣。从一个更宽广的视域来看，这些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涉及多重视角：不同服饰的制作与修改，服饰的颜色、质地和样式选择，最为重要的是服饰选购时的价格标准与心理定位，服饰价格折射出的附加社会性和心理认同感等。可毫不夸张地说：“奥斯丁在书信中向外界提供了一个其时代服饰经济观的清晰视角。”[3]9奥斯丁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始终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对衣着时尚的热情。但读者若将这种书信叙事思维带到作者的小说中去，努力找寻其中类似的女性叙事话语或模式的话，那他们一定要失望了。因为奥斯丁在现实的书信记述中和在虚构的小说文本中，对服饰经济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书信叙事中对服饰时尚的追求与把玩，同小说文本中相对保守的服饰观念之间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
　　一、小说中的服饰经济叙事
　　在小说的关于服饰经济的叙事中，奥斯丁几乎不允许女主人公们尽情谈论以价格为主的服饰享受时尚。有评论家將这种奥斯丁书信与小说中的服饰叙事矛盾，归结于时代对优雅女士的礼仪要求所致，因为“不管是讨论个人服饰还是他人外貌，在当时都是既失斯文又自讨没趣之举”。[3]14奥斯丁笔下最为服饰经济所吸引的女主人公非范妮·普莱斯和凯瑟琳·莫兰莫属了，“这主要是因为前者年纪轻，经历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凯瑟琳也是一样年轻而缺乏自信，终日为自己的外表担忧”[3]16。布莱德将奥斯丁笔下人物的服饰时尚追求动机归结为“年轻、经历少、缺乏自信”。如此分析虽有道理，却并不能解释奥斯丁书信与小说中关于服饰经济叙事的显著差异，也明显忽视了范妮对服饰重重顾虑背后的情感与道德意义。
　　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举办舞会之际，最让范妮忧心的是如何佩戴威廉送给她的那条价格不菲的琥珀十字架。因除一条缎带外，她找不到别的东西系这十字架，“她有一次那样戴过它，但是在这种场合，她认为所有的少女都会戴上最华丽的饰品，那么她戴着它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否合适呢？然而不戴它不成。威廉曾想送给她买一条金项链，但是他买不起，因此，不戴这个十字架，可能会使他伤心。这些顾虑弄得她心神不安”。[4]242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对服饰经济的眼光并不算很高，而次要女角色对相关话题的迷恋也略显温和。奥斯丁对她们的服饰时尚追求从不进行激烈斥责，而是从传统的习俗视角出发进行旁敲侧击。在奥斯丁看来，“人物对服饰价格的迷恋都是与她们性格上的某些小瑕疵——诸如虚荣、虚伪、愚昧或缺少教养——等相关联的”[5]102。如果一个人物角色注重服饰的经济本身远胜过对个人思想品德的培养，那么此类追求就不会被奥斯丁所赞同，“这类人物角色也极有可能品行越界，缺少内在的优雅与智慧”[6]418。
　　在服饰话语的使用上，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常用“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吗？”之类的表达，以期在众目睽睽之下获得更多关注。《爱玛》（Emma）中的埃尔顿太太、《诺桑觉寺》中的伊丽莎白·索普及《沃森一家》（The Watsons）中的罗伯特·沃森夫人等，都曾使用过这种伎俩来迫使周边人关注她们的服饰质地与价格。在由韦斯顿夫人举办的舞会上，埃尔顿夫人曲意逢迎简·费尔法克斯之举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心赞美她人是假，以此作噱头将全场的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是真！小说中的叙事者以颇为讽刺的腔调说：“埃尔顿太太大大夸奖了简的衣服和容貌一番，简很文静很适当地接受了这种赞美。在这以后，埃尔顿太太显然要简也夸奖她几句。埃尔顿太太接着又说：‘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比我更不讲究衣着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人人都拿眼睛盯着我，我不显得比别人寒酸。在这屋里，除了我的以外，就见不到还有什么珍珠’”。[7]328埃尔顿太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讲究服饰，却又大谈特谈自己的穿衣效果和珍珠数量，一股争强好胜的虚荣气息弥漫全场。当莫兰小姐正兴趣浓厚地谈论亨利·蒂尔尼时，索普小姐为使自己成为话题的焦点，便假惺惺地问莫兰是否喜欢她那件还算昂贵的长袍。这话题的窜入不但与整体气氛不协调，而且将索普小姐意欲人前显胜的虚荣心暴露无遗。
　　二、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
　　在奥斯丁的书信里，服饰经济叙事随处可见。这种在其小说中不可多见的豪放式叙事话语，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活泼有趣、富于幻想和独立自主的“另类”奥斯丁形象，一个“对服饰经济有自然而真挚的情感，以独到经济视角展现社会情怀”[8]98的女性形象。 　　1798年10月27日，奥斯丁写信给远在肯特的卡桑德拉，讲述自己在斯蒂文顿的一次购物体验。在逛了一家名为“里德斯夫人”商店后，奥斯丁对那里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失望。后来店主建议她可以前往伦敦购置所需之物，她这才略感欣慰。在这次购物之旅中，奥斯丁购买一些质地上佳的黑色颜料。她告诉姐姐：“我买了一些日本颜料，下周就可以开始拾掇我的帽子了，这可是维系我主要乐趣之所在的东西了。”[9]16奥斯丁将“拾掇帽子”视为其人生的主要乐趣，这听上去或许显得诙谐有余、真实不足。但像修改旧衣服、拾掇帽子之类的事情，对奥斯丁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经济意义。“旧衣翻新、帽子染色等做法不仅可以使她有焕然一新的外貌，可以帮她节省很多重新缝制的时间，避免因价格难沽而产生的悲戚，还可以为她在舞会上赢得更多的赞赏”。[10]57
　　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2017）中，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无理性和无意义的消费习性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时尚既虚空又不值一驳，在服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服装在时尚细节上的表面用途，通常落得一个明显的做作，而其实质上的虚有其表发挥到淋漓尽致令人难以忍受时，人们就借由新的风格来逃避，但新的风格必须符合博得彩声的挥霍无度和徒劳无功的要求。其虚有其表的程度也会发挥到其前身那样令人厌恶的地步，而挥霍法则这时可提供的唯一解套之道，就是在某些新的架构中寻求慰藉”。[11]132然而，从奥斯丁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可看出，她对凡勃伦斥为“本质上丑恶”的新样（即时尚）的追求并不反感。视衣帽改造为“主要乐趣”的说法反映了奥斯丁对自我装扮的接受与实践。在1798年12月的一封书信里，奥斯丁将姐姐对购买一件价格合适的新睡袍的思虑看作是“一个令人极其欢愉的时刻”[9]30。在1799年6月的一封书信里，奥斯丁谈到了在巴斯购买的一件斗篷，“那可是三年来一直在找寻的”，而且让她们都“兴奋不已”[9]45。有一次她在信中写到姐姐从伦敦给她买的一件斗篷，尤其是上面漂亮的蕾丝带让她“颇为惊喜，实在是太漂亮了，令人不忍直视，更不忍穿戴”[9]52。而所有这些令奥斯丁姐妹乐此不疲的服饰都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不失时尚而又价格不高。
　　奥斯丁书信中关于服饰经济的叙事还包含有她时尚观的理解：热衷而不迷恋，讲究细节而不追求高价，穿着得体而不盲目炫耀。1801年5月，奥斯丁和父母一起搬迁到巴斯后，就像一个时尚新闻记者一样开始向姐姐描述这座城市的最新服饰时尚：“三角形材料布的衣服不再流行了，布里奇斯商店推销的廉价細纱棉布的帽子倒是值得一试，有些甚至非常不错，不过我要等你来了以后再去购买。在巴斯黑薄纱的斗篷穿起来也很合适。”[9]83服饰经济对奥斯丁来说绝非一个如凡勃伦所斥的“不合实际”的丑恶之源，更非一个禁忌话题。
　　三、不同服饰经济叙事的原因
　　在奥斯丁的书信和小说中，服饰经济叙事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她会在公私领域内，针对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服饰叙事，以创造或勾勒不同的人物与自我形象。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塑造的社会形象，与作为一个在其书信所展示的普通女性形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并没有违背作者的文学创作原则，也与她生活的社会语境并行不悖。因为“作为一个新晋崛起的女小说家，她需要承担起社会赋予她的传统责任，要用个人的作品向社会做出教育的道义和展示自己的社会情怀”[12]41。奥斯丁的两种服饰经济叙事表明，女性对服饰的过分迷恋“毫无疑问是粗鄙、琐屑和自私的”[13]18。
　　在一个知书达礼的牧师之家，奥斯丁所接受的道德规训与社会习俗内容，都是与她所生活的时代要求相携而行的。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职业声誉的时候，奥斯丁不会让她笔下的人物谈论她书信中所涉及的那些关于服饰经济的“粗鄙和琐屑”话题，也不会冒险运用虚构叙事对抗社会规约。在私下的个人社交圈子里，她倒有与亲友进行关于服饰方面的信息交流，并以此满足自我愉悦之目的。
　　在书信的叙事中，奥斯丁非常自我而坦诚，率性而为地享受对时尚的追求与评论。而在小说中，她选择剔除叙事中的相关内容，并让她笔下的主人公远离时尚和衣着带来的快乐。现实生活中的奥斯丁讲究实际，希望能尽享人生之美，所以时尚对她来说并非要完全压制的。在追求时尚、讲究穿着的过程中，奥斯丁发现了枯燥乏味的生活中还有多样的新奇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琐屑”中亦能激发无穷的想象和展示深切的社会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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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LANE  M. Jane Austen and Food[M]. London and Rio Grande： The Hambledon Press， 1995.
　　Jane Austen’s Economy Narration of Women Dress
　　ZHANG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Apart from enriching the plots and enlivening the setting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y narration of women dress in Austen’s works lies in its enhancement of more well-rounded characters and presentation of real worl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wo contradicting economy narrations in her novels and letters， the current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Austen’s concept of women fashion and her preoccupation with social concerns.
　　Key words： Jane Austen; women dress; economy narration;fashion concept;social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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