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恶心》中的存在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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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挖掘萨特的代表作之一《恶心》中的存在主義哲学思想，围绕其核心概念“恶心”分析它出现与中止的原因。恶心是作为自为的意识与自在的存在物相接触的产物，由于“我思”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可能会产生恶心，但是事实上产生这种感受的只是清醒的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通过自欺逃避恶心。再扩展一步说，自欺并不仅仅发生在个体中，我们总是与他人发生联系。当个体之间发生联系，在第三者的目光下安于作为共在的“我们”的时候，自欺的主体就由个人推及“人们”。
　　关键词：偶然性 自欺 我们 共在《恶心》
　　《恶心》是萨特第一部哲理小说，第一版于1931年以《论偶然性》为书名出版，1936年完成第三版的修改，本想改名为《忧郁》，之后在出版社负责人的建议下改名为《恶心》（也被翻译为《呕吐》或《厌恶》）。在这部花费数年之久、用力甚深的作品中，萨特依据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假借安托尼·罗根丁之口，表达了那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生活的哲学思索。萨特曾言：“我就是罗根丁，我利用他表现我生命的脉络。”他俨然把罗根丁当作自己的代言人。“《恶心》的出版标志着萨特自己独有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正式产生。”因此，《恶心》可以被看作萨特五年后出版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先声。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恶心》的主人公罗根丁感到恶心与恶心中止的原因，挖掘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恶心》这部作品并非典型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框架结构是日记体，语言风格有时又是论文式的，没有明显的故事线索，行文重心放在对主人公罗根丁心理活动的描绘。小说的主人公罗根丁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在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国外旅行后，为了写一部德·罗尔邦侯爵的传记而定居在布维尔市，在此期间作者经常在“铁路工人饭店”、啤酒店和博物馆消磨时光，有时也会找饭店老板娘厮混。他在孤独的时候经常想起四年前分手的情人安妮，但是在和安妮再次相遇后发现她已经成为变胖衰老、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然后他们又分手了。罗根丁在布维尔市图书馆认识了“自学者”，“自学者”按照书名字母顺序读书，他与这位“自学者”也有很多交往。日子本来普普通通地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在罗根丁想学着孩子的样子打水漂的时候，他看到了某样东西，开始感到恶心，于是恶心从此挥之不去，在生活中一直纠缠着罗根丁。最后，罗根丁感到再写罗尔邦侯爵的传记已经毫无意义，便决定离开布维尔去巴黎。
　　一、恶心产生的缘由：自为与自在之接触
　　“恶心”是这部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理解“什么是恶心”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恶心，本来是一个由令人作呕的肮脏事物引发的生理感受，但是，“我们远不应该把恶心这个词理解为从我们生理的厌恶中引出的隐喻”，显然萨特在这部作品中对这个词作了超越一般意义的使用。
　　为了说明恶心，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存在”在萨特哲学中的含义。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与“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两种。“自在的存在”是内部充实的、不透明的存在，与自身完全相符达到同一，是永远不会发生自身变异的存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面对意识无动于衷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而自为的存在就是意识，“意识的存在与它自身并不完全相符一致”，意识与其自身造成了一种出神的结构。意识与自身总是有距离的，其内部存在着空洞，永远不与自身重合，由此可以说意识是存在的减压。自为总是倾向于否定自身，若非如此，它就会自我物化为停滞的自在了。因此，与自在不同，自为总是“是其所不是，而又不是其所是”。
　　萨特借用描写生理感受的词——“恶心”来说明作为自为的人的意识与自在的存在物相接触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厌恶（即恶心，翻译不同）就是一种觉悟的表现。”作为自为的意识总是趋向于变动，超越自身而奔向虚无;而自在却具有很强的黏滞性，它仅仅是在那里持存，当自为与自在相接时，自为试图完全地把握自在，达到与自在的同一，然而又拒绝自身的物化。两者由于特性不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排斥感，恶心就是为消除这种排斥感所做的努力归于失败的结果。两者之间的排斥感越强，恶心的感受就越剧烈。诸如罗根丁第一次产生恶心的情景：“星期六那天，一些淘气的孩子在玩打水漂儿，当时我也想照他们的样子往海面上投一块石片。正是这个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片落在地上，我就走开了……当时我看见了某件东西，它使我感到恶心，可是现在我再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注视着大海还是那块石片。”萨特在描写罗根丁出现恶心的感受时所选取的事例非常精到，打水漂看似一个普通的事例，但是实际上萨特选它作为恶心第一次出现的场景是有深意的：石片在被抛掷的过程中不断地与水相接又不断地被推开，正如作为自为的意识把握自在的存在物时一样——自为不断地与自在相接，又不断地被拒斥，并由此引发了恶心。这个事件成为罗根丁不断被恶心纠缠的开始。
　　恶心最终是对我们存在的偶然性的非正题地领悟，这种觉醒会使恶心不断纠缠着自为。最初我们产生恶心是停留在一事一物上的，产生恶心的感觉是不定时间、不定地点的，但是如果这种感觉不断积累，就会在量变的基础上产生质变，导致我们作为自为对外在的世界整体（自在之物的集合）产生一种内在的排斥感——恶心的感觉，觉悟到了世界和我们每个人存在的偶然性，进而作为意识的人就会彻底被恶心纠缠，难以摆脱。正如萨特在《恶心》中所写的那样：“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周围的各个地方。它与咖啡馆已经合为一体，是我在它的里面。”“存在，这只不过就是在这里;存在的东西出现了，让人遇见了，可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把他们推论出来……然而任何一个必然的东西都不能解释存在;因为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它是绝对的，因而也是完全无根据的。一切都是无根据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它就使你恶心。”罗根丁一开始感到恶心是针对墙、背带的，其后便扩展到对“周围”的各个地方，继而到针对当时的整个处境——“咖啡馆”，最终从针对存在物的层面提升到针对抽象的“存在”整体，这就体现了人们领悟世间偶然性的过程。 　　二、摆脱恶心的途径：自欺
　　由于“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也就是说，作为自为的意识总是与自在的存在物相接触，又因为恶心是自为与自在相接触的结果，所以恶心的存在对作为人的自为来说应当是一种常态，但事实上恶心并不总是在场的。读完《恶心》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恶心并非一开始就纠缠着罗根丁，并且罗根丁在第一次产生恶心之后曾有三次恶心的消退;第二，“自学者”未感到恶心;第三，庸庸碌碌的大众也并未感到恶心。那么，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情况该如何解释呢？
　　萨特在《恶心》中写道：“我猛然站起身来，如果我能停止思想，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了……我存在，是我使存在延续。我，我的身体一旦开始存在，它就独自活下去。可是思想，是由我使它继续，使它展开……如果我能够阻止我自己思考就好了！我尝试，我成功了！我觉得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迷雾……而思想又开始了：‘迷雾……不要思考……我想我不愿意思考。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思考，因为这还是一种思想。’”“我的思想，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使我自己停止思想的原因。我存在是由于我在想……而我不能够阻止我思想。”在《恶心》中，罗根丁曾试图使自己停止思想，一开始似乎成功了，脑子里充满混沌的迷雾，但是最终罗根丁还是没有摆脱思想，因为人自身的存在就是一个思想着的“我”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与思维不可分，只要“我”存在，“我思”（亦即意识）就是不能摆脱的，它自始至终与人的实在相伴而生。
　　“我思”对于人的实在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恶心是不能被摆脱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可以通过自欺摆脱恶心。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这样给自欺下定义：“应该选择并考察一种被规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人的实在是根本的，而同时又像意识一样不是把它的否定引向外部，而是把它转向自身。这态度在我们看来就应该是自欺。”自欺似乎就是对自己说谎的意思，看起来自欺与撒谎有着一样的结构，两者都是否定的态度。但是，自欺与说谎是有重要的区别的：“说谎的本质在于：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真情。”而自欺是以真为假又以假为真的。在自欺中，“我”正是向“我”自己掩盖真情。“自欺本质上包含一个意识的统一性”，“不存在欺骗者与被欺骗者的二元性”。罗根丁在游历中欧、北非和远东归国后，就在布维尔市从事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传记研究，在他沉浸于研究工作的时候，他并未觉得恶心。然而，我们并不能说罗根丁是利用谎言掩盖历史研究无意义的荒谬性，因为在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谎言背后掩藏的真相，在显性意识的层面并未有这种正在欺骗的自觉。但是我们可以说，罗根丁是自欺的，他以一种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方式，利用投身于德-罗尔邦侯爵的传记研究进行自欺。正是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在这里并没有欺骗者与被欺骗者的二元对立，只有一个简单的（对）自欺（的）意识的单一结构。
　　每个人都通过“我思”，以自为的意识去把握自在的存在物，但是为什么只有以罗根丁为代表的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恶心呢？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人通过自欺这种否定，放弃了作为自为的能动性，把自身仅仅当作一种人为性（事实性），当作一个物，放弃了把握自在之物的努力，使自己仅仅沉浸于自在丛立的世界之中，对自在采取一种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态度。由此，自为与自在之间那种紧张的冲突感得到缓解，内在的排斥感弱化，达到一种分立的状态，恶心也就得到缓解甚至是中止了。
　　萨特将自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全从自身的人为性出发看待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自在的存在，成为一个物，也就没有必要选择自己的行动”。这种类型的自欺者有着完全的被动性。萨特以跟男子调情的女人为例做出了说明。一位初次赴约的女子，她很清楚男子对她抱有的意图，但是她只迷恋于男子谦恭、谨慎的态度，着迷于男子的甜言蜜语，不想理解言语背后包含的性的含义。在男子抓她的手的时候，这个女人任凭他抓，那只手完全像是一个无活力的自在之物一样停留在男子的手中，她的身体在这时是完全被动的，像一个物一样。在《恶心》中，罗根丁在某些时候就符合这种自欺的类型。罗根丁“很喜欢捡起栗子、破布和废纸”，捡起这些东西会让他感到很愉快。可是，有一天，罗根丁在兵营旁看到躺在水坑旁的一张纸，他本打算把那张纸捡起来，但是在他弯下腰，感觉到“接触这块柔软而新鲜的泥团的欢快心情”时，他反而不能将它捡起来了。他悲哀地发觉自己不再自由了，不再能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按照萨特的观点，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自由的，因而在这里罗根丁是自欺的。恶心是自为的意识与自在的外物相接所产生的感受，而在这里，罗根丁下意识的自欺行为实际上是对恶心到来的拒斥。即使如此，这还是勾起了当时罗根丁在海边拿起石块产生的回忆，恶心又成为“在场的”。
　　自欺还有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使自己仅仅成为他人眼中的物，让自己完全充当一个为他人的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以咖啡馆侍者为例对此做出了说明。一个人要使自己变成一位标准的咖啡馆侍者，就要使自己采取过分敏捷的身姿、过分礼貌的仪态、过分灵活的步伐，当与顾客交谈时要显出过分的关心，鞠躬行礼时也过分殷勤，完全就像标准的智能侍者机器人一样，按照当侍者的要求做出标准动作。咖啡馆侍者完全是一种自在的、持守自身的存在，而这就是扮演侍者的人所力图要实现的。由于支持了侍者的身份，主体也就囿于其中，抛弃了自身对这个身份的超越性，放弃了作为自为的人的实在。“如果我是咖啡馆侍者，就不能按自在的方式是他，我按我所不是的方式是他。”于是，人就放弃了真诚而成为自欺的了。在《惡心》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学者”。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这本书的话就会发现，作为在整本小说中出场率仅次于罗根丁的角色，小说对他的称谓几乎都是“自学者”，而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仅在第一次提及他的时候补注了他的名字，即奥吉耶·普，但是姓氏也未具）。萨特通过这一点暗示了“自学者”的地位。“自学者”本来是一个孤独得想自杀的人，但是他在战争被俘期间，在下雨时跟其他男人一起被关进木板房的时候，感到与人类荣辱与共的命运感，获得了爱人类的人道主义信仰。由于这种人道主义信仰，“自学者”产生对人类知识的崇拜，于是决定尽可能穷尽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在布维尔市的图书馆按照图书作者名字拼写首字母顺序一本一本地挨着读，并且坚持了七年之久。“自学者”将自己视为就像墨水瓶是墨水瓶，玻璃杯是玻璃杯一样，干脆就像自在之物是其本身一样是一个“自学者”。但事实是，“自学者”并非本来就是“自学者”，他是出于某些原因而自己扮演起“自学者”的角色的。为了维持这一角色，他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自学者”身份的要求，努力实现自我的存在方式与“自学者”这一角色的规定性的同一。这种试图达到绝对的同一性，同时又事实上不可能的相对的张力，决定了“自学者”的行为是自欺的。 　　三、共在与我们：在世的自为与他者之间
　　众多自为的存在并不是都被封闭在自我意识之内的，我们总是要通过自己的身体与外物和他人发生联系。为了进一步拓展在世的自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进一步提出了“共在与我们”。虽然看起来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个分立的个体，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在世存在的本然样态。我们作为个体不是一种单子式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孤立的点，相反，从一开始我们作为个体就呈现出相互敞开的样态，处于与他人共在的处境之中，就已经非正题地领会了我们自己作为自为是与同样作为自为的他人共同集结在以“我们”为名的集体之中。“‘我们’包含互相承认的为主观性的众多主观性。”
　　在自为片面地认为自身是一个作为“我们”中的一员而忘记自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自欺”就会发生。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关系，实际介入与他人的纠纷的情况下，在第三者出于某种原因统一地注视我和与我发生关系的他人时，“我”就“非正题地体验到我介入了我们之中”。对于第三者而言，“客体一我们”出现了。而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在第三者的注视下，我们自身就被物化，领会到了自身的对象性。这种主体性的丧失，标志着我堕入了自欺的状态。
　　在《恶心》中，萨特描绘了很多沉溺于“客体一我们”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每天凑在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在作为第三者的他人眼中自欺地把自己物化为自在，并没有领会到自己的本真的存在方式——自为。在客栈街，每天经过的人们都互相行礼：“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身体好吗？”“请您带上帽子吧，先生，别着凉。”“谢谢，夫人，天气确实不很暖和。我亲爱的，让我向您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认识您太高兴了，我丈夫经常跟我谈起您，勒弗朗索瓦大夫，您是多么细心地给他治病啊，可是您要带好帽子呀，大夫，这么冷的天，您会得病的……”在布维尔博物館的大厅，或者叫作波尔迪汗·何诺达展览馆里，陈列着一百五十多幅画像，这些人都是布维尔市有权有势的人，“在人们所描绘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独身而死的，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死后没有儿女和未立遗嘱的，没有一个人是未受临终圣事而死的……他们对一切都有权利，对生活、工作、财富、指挥、受人尊重，最后对永生，都享有权利”。他们中的代表——让·帕库姆，“在六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一贯地使用了他的生存权利……从来也没有一点点疑惑在他的眼睛里通过过，帕库姆也从来没有弄错过。他一直履行他的义务，尽他的全部义务，尽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义务;他也不示弱地要求享受他的权利……他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反躬自省的事”。在博物馆里那些画像被陈列的人，看起来好像受人尊重的公民模范，为布维尔城的经济发展有过莫大助益，在社会的建设上也出过很多力，道德文化方面也无可指摘，但是他们早已屈服于其他公民以及彼此的目光之下。本来那些上流人物只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明了自身是作为投向自在的虚无化的自为，如果他自身肯定自我是一个自为，自为就会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把握自在的存在，这时恶心就会出现。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屈服于目光之下，他们的“为我”的世界就从他们那里逃离而进入另一个主体的谋划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交付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被超越的超越性，建立起了他人的意志的权威，按照那目光的指示和期待（即社会通行的伦理规范），成为无个性的、真正的存在方式隐没了的“模范”公民。
　　四、结语
　　萨特作为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之一。不同于一般纯粹的文学家，萨特强调，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莫不浸透着其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恶心》作为萨特最为喜欢的一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萨特早期的哲学思想。《恶心》作为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由于回应了当时法国小资产阶级对未来希望的破灭感，迎合了“二战”后在法国弥漫的迷茫、颓废的时代风气，并且有很深的思想深度和巨大的批判力度，所以这本书在当时法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声誉日隆。本文集中探讨了《恶心》一文中讨论最多的核心范畴——恶心，通过对恶心的探讨，揭示了在当时以罗根丁为代表的法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对理解存在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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