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艺作品中文字的功用及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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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古代漆器制作中，对于文字的使用有铭文款识、吉祥语、书法表现和诗文表现等形式。铭文款识集中表现了文物的历史价值，而其他形式的文字书写却表现出了历史价值范围之外的审美认知。仔细分析漆器上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至今仍然起着辅助识图、增添器物意境等重要作用并且透露出独特价值。
　　【关键词】漆艺；文字；款识；功用；价值
　　大漆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构成部分，至今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从史前社会经历了漫长岁月发展至现代社会，时代的更迭也促成了大漆艺术的不断变迁与演进。作为从未间断的文明传承，今天我们仍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轨迹，大漆艺术亦不例外。从先秦时期脱胎于青铜器的造作审美，到明清时期繁缛华丽的时代特征，漆器装饰审美已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一、文字与装饰的融合缘起
　　中国文字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期，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字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把文字的书写、镌刻作为一种美的创造，有意识地追求精神性的表现。古代手工制品的装饰常借用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彩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与手工制品装饰的融合，工艺美术的装饰在初始阶段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作为稍晚具有宗教功利性目的与祭祀先祖目的而制作的器皿，青铜器与文字的结合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商代中期已出现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皿，但书写字数有限。到了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明显增多，起到了书写历史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因其他书写材料的产生与改良，青铜器上的文字开始衰落，而依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开始有意地追求制作的工艺性，显得有棱有体，文字与装饰的融合渐渐有了更高的艺术追求。
　　具有实用与装饰双重功能的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用以覆盖房顶筒瓦末端的装饰物，始于西周，在战国时期成为房屋建造的重要部件。瓦当的装饰式样虽呈现出地域式的区别，但归类分析，它们均属于图形纹样。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开始出现了以文字为装饰纹样的瓦当，例如咸阳等地曾发现“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12字篆文瓦当。到了汉代，工匠更积极地以文字组合去装饰瓦当，因此，完全以文字组成的纹样也成为了当时瓦当装饰的特色。这从后世出土的“汉并天下”“长乐未央（图1）”等文字装饰瓦当的出土中可管窥汉代的某种审美及造物情趣。当文字出现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难发现生活、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开始了与它融合的过程，特别是在着重装饰与造型的手工艺生产中，文字更是作为重要的装饰元素频繁地出现与演进。
　　二、古代漆器中的文字功用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刻铸铭文本意在于记事、纪功，到西周以后演变为书约剂性质，便出现了洋洋洒洒的长篇铭文。同时期的漆器出土残片显示商周时期的漆器制作有脱胎于青铜艺术的倾向，但由于未见完整器型，商周时期的漆器制作中是否赋有类似铭文还有待考古发现。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古代漆器款识最早见于战国漆器。东汉古烈士孝子图漆箧系蜀地制作，在人物旁边附有文字榜题，对比战国时期漆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众多人物描绘却未见榜题，它的出现可能与汉画像石榜题相同，是汉代普遍的制作方式。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漆器可以代表三国时期较高的漆艺制作水平，在宫闱宴乐案、季札挂剑盘等器物身上都绘有生活气息十足的漆绘作品。除去篆书“官”“蜀郡造作牢”等文字器物信息外，人物榜题依然沿用了汉代模式。北魏时期著名的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图2），高超的绘画技艺不仅能带观者直观领略北朝时期的人文风貌，同样也表现出了更高的文字使用频率，除去人物的榜题外，还出现了文字繁多的题记，所有文字均书于方框内，题记行间于直线分隔。
　　唐代工艺美术制作华贵，金银平脱技术炉火纯青，日本京都正仓院藏唐金银平脱琴不仅在正面有繁复的金嵌纹饰，背面还有李尤《琴铭》诗文，全文32字以银嵌呈现，它的出现与前代榜题、题记不同，并没有解释图案的功用，但是诗文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漆琴的审美意境。唐大圣遗音琴（图3）是一件漆斫琴，器身刻有“大圣遗音”草书与16字隶书铭文，两件附有文字的漆乐器说明唐代的漆工艺制作与文字已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与前代相比，唐代漆器与文字的融合不仅在工艺上依随了潮流，产生了金银平脱的文字表现形式，另外唐代也有意识地将书法艺术与漆工艺进行合理的结合，大圣遗音琴上两种书体的出现可见一斑。
　　经历了隋唐时期的衰落后，在五代两宋又开始流行随葬漆器。在已出土的随葬漆器中，较之前代，出土器物基本都有格式明确的铭文，即年代地名人名上牢，均做朱书。这种形式在戗金漆器上也没有例外，器身正面锥划敷金，背面却用朱书铭文，这种技法上的相悖证明了此时代的书写有严格规定的程式，且做铭文用。元代漆器制造分为官府制造与民间制造，官府制造漆书铭文，有统一格式。而民间漆器制作中，文字的呈现仅为作者的署名，文字采用与汉代“针刻”类似的书写方式——“针划”。“针划”书写用线极细，无论是在书写内容，还是在书写效果上，都与官府制作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明清两代御用漆器作坊的漆器款识在元代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均冠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款，始于永乐，后成定制。在书写制作工艺上，宣德时期的雕漆款识由前朝的针刻改为刀刻。明万历云龙纹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系戗金细钩工艺，器物表面多填金，它的款识不仅出现了年款干支（大明万历壬辰年制），还将刀刻款识填金，证明了明代工匠有意识地将文字款识与漆器本身的审美融为一体。清代漆器制作无论官作私营，均多有款识且形式各异，有内嵌、漆书等表现方式。乾隆酷爱作诗，因此乾隆时期不少漆器制作都與诗文联系在了一起，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盘盘心便有题诗。此类型作品十分常见，且工艺形式多样，有阴文刀刻、阳文镂雕、黑漆漆书（图4）等，文字与漆器的结合愈发紧密。譬如清梅花纹黑漆镌甸册页盒（图5），盒面镌甸“宋杨补之梅谱杭郡金农题”，文字与盒面梅花装饰方法一致，同时期梅花纹百宝嵌琵琶上也有镌甸五言诗两句，同时镌甸款识。这些作品均表明了清代的漆器制作中，文字已不仅单纯地扮演着款识的作用，它们悄然融入器物本身，使器物的艺术表达更具意境与灵魂。 　　三、漆器中的文字价值
　　在中国古代漆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文字书刻已慢慢融入器物本身，除去书写记事功能，它还承载着各种各样的价值。
　　其一，用于铭文款识的文字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为后世考古学者提供了可靠的制造信息，同时还能从侧面揭示当时的社会生活。虽然漆器铭文不像青铜器铭文一样有明显的记事和纪功的职能，但它却详细反映了类似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社会制度。不仅器物制造、使用信息较为明确，同时还能展现一定的社会风貌，虽然我们从铭文中了解的古代社会生活的方式只能称为“管窥”，但是能与千年以前的社会生活产生连接，那么即使是“管窥”，也显得格外珍贵。铭文款识的配备还为古代漆器的辨伪提供了依据，在仿旧制作日益猖獗的今日，铭文款识也为出土器及传世品真伪的鉴别提供了有力支撑。把握漆器款识的内容、笔体风格、落款位置以及款识作伪的方法等尤显重要，对鉴别漆器的时代、真伪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文字的辅助识图的功用带来了文化价值。造型与装饰是工艺美术创作者与观者沟通的方式，在装饰的发展进程中，装饰图案与绘画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两者表现出趋于相同的审美需求。如东汉时期的漆器装饰画与汉代画像石相同的图像模式。在绘画艺术中，当图像的信息传达表现出局限性时，图像便会借助文字继续表达。无论是汉代漆艺制作中出现的榜题，还是后世出现的题记，它们都是对图像的说明与补充。人物、情节在文字的辅助下更容易被观者读懂，当观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图像的内涵后，图案所带来的就不仅是绘画艺术的形式表达，同样还带来了文化的述说与传承。
　　其三，艺术门类的交叉互融展现了文字的艺术价值。纵观中国古代漆器器身文字发展，它们在漆工艺表现技法上，有烙印、阴文锥划、漆书、金银镶嵌、戗金、扫金、镌甸、雕漆等方式，可以看出文字与器身装饰工艺已经融为一体：将简单的文字摹写与各种工艺制作方式相结合，达到不同种元素间的和谐统一。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工艺美术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艺术门类产生了相互的影响与借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影响与借鉴慢慢冲破了艺术分类的界限。古代漆器制作在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与雕塑、书法、诗文等艺术形式的融合借鉴，例如清乾隆款剔红御制诗笔筒（图6），器身以乾隆《小园闲咏五首》为文，主体装饰为楷体诗文，做剔红。漆器器身直接地体现出了诗文艺术、书法艺术、雕刻艺术与漆器工艺的完美融合。此类型作品制造虽多，文字的制作工艺却有所区别：有阴文刀刻，也有阳文镂雕等，但它们均表现出了文字与其他门类艺术相结合的多重艺术价值。
　　四、文字与漆器形态结合的启示
　　文字书刻作为古代漆器造作的重要元素，已经与漆艺制作融为一体。人们在鉴赏和使用漆器时，多会留意其造型与装饰图案的艺术表达，往往忽略了文字在漆器制造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工艺美术品的审美往往融于生活，在潜移默化中用独特的造型裝饰手法引领观者的审美变化，漆器中的文字又何尝不是呢？人们往往将文字书写排除在传统的装饰手法以外，认为文字都有其独属的记录功能。但是在古代漆器两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文字逐步从铭文款识的功用中走出，借助绘画、雕刻、书法、诗歌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而在工艺美术制作中承担起更重要的职能。中国漆艺历史悠久，其工艺制作技术蕴含着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传统漆艺是现代漆艺发展的基础，它指导着现代漆艺的变化发展。创作者在现代漆艺制作中，需要在传承漆艺制作工艺的同时，产生对传统漆艺向实验漆艺转换的思考，进行大胆的设计创新。这种思考需要根植于传统漆艺制作的众多元素，相信文字也是创作者展开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结语
　　漆器上的文字书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文字从篆书到楷体，从针刻阴纹到镂雕阳文，从铭文款识到题记诗文，它慢慢与漆器融合，见证了漆艺的演进发展。在工艺美术鉴赏领域，铭文款识往往被看作是器物必不可少的身份信息，学者们也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汉唐之际，漆器上的榜题、书法、题记等书写模式让我们对漆器上的文字又重新加以审视。明代往后，由诗、书、画、印结合的审美方式得以确立并融入到各个领域的美术创作中，文字在艺术作品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汉字与漆艺这两门中华文明智慧的传承，它们的互融既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华文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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