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玉带濠沿岸城市历史景观演变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Evolution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in the Haopan Street of Guangzhou
摘要：选择广州玉带濠及其沿岸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历史景观视野出发，基于玉带濠沿岸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遗产特征，构建了城市景观形态物質特征-经济社会文化非物质特征的关联性研究框架，探讨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与城市遗产物质形态的互动，从而综合得出玉带濠沿岸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以期为广州城市历史景观整体性的理论研究提供案例资料。
关键词：城市历史景观;景观特征;玉带濠沿岸
文章编号：1671-2641（2019）02-0052-07
中图分类号：TU986
收稿日期：2019-03-01
文献标志码：A
修回日期：2019-03-16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Guangzhou Yudai Trench and it’s coasts as a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nd the heritag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historical stage of city development，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scape and the non-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s constructed. The framework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forms of urban heritage and urban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hus comprehensively draws the images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of Yudai Trench and it’s coast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case data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integrity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Guangzhou.
Key words：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Yudai Trench of Guangzhou
1 研究背景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建议书中将城市历史景观定义为文化和自然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层叠交互的产物，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方针不仅涉及对现实环境的保护，更着重于包含所有物质和非物质特征在内的整个人文环境。该方针旨在提高规划的可持续性，并通过对现有建成环境、非物质遗产、文化多样性、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及当地社会价值观的综合考量来设计干预措施[1]。综上所述，城市历史景观视野的核心特征是基于整体性与可持续性来探讨城市遗产保护问题，强调城市遗产的物质特征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非物质特征的协同互动关系。
广州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其城市历史景观的破坏非常严重。近年来，关于广州城市遗产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建筑遗产等物质形态的领域，强调物质与非物质互动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已开展的城市遗产保护与更新工作往往会迷失在“泛新中式”的风格追求中，广州独特的物质与非物质特色难以维持。本文选择广州玉带濠沿岸城市历史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恰是因为已消逝的玉带濠及其沿岸风光曾是广州城市风景的核心组成，在城市发展中其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经历了巨大的形态变迁，基本可以代表广州城市发展的各阶段时代特征。本文基于玉带濠沿岸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遗产特征，构建了城市历史景观形态物质特征—城市经济社会文化非物质特征的关联性研究框架，希望可为未来广州城市遗产保护与更新工作提供参考，对广州城市历史景观完整性和原真性的理论研究提供案例资料。
2 玉带濠沿岸历史变迁概述
2.1 玉带濠沿岸简介
宋元时期广州内外贸易兴旺，而贸易发达则进一步促使广州古城完善城市水运网络。从宋仁宗天圣三年（1026年）至嘉佑五年（1061年），广州古城形成渠—濠—海（江）1的三级水系体系[2]（图1）。其中“濠”作为广州古城水系体系中的第二层，北通六脉渠，又通过东西濠连接珠江，成为广州古城水系中的关键枢纽。
玉带濠作为广州古城南面的护城河，开凿于北宋真宗四年（1011年）[2]。宋代至清朝，玉带濠作为避风港和商业集散地，沿岸商业繁荣，逐渐成为广州商业与文化中心，同时因为城市化进程和商业过度发展，导致了玉带濠的没落。到民国时期玉带濠已经成为一条臭水沟。建国初期因清淤无效，于1952年将玉带濠改建为暗渠，曾经的广州“秦淮河”至此消逝[3]。
濠畔街是指玉带濠沿岸的商业街，其正是伴随玉带濠繁荣的商业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后来也随着玉带濠的消亡而衰落。现存濠畔街是一条短小的老街道（图2），自从玉带濠在1952年被埋入地底下后，濠畔街也被时光的洪流埋没。现在的广州地图对濠畔街的定位是在大德路南侧，东接解放南路，西至人民南路，属越秀区。
2.2 玉带濠沿岸历史发展阶段划分 自玉带濠于北宋（1011年）开凿以来，玉带濠至今已经有过千年的历史。本研究根据城市历史景观特征演变的情况，将玉带濠沿岸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元时期（1011—1367年）。玉带濠开凿于北宋（1011年），至元末，广州古城经过历次扩建已经形成了今天的老城格局，这一时期是玉带濠和濠畔街的形成和发展初期[2]。
第二阶段：明清时期（1368—1840年）。明初广州古城在宋三城的基础上三城合一，加筑新南城，濠畔街在此时已是非常繁华的商街，被誉为广州城的“秦淮河畔”。大量的商帮会馆在此建立分馆，银局票号数不胜数，各种商业集市在此汇聚，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濠畔街的西段是盛极一时的广州金融中心，这一时期为玉带濠沿岸发展的全盛时期[4]。
第三阶段：清末民初时期（1840—1919年）。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濠畔街的大部分商铺会馆被战火毁坏，濠畔街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清咸丰年间，濠畔街再度兴起，成为手工作坊一条街。尤其是濠畔街的皮革业发展最佳，使濠畔街成为整个广府最著名的鼓乐及皮革制品商业街，但与玉带濠沿岸全盛时期相比有业态低端化的问题，这一时期为玉带濠沿岸发展的衰落期[5]。
第四阶段：民国到解放初期（1920—1952年）。1918年广州设市，1919年广州开始了城市新规划的进程，大片的古城墙被拆毁改建成大马路，水上交通不再作为市内交通途径，玉带濠也淤堵成臭水沟，再也没有了之前交通便利的优势，濠畔街的皮革业发展受到区位因素的限制逐渐转移。到1952年，玉带濠被改建成地下暗渠埋入地底，濠畔街成为了广州老城区内一条普通的老街，逐渐消亡。这一时期为玉带濠沿岸发展的消亡期[3]。
本文将根据以上历史阶段划分，从城市历史景观物质形态组成特征和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非物质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关联性和对应性分析，从而构建玉带濠沿岸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其中景观的物质特征主要探讨玉带濠水系格局和沿岸街道风貌两个方面，非物质特征主要以濠畔街的商业文化发展情况作为代表。
3 玉带濠沿岸城市历史景观演变分析
3.1 宋元时期（1011—1367年）
3.1.1 物质特征
宋元时期是玉带濠与濠畔街的形成时期。公元1011年在“宋三城”的城墙外，开凿了长一千六百丈，阔二十丈，水深三丈的玉带濠（宋元时期一丈为3.168m，折算今天长度单位，玉带濠尺度约为长5000m，宽63m，深9m），作为“宋三城”的护城濠，起防御、蓄水消防、排水泄洪以及避风港的作用。彼时“宋三城”并没有完全连成一体，三城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城中水渠和城外水濠，而玉带濠起到了三城交通水网的枢纽作用。
宋代的玉带濠是城外的护城濠，所以当时濠畔街属于郊外地区，自然没有出现当时“宋三城内”按照礼制规划而成的街道（图3）。随着玉带濠南岸沙洲的不断扩大，濠畔街地带逐渐发展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集市，并且沿着玉带濠发展出街圩与城门相连的水巷[6]。那时的濠畔街水网密布，人们出行多用小舟、舢板，是一个像威尼斯一样的水上集市。随着江滩淤涨，在濠畔街周边逐渐形成数量众多的商业小巷，如毛细血管一般围绕濠畔街交织在一起。
3.1.2 非物质特征
宋元时代的玉带濠沿岸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外贸集散地，各国商船在西澳码头“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等卸下船，把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糖、酒、茶、米装上船。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穿梭往来，忙碌不停。”[5]频繁的商贸活动促成了“十里朱楼，商家云集”[4]的氛围，从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中，也可窥见一千年前濠畔街的风采。
与后世比较，宋元时期濠畔街的商业发展只能算是起步阶段，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商业集市，但没有固定的规模和形态。由于濠畔街位于宋三城外，由民间自发形成，濠畔街与城内的沟通仅通过两条位于街头、街尾与城门垂直的水巷，严重限制了濠畔街的商业发展，仅能作为商贸集散地，未能实现商业业态的整体性升级。
3.2 明清时期（1368—1839年）
3.2.1 物质特征
明代真宗时期广州城实现三城合一，加建新南城，玉带濠被纳入城内，失去作为护城濠的防御作用（图4～5）。在宋元两朝数百年经营中，濠畔街沿线伴随商业繁荣引起了争地填淤活动，致其日益狭窄。据乾隆《南海县志》[7]记载：“按城濠原广十丈有奇，今多侵于濠畔之民，始为木栏，继愁以石，日积月累，濠愈狹矣，比之初额，不及其半。”。但历朝有浚，如康熙年间，即曾浚濠通舟，并开通南濠，恢复行舟之利。更为具体的数据是：乾隆三年（1738年）浚濠深3.5尺（清代量地尺1尺为34.5cm，约1.2m），阔2丈（清代量地尺1丈=10尺，约6.9m）多，并小修各渠[7]。由此可知，在清乾隆年间，玉带濠虽然较前朝有所淤塞，但是历朝都有清淤，按照乾隆三年的数据可知，当时的玉带濠仍能通过小艇和舢板。
濠畔街沿着玉带濠发展形成东西两端缩窄，中段略宽的不规则带状，东部与高第街隔着小市街相连形成广州最长的沿江商业街。小市街与归德门相通，是与江岸成垂直关系的水巷[6]。清乾隆嘉庆年间，各省商帮齐聚濠畔街，开设商号，各大会馆临街而设。但是由于濠畔街与玉带濠间地势狭窄，各家会馆都在玉带濠北岸的华德里买地，临水筑屋，架设木桥，建造恢宏的跨水会馆建筑。
3.2.2 非物质特征
宋元时期濠畔街依托沿江的地理位置以及玉带濠的避风港功能，成为依附码头发展的商业街圩。明代，玉带濠沿岸又进一步发展出米、茶、花、鱼、果、菜、油栏等农产品集市。清朝，在周边地区则衍生出各式前店后仓的手工艺门店，种类从香药、珠、犀、到广作木家具、木雕、洋琴、铜锣皮鼓、狮头龙头、绸缎、茶叶、漆皮等应有尽有[5]。 明代诗人孙蕡在《广州歌》中写道“濠畔街箫笙如风，粉汗成雨，纨罗之盛多于濠畔招牌幌子，艳冶至极，是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丽之地”[8];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玉带濠“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朱楼画榭，连绵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4];《濠畔行》中写道“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4]至清代中期，濠畔街仍然繁盛不衰，诗人张九钺南游广州，曾作《珠濠曲八首》，其中一首专写濠畔街，诗云：“金珠犀象一条街，濠畔繁华自古佳。灯火夹城三十里，游人齐说小秦淮。”[5]由此据悉，明清濠畔街伴随商贸发展出繁荣的服务业，接待内外宾客的秦楼楚馆林立，是烟花粉红之地，有“小秦淮”之称。
烟花之地，笙箫如风，衍生出发达的乐器行。崇祯年间濠畔街乐器作坊林立，甚至有“月夜满江闻管弦”之说。到清道光末年（1850年），濠畔街上有正声馆、悠扬阁、金城等八间乐器作坊。在现今的民乐收藏品中，上面刻有濠畔街金馆的秦琴价值高昂，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藏品。除乐器馆外，“当时的濠畔街还是酸枝、花梨、紫檀等高档广式红木家具的集散地，英泰祥、德昌泰等店的红木家具”[5]，曾经被朝廷列为贡品，被贵族豪富们所追崇。
清乾隆、嘉庆年间，大约是在1740年到鸦片战争1840年间，各地商帮在玉带濠沿岸设立会馆，濠畔街成为了广州的金融中心[5]。当时的晋商势力尤为大，在濠畔街开设的票号，诸如志成信、协成乾、新泰厚、百川通、日升昌、蔚长厚、协同庆、蔚泰厚、源丰润等，都属晋商经营。在当时，只要手持票号所出具的银单，天南海北都可以取到钱款，对于政商人士极为便利[5]。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见，明清之际玉带濠虽然失去了宋元时期的交通枢纽功能，但伴随城市化进程，濠畔街完成了业态升级，从商贸为主发展为金融、文化和服务业为主，成为了广州城的金融和文化中心。
3.3 清末民初时期（1840—1919年）
3.3.1 物质特征
清朝末年时（图6），玉带濠在过度使用和开发中，已经奄奄一息，虽然几度清理整改，但是对这条负担沿岸50万广州居民生活的水道也仅仅是杯水车薪。清道光年间，濠畔街凭借着皮革业再度重起，但是其前店后仓的家庭式小作坊作业没有环保意识，把废水污水直接排入濠中，水源严重污染。濠中不断淤积以及濠畔居民不断的填濠活动，导致到民国初年玉带濠已经由宋代宽近70m的大河变成了宽2m左右的排水渠，有些地段实际已经成为了臭水沟（图7）。
清末民初的濠畔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块重新划分，拥有大面积地块的豪富贵族们把地块细分卖出，推动了广州城市土地的近代商业化过程[6]。
3.3.2 非物质特征
据《越秀商业街巷》[5]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广州银行业兴起，挟巨大优势，票号面临冲击。至此，山西票号势穷力绌，随着山西票号的没落，濠畔街的金融中心地位旁落他家。
民国初年，濠畔街上的乐器馆大多还在营业，甚至还增多了全声、德声、文声、扬高声等乐器作坊，这一时期的濠畔街业态分布状况可以分成三段，西段分布着银钱、药材、绸缎等的行号，中段为乐器行，间杂零星的皮革业，东段则是全部都是皮革业了[5]。
经历过战火的濠畔街伤痕累累，辉煌似乎已经逝去，留下满地的狼藉。但后来濠畔街的皮革业崛起，挽救了在战火后商业地位岌岌可危的濠畔街。皮革业的高速发展促使濠畔街成为了具有全国性质的加工销售皮料的集散地。民国初年，濠畔街的皮料经由香港而外销世界各地，成为南粤[5]知名商街。
这一阶段的濠畔街勉强维持繁荣，但已出现业态降级的趋势，广州的金融、文化中心已转移，低端业态对环境的破坏加剧了日后的衰败过程（图8）。
3.4 民国到解放初期（1920—1952年）
3.4.1 物质特征
1918年广州设市，1921年前后民国广州政府开始整治六脉渠以及广州护城濠的工作。但是由于玉带濠那是已经淤积堵塞严重，已经沦为濠畔居民的排水沟，加之当时沿濠分布着众多的手工作坊，生产和生活废水直接排入濠内，导致玉带濠污染严重，政府多次组织清理和清淤但是收效甚微[9]（图9）。
新中国建国初，市政府决心对这条影响市中心区和沿涌50万人民环境卫生的玉带濠进行整治，1950年曾经清淤一次，挖出污泥6000余m3。但随清随积，收效甚微。为了根治玉带濠，1951年3月开始把玉带濠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箱式暗渠，次年1月完成，全长2781m，截面2.4～4.5m，成为建国后广州市第一项重大排水工程[9]。
民国时期，广州急需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商业都市，于是政府决定拓宽老街，开辟大马路，升级广州的交通路网系统，提高广州老城的土地利用率。传统街道逐渐沦落成大马路两侧的支巷，濠畔街也成为了小支巷中的一条，淹没在众多的破旧居民楼中。
3.4.2 非物质特征
这一时期濠畔街除了皮革业外其他行业逐渐搬离，濠畔街不卖乐器、绸缎，改卖牛皮、制革和皮鞋料。但是濠畔街的皮革商在皮革產业生产销售过程中也处于末流[5]。直到今天，走在濠畔街的街道上仍然可以看见许多鞋料店的招牌，不过大多都不再以商店的形式营业，而是作为生产作坊车间和货品仓库。
自此濠畔街的业态发展可以说是完全边缘化了，仅仅作为低端制造业的一环存在，不再涉及金融、文化和服务业，濠畔街上曾经发生的文人雅集、活色生香，都随着玉带濠一起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4 结语
环境变迁、战争、城市化等原因，使广州大部分经典城市历史景观受到严重破坏。现今玉带濠已消逝，濠畔街安静地隐秘在广州老城一角，现存场景难以让人联想这条静谧的小街曾是广州城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朱楼画榭，连绵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4]本文在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视角上，从物质与非物质特征的关联性变化出发，反映以玉带濠沿岸为代表的广州城市历史景观的演变过程，期望唤起人们对已消逝的广州城市历史景观的记忆与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站在可持续性的视角上探讨广州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与更新。
注：图1、图3～5改绘底图来自《广州城六脉渠研究》（关菲凡.华南理工大学2010年学位论文）;图2根据民国16年广州市六脉渠图（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3城建综述.广州出版社，1995）绘制;图6根据1851—1861年广东省城图（广州市规划局.《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绘制;图7来自甘博相册;图9来自《广州市之建设计划》[广东民政公报，1929（18）：244];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New Life for Historic Cities：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 explained[EB/OL].（2013-07-02） [2019-04-21]. https：//whc.unesco.org/ en/activities/727/.
[2]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一[M].陈宪默，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97.
[3]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1840-1990）卷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2-46.
[4]屈大均.广东新语（全二册）[M].上海：中华书局，1997：460-476.
[5]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街巷（广州越秀文史11-14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6]张健.康泽恩学派视角下广州传统城市街区的形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
[7]佛山市南海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M].佛山：成文出版社，2008.[8]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委会.文津阁《四库全书》（典藏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9]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志（1840—1990）[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07-109.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7582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