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多部成语词典误引的成语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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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部成语词典引自《元史·刑法志》的“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一句的标点有误。辞书或其他文章在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应该注意文意的完整，不应光引用其中的几句，即引文应是：“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不然，就会割裂文意，使人不好理解。
关键词：辞书用例;标点
翻阅《中国成语大辞典》，笔者发现编者对成语“蛊惑人心”作了这样的注释：“蛊惑：迷惑，使人惑乱。比喻用谣言来欺骗、迷惑、煽动人们。《元史·刑法志》：‘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1]辞典采自《元史·刑法志》的这一用例，着实不好理解。因为“阴阳家者流”，照字面意思理解是“阴阳家这一类人”，下面是“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意为“常替人点灯祭祀星宿，蛊惑人心的人，要禁止他们”。将这几句话合起来，就成了“阴阳家这一类人，常替人点灯祭祀星宿，蛊惑人心的人，要禁止他们”。这段话中，既说“阴阳家这一类人”，又说“常替人点灯祭祀星宿，蛊惑人心的人”，要禁的究竟是谁呢？是“阴阳家这一类人”吗，还是“常替人点灯祭祀星宿，蛊惑人心的人”？是“阴阳家这一类人”中的“常替人点灯祭祀星宿，蛊惑人心的人”，还是这两种人都是？显然，这样的语意是不清楚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再查看别的一些同类的辞书，发现引用这一用例的不少，字数也全同。如《新华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5页）、《学生成语词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汉语成语九用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35页）、《汉语成语实用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等。
由于文意不得其解，于是查看引例的出处《元史》。原来此引例见《元史·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禁令》（《二十五史·元史》简体标点本第1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15～616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其师笞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元籍。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诸色目僧尼女冠，辄入民家强行抄化者，禁之。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诸以非理迎赛祈祷，惑众乱民者，禁之。诸俗人集众鸣铙作佛事者，禁之。诸军官鸠财聚众，张设仪卫，鸣锣击鼓，迎赛神社，以为民倡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并记过。诸阴阳家天文图谶应禁之书，敢私藏者罪之。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寺观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诸妄言星变灾祥，杖一百七。诸阴阳法师，辄入诸王公主驸马家者，禁之。诸以阴阳相法书符咒水，凡异端之术，惑乱人听，希求仕进者，禁之，违者罪之。
在這段文字中，当读到“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诸妄言星变灾祥，杖一百七。诸阴阳法师，辄入诸王公主驸马家者，禁之”时，感到文意有点混乱，不顺畅了。“诸妄言禁书者，徒”是说“凡是胆敢妄言已被朝廷所禁之书的人，就要判他徒刑”。而接下去的句子“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就不好理解了。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作何理解的疑问。
原来，这当中的问题，就出在对“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的标点有误上。因为，禁令的对象应该是很明确的，如“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诸妄言禁书者”“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等等，唯有“诸阴阳家者流”作为禁令的对象，就不明确了，这给执行禁令会带来问题的。
那么这几句话，应作如何标点才好呢？笔者以为应作这样标点：“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这一段话，是讲对三类人的禁令的：对妄言禁书的那些人，判其“徒”之刑;对各阴阳家，处其“流”之刑;对常替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的人，加以禁止之。这样一来，当时的禁令才显得明白清晰。
作这样的理解，有没有依据呢？答曰：依据是有的。
首先，上面所谈到的与“阴阳家”有关的，都是要禁的，如：“诸阴阳家天文图谶应禁之书，敢私藏者罪之。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所禁的，是有关“诸阴阳家”“阴阳家者”，不是“阴阳家者流”。
其次，“徒”“流”同属于古代的五刑。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六·刑法志》：“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可见，唐代的五刑是：笞、杖、徒、流、死。“徒”“流”，均属唐代的五刑之一。
唐以后各朝的刑律，也基本甚至完全援用唐代的。《元史·志第五十·刑法一》载“五刑”：“笞刑：七下，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杖刑：六十七，七十七，八十七，九十七，一百七。徒刑：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流刑：辽阳，湖广，迤北。死刑：斩，凌迟处死。”可见，元代的五刑也是：笞、杖、徒、流、死。“徒”“流”，也均属元代的五刑之一。
《清史稿·志一百十八·刑法志二》：“《明律》渊源唐代，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其律例内之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或取诸前代，或明所自创，要皆非刑之正。”可见，“阴阳家者，流”，是给阴阳家处“流”刑，是完全说得通的。
再次，在《元史·志第五十三·刑法四·诈伪》中，有这样的文字：
诸捕获伪造宝钞之人，虽已身故，其应得赏钱，仍给其亲属。诸奴婢买使伪钞，其主陈首者，不在理赏之例。诸挑剜裨辏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
这段话中的“诸挑剜裨辏（挑、剜、裨、辏，泛指伪造宝钞的方法、手段）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明确告知，“诸挑剜裨辏宝钞者”不分主从，一律要受“杖”刑一百七下，受“徒”刑一年，如果是再犯，就处“流远”之刑，即流放到远地也。可见“诸阴阳家者流”，确实应标点为“诸阴阳家者，流”。
《元史》中的这处标点失误，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少辞书照此标点加以引用，让人读了不知是什么意思;一旦被更多的辞书引用，就更会以讹传讹，贻害不浅。标点虽小，正确使用何其重要！
同时，这也告诉我们，辞书或其他文章在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应该注意文意的完整，不应光引用其中的几句，即引文应是：“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不然，就会割裂文意，使人不好理解了。这还告诉我们，对辞书所用引例，编写者须得用力审核，力避以讹传讹之弊。
末了，顺便想起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话：“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2]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尽如此严重，但也值得引起大家尤其是有关文史专家和语文工作者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国成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387.
[2]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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