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济南商会社会救济活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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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抗战时期的济南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大量灾民、难民的涌现急需救济。这个时期摊派繁多，民族工商业者在日军残暴统治下不堪重负。当时的济南商会作为民间工商业团体，也不得不正视难民、贫民等问题，参与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于是，济南商会尽力救助生活困难的民众，通过积极筹款赈济、设因利局、平价出售粮米、经营孤儿院，积极投身于济南地区的各项社会救济活动。济南商会的社会救济不仅能够缓解民众生存压力，维护济南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还促进了施善救济向工艺教养的转变。
　　关键词：抗战时期;济南商会;社会救济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8-0045-04
　　抗战时期济南灾害频发，再加上日本的暴虐的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中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济南商会在抗战时期艰难经营的同时，仍对急需帮助的灾民、难民、贫民、弱势群体积极地提供帮助。本文有利于理清抗战时期济南商会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历程，从而加深对济南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认识，还可以为慈善救济事业的研究提供一个例证，进而完善从微观层面对慈善救济事业的研究，丰富对华北地区慈善活动的研究。
　　1 抗战时期日伪政府统治下的济南商会
　　商会作为民间工商业团体，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加之甲午海战后外商投资设厂的刺激，中国的民间工商业者迫切要求能成立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组织。1903年，民族工商业者自发成立了“济南商务会所”，这就是济南商会的前身。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后，为商会组织的正式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商务分会’。”[1]“据此，1905年，济南正式建立商务总会，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属领汇兑、典当、银钱、估衣、杂货等行业。”[2]济南自开商埠后，随着商埠的发展，又在1911年成立了济南商埠商会，于是就形成了在1931年之前济南商会“一城两会”的独特风景线。1931年两商会（济南商务总会和济南商埠商会）合并为济南市商会，结束了“一城两会”的局面。
　　济南沦陷后，在政治方面，日军实行“以华治华”政策，扶植汉奸政权对济南进行严密控制，利用新民会宣传新民主义，以此来教育中国人做“顺民”，以服从其统治。在经济方面实行“以战养战”政策，掠夺我国民族经济，同时利用各种组织垄断华北经济贸易，还利用原有的商人组织——济南商会，协助其进行经济统制。“1938年济南沦陷后，济南陷入混乱之中，为了发挥商会的统治作用，日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召集各行业公会负责人，临时推定原商会执行委员、成大纱厂经理苗兰亭为会长。1940年，日本侵略者派‘顾问’驻会。1941年，市商会按汪伪国民政府颁布的《同业公会准则》及《商会法》规定，商会组成人员改称理事、监事、理事长。”[3]
　　由于抗战时期摊派繁多，大至侵略军的生活供应和其他工事费，小至一个伪职人员的殡葬，都要在工商界敛财，民族工商业者实在不堪重负。1943年2月，山东陆军特务机关和伪山东省公署向济南市伪政权颁布命令，决定在山东征收“安民壕工料费40万元”，商号与居民各负担20万元。至5月份商会将这项摊派下达到各行业。”[4]尽管各个商号非常不满，也只有花钱免灾，济南商会在日军暴虐的统治下艰难发展。
　　济南商会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成立初期的商会章程中没有对商会在慈善领域的责任作出规定，但在1944年山东省济南市商会章程第二章任务第五条中明确规定：“得设办商品陈列所、工商业补习学校或其他关于工商业及慈善之公共事业，但须经该管官署之核准。”[5]在这样的规定下，抗战时期的济南商会在艰难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对贫困人群、弱势群体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近代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济南商会的种种社会救济活动都表明，“商会在近代城市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6]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抗战时期济南商会的社会救济活动
　　抗战时期是济南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日伪政权设立各种组织，掠夺物资，实行各种殖民统治政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与战乱，造成社会持续动荡，大量灾民、难民的涌现，使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救济步履维艰。此时商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救济活动，对当时的地方慈善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济南商会所从事的社会救济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2.1 筹集善款以救民活命
　　抗战时期济南灾荒频繁发生，水灾、旱灾严重，导致了农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人民生活陷入绝境。“1942年7月15日，济南市降暴雨，日降雨量146.9毫米，造成市区水灾。”[7]这场水灾水灾造成“哀鸿遍野，待济孔殷”，灾民无力度过灾荒，“1942年7月济南发生水灾，商会捐助1万元。”[8]抗日战争期间济南周边省份的广大民众为了免遭日军迫害，蜂拥而至济南。“抗战初期，华北人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侵入山东，随即轰炸济南，造成大量难民。”[9]据济南市灾民收容管理处会议记录，1937年全省出现旱灾，灾民只能靠树皮、榆树叶充饥，济南市及四郊居民大半不能维持生活，生活困难。济南商会在这个时期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1939年至1941年的年终贫民救济，商会共出款8100余元，其中1939年6400元，1940年700余元，1941年1000元。”[10]所以在今天看来，商会筹款的善举使得民众能维持生存所需。商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对生命的尊重，令今天的我们感动，使我们深有感悟，同时也有助于引导近现代商会积极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来。 　　“1943年1月19日，公设市场失火，烧毁房屋50余间，被灾华商49家，失业者150余人，财产损失25618.70元。市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商议，每户发救济费40元。”[11]此时在侵略者铁蹄下呻吟的小工商业者，又遇到火灾，犹如雪上加霜。而商会能够发起自救，虽然救济款不多，亦属一种同胞之情。“10月提出重建商场，需要建筑费40万元，除由居留民团（日侨）认交20万元外，令商会分担20万元。11月2日，商会召开第11次理监事会议，决定按全市资本额每万元交纳60元的标准分担。”[11]这次会议决定捐募用于公益方面的款项还有：改建商会办公用房14万元，为合作社联合会筹款3.5万元，为千佛山兴国禅院捐款7.63万元，其他捐助约1万元。商会这些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动，不仅专注于灾荒救济，而且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2.2 平价出售粮米以平抑物价
　　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军民的强烈打击下已感到财力不支，从而加紧了经济掠夺。日伪政府于是全面推行配给制度，物价迅速上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春，济南市粮食供应紧张，市政府责成市商会和粮业公会到新疆采购红粮1190吨，每吨310元，共340690元。运济后按平价出售，商会支出装运、损耗等费用，共亏损36363.39元。”[12]随着粮食的大量运进，粮食价格逐渐有所回落，市场趋于稳定，城市贫民的生活得以维持。
　　1942年，济南粮食短缺，供不应求，粮价上涨，苗兰亭向当局提出“设法救济”。省市当局决定由银行号轻利贷款，由粮商磨坊赞助，实行杂粮面粉平粜，组成了一个平粜委员会。从1942年11月10日开始至1943年1月30日，分六期平粜给各慈善团体，只收成本价。“1942年3月，商会商同日伪省建设厅，召集各慈善团体及社会名流145人开会，决议以1943年营业税和房捐共196万元充作赈款，以低价运购平粜委员会所存余粮4000余包约80万斤，提前施赈。”[8]济南商会的救济活动使得城市普通贫民的生活能够维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2.3 设因利局，贷款给小本营生工商业者
　　在日军统治时期，工商业者经营困难，营业日趋萧条。据1938年资料调查，工商业者户数虽然不少，但大都为小本经营，比如经营棉布的行庄从沦陷时期的120余户到1939年10月锐减为50户。农副产品经营因为受到侵略者以货易货的限制和交通阻隔，也都处于萧条状态，工商业者因为警察局、日军宪兵队的种种借口或者说所谓暴利而被逮捕审讯受刑的情况大量存在。
　　苗杏村为济南工商界知名人士，济南沦陷后闭门谢客，拒绝出任伪职，拒绝同伪官员接触，忧愤成疾，住进德华医院。生病期间嘱其家人：“贫穷小商，不能谋生，必须设法救济，不忍坐视不救。”[13]其家人捐出1万元交商会，代办小额贷款。苗杏村道名慈华，商会以“慈华因利社”为名组成董监事会管理此项事业。李伯成为社长，王冠东为副社长，捐款存于晋鲁商号。自1941年1月开始贷出，一时请求贷款者络绎不绝，颇得工商业界的好评。济南商会主持的“慈华因利社”贷款给小工商业者，使他们有资本去自力谋生，改善了小工商业者的处境，使他们能够继续生存发展下去。
　　2.4 经营普济孤兒院
　　普济孤儿院于1920年1月由王鸿一、张怀斌、劳逊五倡议建立。当时向社会募款，得到各界的赞助，共集资13万元。购地建房用款6万元，另6万元存入中兴煤矿公司等企业生息养生，1万元用于开办费。以8-12岁孤儿贫童为收容对象，教养兼施，半工半读，至18岁发给凭证，如仍愿在院服务者按雇工待遇，愿出院者或介绍其学业和记忆专长予以就业，或允其自谋生计。
　　1937年夏玉符河决口时，普济孤儿院被淹，设施和房屋受到很大损失。济南沦陷后办院基金被没收，无力续办，至1942年1月江醴泉院长辞职，该院董事会决定让渡给济南市商会接办。“商会公推张冠三，刘子承，付雨亭，宋希儒，张俊生，苗兰亭，李伯成7人组成孤儿院整理委员会，张冠三为委员长兼院长。接办后，商会拨款9000元修缮房屋，代购粮食5000余斤。从1942年11月起每月补助1500元，后因物价上涨每月拨款6000元。”[8]院内设训练、织工、畜养3部，主要课程为文化和技术教育，如（1）读书识字，工商常识，体育锻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2）鞋袜毯工、缝纫、毛巾手套制作的各种技术;（3）牛羊鸡猪的饲养、园畦种植、苗圃造林、水车灌溉、插稻栽藕等方法。以不满十岁的孤儿为收容对象，经常在院人数约为100人。年龄稍大者除学习文化与技术外，还从事生产劳动，本人能得到奖金，也为院方增加收入。至十七八岁或准其自谋生计，或留院担任师工，担任师工者按月领取工资。1946年由济南商会移交济南市政府社会局。
　　另外，据苗兰亭受审时称：沦陷期间商会还对李仙洲在阜阳开办的成城中学、对国民党某些抗战部队和人员、对本市的几所中学都有所资助。
　　济南商会在抗战时期面向社会，开展社会救济工作：筹集善款、贩灾、扶贫济困、参加和推动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济南商会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济活动，帮助社会上遭遇不幸的个人和特殊群体，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3 济南商会慈善活动的影响
　　抗战时期济南商会在侵略者的暴虐统治下艰难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显得尤为难得。在商会的努力下，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多方面的社会救济活动，满足了百姓的生存需求，缓和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济南城内外贸易及文化教育卫生的发展，还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为今天和谐社会及慈善事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1 缓解民众生存压力
　　济南商会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热心慈善救济事业的优良传统，虽然在商业萧条之际，但对于生活艰难的同胞积极伸出援手，希望能对改善民众困难的生活有一定的裨益。“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一带大批难民南下。‘静海、马厂、青县、东光一带难民陆续逃到济，日有数起。或数十人，或数百余人不等。’”[14]难民蜂拥而至，再加之日军侵略济南造成的大量难民，都急需救济。日本的侵华战争，受到我国军民的坚决抵抗，解放区日渐扩大，沦陷区日渐缩小，因而侵略者的物资供应甚感困难，加强了对敌占区的经济掠夺。济南地区粮食来源日渐减少，粮价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贫民缺衣少食，在寒冷的冬天难以生存。 1939-1941年的年终贫民救济中济南商会的捐款和赈济，使得饥寒交迫的贫民顺利度过寒冬。1942年济南发生水灾后，灾民的生活安置成为首要问题，商会积极组织商人募捐，然后组织散放捐款捐物，在设立难民收容所后，派出多人到收容所协助管理工作，为救济灾民和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些弱势群体无任何的生存能力，需要社会的关怀和救济，济南商会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商会及其领导下的商界介入慈善领域，则完善了社会稳定机制，减轻了城市转型中的风险和代价，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融合。”[15]抗战时期，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不仅挽救了无数灾民难民，在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和维护地方治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稳定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和民众能否丰衣足食紧密联系在一起，弱势群体是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部分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经济上无任何收入来源，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的威胁。对民众的适时救济，能有效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抗战时期的济南商会积极筹集善款、设因利局、平价出售粮米、经营普济孤儿院。这种社会救济活动，也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这种救济赈灾活动，有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贫富矛盾的化解，是实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16]尽管慈善救济事业不能根本地解决社会矛盾，但减少了社会动乱的发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从施善救济到工艺教养的转变
　　“施善救济”历来是传统慈善机构的主要救济方式，主要是施粥以食，施营以宿。济南商会最初的社会救济还是传统的施放，如向贫民与难民施放钱米，募捐救济，后来商会意识到这只是一时之计，就开始倾向于教养儿童以实用技术的救济。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教育还肩负着振兴民族、改造社会的重任，因此，济南商会在社会救济活动中，对教育格外重视。济南商会对普济孤儿院的经营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改变了传统的救济方式，救济方式由施善救济变成工艺教养。普济孤儿院是一个教养机构，收容数百名8-12岁的孤儿贫童，对其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儿童让其半工半读。通过在孤儿院中设置学习实用技术的课程，使这些孤儿长大后能有一技之长，使接受救济者摆脱依赖性，向自食其力的方向发展，带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这种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他们道德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这是对慈善机构的有益补充。这些儿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自谋生路的资本，不但圆满的完成了孤儿院的救助职能，还为商会的其他社会救济节约救济经费。济南商会的这种做法让这些被收养的儿童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孤儿院对他们的供养，这虽然改变不了社会大环境，但毕竟使这些儿童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培养了他们自食其力的观念。正是由于济南商会的社会救济，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发展、中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
　　4 结语
　　抗战时期，日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毁家纾难义无反顾。济南商会在抗战时期发挥着调节商人矛盾、扶持弱势商家的功能，它对自身的定位不仅仅限制在商业范围内，还时刻不忘关怀社会底层，通过举办各类社会救济活动救助下层民众，缓解了民众生存压力，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救济方式从以前的施善救济转变为工艺教养，培养了孤儿院的儿童自食其力的观念，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使得这些孤儿能供养自己，在长大成人后也能有一技之长。这种从消极的施放救济到教养儿童工艺的做法，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此后的社会救济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沦陷时期济南商会所做的社会救济活动是对扶困济贫、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积极尝试，也是近代慈善史上重要的研究内容，从济南商会慈善救济活动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慈善活动，对于弘扬慈善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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