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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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是中西方两种异质文明在巅峰处的交感回应，是他深入研究其他领域的重要推动力，尤其为他的美学思想提供了基底性的框架支撑。王国维哲学思想取自西方、融汇中国哲学，走上了一条以生命论为起点的建构之路，进行国民性的教育改造是其生命论的重要实践方式，而境界论是其哲学美学思想的集大成。王国维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实现了西方哲学美学的中国化，引领了哲学教育的工具化指向，他的哲学思想既深刻反映在他的生命意识之中，又对其文学、史学、艺术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王国维;哲学思想;境界论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32-03
一、思想缘起：西方哲学美学中国化
探寻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产生的原因，首先需联系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的时代背景。在整个中国学术界“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影响下，当时的中国哲学逐步从传统的古典形态过渡到了现代哲学形态。在这个哲学形态大变革过程中，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起到了转承轴的作用，这反映出他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传介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王国维重点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几位哲学家的哲学和美学思想，逐步借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角度说，王国维哲学智慧火花的点燃，一个直接的引导动机就是为中国本土哲学提供一种理论阐释的有效框架，并为它的提升准备可靠基底和工具，迈开试探性的步伐。
除了外在的社会文化气氛这一刺激因素之外，王国维与哲学的相遇，还与他个体的“存在”状况有关。王国维自幼好学，曾在《自序》中言道：“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1]470中国传统教育的灌输与求学经历都深深影响着王国维，成为培育其哲学思想的国学土壤。性格的忧郁与创造的精神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性格的忧郁虽然与思想的拷问并不具备必然性联系，然而在王国维这里，两者的结合却意外地符合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2]这种忧郁的人生反思加上早年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沉淀下来的文学修养，使王国维自觉地迈入了哲学研究之旅。
王国维的精神渊源和思想结构是十分多元丰富的，具有混合的交叉性和多义性的特征，有着国学根底和西方文化的身影。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学、文学、古典戏曲理论的长期熏陶，加上王国维对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学者哲学美学理论的吸收，辅之以佛学为代表的宗教理论，交汇成为其哲学美学思想的源流。尤其是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系统性的西方文论学术背景，是促成他在哲学研究方面越走越广的关键因素。
二、思想主体：生命论、境界论的立体建构
（一）本体依据——生命论
性格的忧郁使王国维一生很少感到快乐，为摆脱这种不快乐，一方面，他沉浸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之中，借以减缓痛苦;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理论上剖析痛苦的秘密，从而开始了在知性层面的哲学探究。于是，在深刻的个人体验之上，一种知性努力方式的理论反思便出场了，生活——文学——哲学，一层层地深入，随着这种机理的揭示，王国维哲学的苦痛说又或者说生命论的生成秘密得以澄清。
以生命论为起点，当王国维将生命关怀寄寓在文学和艺术审美之中时，带有其个人典型悲剧哲学风格的生命论便开始建构了。与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一样，心与物（物质与意识）、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与纠缠一直横亘在王国维心中，他将此种种表述为“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诚然，人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矛盾的综合体，也注定了人与痛苦的不可分离，苦痛作为“人生之问题”也似乎在“日往复于吾前”了。除了在其诗词歌赋中反复吟唱抒怀外，王国维自觉地将生命的苦痛作为理论反思的重要对象，进展到理论反思，生命论在理论叙说上开始日益丰盈。不同于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王国维构建的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生命论，这是其生命论的一大特征。这种生命论是生命个体向存在维度的皈依和转换，从而与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相通[3]。用王国维自己的话说：“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4]。在阐释生命和审美的融合过程中，王国维借鉴了西方哲学家的理论资源，最终形成了中西兼容的新类型美学。
在王国维的生命论中，人本身就是痛苦地生成、一种痛苦的存在。对此他有过具体地描述：“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5]生活的本质如何？生命的意义何在？在王国维看来，痛苦就是生命，生命是极具悲剧性的，只有悲剧性的美才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王国维从现实行走中的悲剧性体验中走出来，完成了人生痛苦的审美超越，可以说，这一审美超越构成了王国维哲学思想的思辨基点以及其美学理论的聚焦点。王国维在生命论中痛思人生之痛苦，并进行了理论性的反思清理，从而奠定了其哲学美学思想的全部根基。
（二）实践方式——哲学教育
既然人与人的生活都被痛苦所包围，那么该如何从苦痛之道中得以解脱？王国维提供了他所认为的减缓和解除痛苦的路径。王国维对自己身处的文化、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学术研究是他介入社会的一种途径，他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统一起来，强调哲学教育具有塑造人的功能。在他看来，提高哲学学科知识的认知度和推广美育的目的，一是能够填补国民道德的缺失和学识的贫弱，二是能解决人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活痛苦的折磨这一根源问题，补充对国民内心情感的关怀，使得他们内心情感能够有所慰藉。他认为身体疾病远不至于如国民精神上的痼疾可怖，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可以通过医学治疗达到治愈，但国民劣根性和因亡国而产生的精神疾病是不易被祛除的，鲁迅先生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国民性痼疾不除，国家和国民将面对国破家亡的命运。 在面对品性迥异的西方文化冲击之后，社会的智慧运作向尘世偏好严重倾斜，在王国维看来，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会使文化传统表现出纯粹知识追求的冷漠，因此要加强知识分类、学科建构，提升国民“学”的习惯，除了摆脱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深的层次是要摆脱欲望的纠缠。欲望不断痛苦就不除，“蚩蚩之民”也就生活在欲望的炼狱之中，而纯粹理论知识的追求探索可使人暂时远离现实人生、功利欲望，最后逐渐回归到德性，走出社会危机，驱除欲望。王国维倡导大学学科设置应该向当时的日本的大学学习，即尤其突出哲学教育在众多学科教育中的统领地位。王国维指出了当时国民的痼疾所在，并在他哲学思想的引申下，提供了一种文化治疗的教育方案，指出将要在哲学教育和美育中，实现对他人、对社会的救治。由此可见，教育是王国维生命论种种诠释的主导，也是生命论落地生根的实践方式和主要路径。
（三）主题巅峰——境界论
就王国维哲学美学思想而言，境界论具有统摄性的地位，是其整个思想的巅峰和集大成。为了排解“宇宙人生之根本問题”的困惑，王国维开始反复探寻，试图为生命的困境找寻出路，建构出其学术生涯中最浓墨重彩也最广为人知的境界论。在他广为人知的作品《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6]465不同于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求学研究等世事常态，“境界”在这里被王国维赋予了新的内涵，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虽是以中国诗词评鉴作为表述机制，但不难看出其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重视直观表达和逻辑清晰，也使得境界论的传播更具普适性。
境界论的内涵确定之后，它的层次展开就变得有根据可循了，而境界的层次推进，可以说跟王国维的人生体会有关。在叙述的过程中，王国维与康德的内在性之联系逐渐浮出水面，境界是王国维转译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康德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要把那心意里不可名状的东西在某一表象里表现出来和普遍地传达着，这个表现方式可以建立于语言文字，或绘画，或雕刻，这都要求着一种机能来把握想象力很快流逝的活动并且结合在一个概念里，这概念可以让人们不受诸规律的约束而传达着。”[7]当王国维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去转译康德的“心意里不可名状的东西”时，他主要是从内心体验切入对境界的讨论，而境界还可以作为功能性对象的存在，人人都可以体验，但是却又没办法完全领悟透的一种对象，对它的领悟随着主体层次的提升，只能是逐渐深入，其境界的最高层次是人整个生命历程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发扬了一种现代思想理论和方法转化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境界。境界论升华出一种超越的人生品格与积极的生命精神，强调个体生命境界的诗意提升，重在对逐层深入的生命体验作诗性描述，并将整体生活置于现实生存与个体生命的关怀中。表面上看这是对历代诗艺的一种探索性概括，反映的是评估诗史文化品位的美学标准和诗美情趣，其实深层次折射的是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之态度，是他忧生甚深的哲学睿智。
三、思想意义：活化西方哲学美学
（一）实现西方哲学美学的中国化
王国维在西方哲学尤其是探寻人生的意义问题和生命的价值依托问题的引导下，既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审问和融合构建，更是拓宽了西方哲学美学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将从西方引进而来的哲学美学思想活化了。何谓“活化”？其一大关键点即是在中国哲学中注入了西方哲学美学价值，使得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生美学精神传统蕴含了情感和生命。在译介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王国维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辩证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并借助于西方哲学为中国哲学树立旗帜。其言：“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1]5王国维致力于哲学研究不只是为在学术方面发声，更是为国家之未来，有着高尚的文人风骨。
王国维积极学习和吸纳西方哲学美学的思想理论、观念方法、术语形态，加之传承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优秀传统，从而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独特话语与精神特质。当他把分科意识、哲学思想转化成各学科的研究自觉时，他的学术研究也就变得精彩纷呈了，他在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学等学科都留下了探索的足迹，有些学科甚至还成为建制的起点。显然，这与他活化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后又把它们中国化了是紧密联系的。
（二）引领哲学教育的工具化指向
在民族内忧外患、社会激烈变化、文化中西碰撞面前，中国的出路何在？此问题尖锐地被提了出来。王国维作为一名学者、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国人良知，也有时代担当。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不仅是关于生命的本质与价值的学科，他认为当代国人并没有认清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因而无法解决在思想上和现实中的问题。围绕教育实践的中心，王国维致力于论证哲学的重要性。在审视反思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之后，他提供了国民性改造的方案，希望通过政府行为能将哲学思想理论贯彻于教育实践，产生出良好的社会影响，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将哲学教育工具化的指向。
而哲学与教育之间有着怎样的联动关系？王国维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认为“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8]，还说到：“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9]教育实施的目的和最终理想就是要实现哲学层面的理想，即塑造真善美之人，实现一种价值主体追求。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建议清政府实施美育，认为健全的教育应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可惜在当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使得他相关的教育思想仅限于思想界，并未作为国家的教育方针，王国维对散发世俗意味的国民性格的批判锋芒只能留驻于笔端。笔者认为，王国维的教育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当今时代，提升哲学教育的地位，从而辅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试行的。
结语
王国维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积极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尤其注重探讨人生问题，其哲学思想正是基于“人生之问题”，即生命是怎样存在这一问题而出发的，由此延伸，完成了在教育实践、人生境界更广方向的构建。王国维把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主要参考，大力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方式，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思想的新路径，为理清中国哲学史上的范式和发展脉络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带来了现代性的启发，这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引介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学者之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既深刻地映射在他的生命意识之中，更对其在文学、史学、艺术学等其他方面的造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静安之才，遗珍未央。王国维一生严谨治学，以开放的胸襟引进西方哲学、辩证地接纳和吸收异质文明，坚持学术独立又满怀文人忧国救国的良知，倾力改变国家的现状和民族的未来，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攀登着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为吾辈敬之、思之。
参考文献：
[1]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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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经建，菲蒂.王国维对生命哲学、美学的存在论建构[J].中国文化研究，2014（4）.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6]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九）[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7]（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9]姚文放.王国维的美育四解及其学术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0（6）.
作者简介：谌雪滢（1993—），女，江西新余人，单位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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