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精神在当下“国学热”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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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学热”在当下已成为热门话题，“国学”的定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狭义上的“国学”专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文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以来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并发展为制度，核心精神体现在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众多学规中，《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个治学角度对当下国学教育仍具备指导意义，但应有选择地吸收，有发展地弘扬。就书院的兴废和《白鹿洞书院揭示》同当下“国学热”关系两个角度对《白鹿洞书院揭示》关系探究，在把握住书院教育的核心精神之后同当下的国学教育进行对比，进而根据当下时代特征对《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教育精神进行探讨性的批判继承，以实现古为今用。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定型化并为后世广泛引用传播的书院精神同当下国学教育的核心思想应当是血脉相通的，“国学”不能只“热”一阵子，应长久地“热”下去。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揭示》;国学;书院
　　d01：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6.033
　　中圖分类号：G649;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 2019） 06-0154-09
　　一、对国学的定义与研究意义
　　“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周礼》，此外，在《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中，也都可以看到这个词，唐代白鹿洞书院早先的名字也是“白鹿洞国学”，“国学”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就是“国立学校”或者说是到了明代由中都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之后的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要讨论《白鹿洞书院揭示》在今天“国学热”中的发展与精神传承，首先就需要对今天的“国学”做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并将其限定在一定的讨论范围中。
　　一）对国学的定义
　　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国学”这一词条，国学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笔者认为这是广义概念上的国学。就国学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而言，参考当下的学科分类系统，《词典》中所列举的五门学科为不同的二级学科，其核心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后相对于“西学”而言的。1 934年，章炳麟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上对国学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他认为国学应分为五部分，即“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又可以按派别分为“经学”“哲学”“文学”。因而就狭义的国学概念而言，笔者认为国学专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文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文与道的关系探讨贯通整个中国文学史，而“道”所指的则应该就是从“经学”中所提炼出来的儒家核心观点，“文”是“道”的外显，文与道同然不可分离，但对于当下的可操作性与精神传承而言，“文”相对而言要更可控也更易进行建构与生发。
　　（二）国学教育的现状
　　“国学”是在近年进入人们视线并在主流媒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学变“热”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加人世贸组织后同世界交流日益增多，而突显民族不同的心理日益成为群体潜意识，这就激发了人们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愿望。人们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人们具有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观念盛行，呼唤追寻传统的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人们期望对当下精神乱象进行整顿的表现。因而“国学热”状态的形成有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
　　就社会媒介推动而言，也是“国学热”的一大推动力。王立群、丽波、刘心武、易中天等一批学人对中国传统著作的讲解使大量的名著走下神坛，雅俗共赏。中央电视台又开播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节日，如《成语大会》《汉字听写大赛》《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更是点燃了百姓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在政策方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高校要创设条件开设中国语文课。在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和“部编版”语文教材中，《课标》增加了要求背诵的古代诗文词篇日，教材中也提高了传统诗文词所占的比重，将教学重点向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上进行引导。
　　就高校与研究机构而言，近年来大量高校设置了“国学院”“国学班”，开设了大量国学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定期召开研讨会，对国学研究有较高重视度，相应的学术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国学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相应的教师资源、部分校外辅导机构打着“国学教育”的旗号做着普通的特长辅导班，新瓶装旧酒。更深一层的问题出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国学与儒学划等号，把国学热认为是文化复古，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对国学教育发展的阻遏，不利于当下国学教育的发展。
　　（三）当下的国学核心精神
　　在李宗桂的《国学与时代精神》中提到了“国学观”的概念，认为当下国学与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国学精神在当下的发展，实质上是对改革创新、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从宏观层面上笔者对此观点颇为认同，当下国学精神实质上是对时代精神的发展，是民族对振兴中华愿望的精神诉求。但是就微观而言，聚焦到国学本身，国学更强调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以正义、公平、爱国、长幼有序、重礼貌等为代表的传统美德。因而就整体而言，国学精神一方面是时代的反映，是变革的诉求，另一方面又是以优良传统美德形象为体现。
　　（四）国学教育与《白鹿洞书院揭示》
　　国学不是凭空而出的概念，它有其独立的历史传承性。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自唐代开始，延续至今而不断。研究千百年来书院教育所总结的经验对引导当下国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白鹿洞书院揭示》（下文称《揭示》）是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之一，故应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二、白鹿洞書院的兴废与《揭示》的价值
　　白鹿洞书院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到今天甚至已经出现了白鹿洞书院相关的文化产业。从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发展来讨论《揭示》，目的是把握在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而这个精神内核也正是我们当今所希望传承发展的，进而实现古为今用。
　　（一）唐贞元年间至北宋初年：书院始建阶段
　　白鹿洞书院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此读书，李渤养一白鹿以自娱，白鹿十分通人性，伴随着人一同学习、出游，又因为读书的地方地势较为低洼，俯视如洞，所以得名为白鹿洞，李渤后来官至江州刺史，为了纪念当年在此地苦读，在这里广修亭阁，种植花卉，成为了文人们饮酒作乐，歌诗酬唱的场所。到了五代初期，颜真卿的裔孙颜翊在此地讲学，弟子数日达到了三十余人，并在这里待了三十年之久。
　　到了南唐升元四年，李氏朝廷正式在此地设学，这是白鹿洞书院建设从私家修筑到官府设学的一个转变节点，创办庐山国学。朝廷还派遣国子监九经李善道、国子监助教朱弼来此地任教，李善道是白鹿洞书院的首任洞主，而伍乔则是白鹿洞书院培养出的第一个状元。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正式将其称为白鹿洞书院，大量的先贤名士在此地游学，但这一阶段名土只是局限于地方，白鹿洞书院并未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从江州刺史所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白鹿洞书院，自此，白鹿洞书院正式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在稷下学宫中就出现了学无常师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求师文化中贯通始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种自由的求学观与开放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与书院教育的动力源泉之一。白鹿洞书院始建阶段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开放与包容性，怀有多样思想的文人们在此地酬唱游乐，各家都可以在此讲学等。明清之际思想控制加强，求学目的更加功利，理学居统治地位，故书院自由精神不复，功能转变，后文详叙，此不赘述。
　　（二）北宋初至元末：繁盛阶段与《揭示》的确立
　　如果从较为明确的时间角度考察，白鹿洞书院的始建阶段与繁盛阶段的区分节点应该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赐园子监印本《九经》与白鹿洞书院，在朝廷的重视之下，地方官员对白鹿洞书院具体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一段时间书院只是作为书院而存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白鹿洞书院虽然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没有文坛名士在此著书讲学，从课程资源的角度来看仍是不充足的，直到南宋淳熙六年朱熹来此之前，白鹿洞书院实际是走在下坡路上的。同时又由于北宋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到了北宋后期书院由于疏于管理而逐步败落。
　　南宋淳熙六年，理学家朱熹知南康军，在任职的三年时间里，他重振白鹿洞书院，命令地方官员对其进行修复，亲自担任白鹿洞书院洞主，在书院中登台讲学、修建房屋、购置图书、延聘教师、招收学生，他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他所撰写的《揭示》后来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准则。在延聘教师方面，他秉承着兼收并蓄的包容思想，邀请他的“论敌”陆象山来此授学，讲授义利之辩，鼓励学术争鸣。
　　南宋嘉定十年，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军，振兴书院，邀请李燔去白鹿洞讲学。李燔等讲授《乾》《坤》二卦，后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书院在此时达到鼎盛，“讲学之盛，它郡无比”。
　　在整个元代.战乱频仍，但书院基本没有被战乱所害，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元代白鹿洞书院洞主陈澔所作《礼记集说》成为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御定教材与统一标准。
　　元至正十一年书院毁于战火，此后八十七年不复有白鹿洞书院。
　　在鼎盛阶段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的是朱熹的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院成为了一个各学派展示自我独立观点的舞台，也正是在观点的争鸣之中书院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讲学人数日渐增多。如果书院只允许一种学术流派的存在，则缺失了竞争关系，无论何种学术思想都需要在交流与碰撞中自我完善，因此，没有了对其他学派的宽容之心也不可能实现自我一家独大。这是就书院自身一以贯之的宽容思想而言的，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对学术的包容思想能够对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白鹿洞书院自身而言，朱熹制定了《揭示》，这一《揭示》所直接指导对象应该是在书院中求学的学生，作为书院的个体，《揭示》所展示的核心思想对学生们毫无疑问产生了导引作用，否则这一《揭示》也不会流传至今，甚至在现在联合国大厅里还挂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接物之要。
　　《揭示》的精神内涵在当下是否应该继承发展，它同“国学热”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我们姑且放到下文讨论，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体现的思想与人格要求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同我国传统书院办学的兼容并包精神一道渗透进了民族教育办学思想的血脉中。
　　（三）明清时期：封建教育的改革阶段
　　明代正统三年，书院得到重建，在此之后书院还经历了多次修缮，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在正统三年，瞿溥福主持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时任南康府知府，在恢复宋元原貌的基础上，他还另行修建了先贤祠以祭祀李渤、周敦颐和朱熹。在这次重修之后，白鹿洞书院再次闻名于天下，大量名士、生徒慕名而来。
　　到了明中期，即1465年～1572年这百余年时间，明代统治呈现出不和谐音符，统治危机逐渐显露，但在这段时间书院并没有受到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反而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书院的教学、学术研究、刊印、藏书等诸多功能实现了结合，鼓励学生著书立说，刊印学生研究成果等。讲学规模日盛，为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书院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经济政治基础之上的，书院发展虽然暂时未受到亟待变革的社会政治浪潮的影响，这所体现的是书院作为文化产物具备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特彳正，然而，政治要变书院又怎能不变。 　　明万历七年张居正改革，全国书院被废毁，白鹿洞书院停办，书院发展正式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是明清之际教育改革的必然，教育的重点转移到科举上，学校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明万历十一年，神宗下诏恢复书院，明末天启二年，李应升主持白鹿洞书院，向朝廷奏请批给书院肄业生徒一些入学名额，这实际上是明清教育改革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把书院同科举紧密联系起来，当官发财的思想占了主流，白鹿洞书院开始为科举服务。
　　清康熙年间白鹿洞书院再次获得发展，嘉庆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体现，人才流动出现向城市进军的转向，白鹿洞书院逐步丧失其学术中心地位。到了19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发生极大的转变，受西学的影响，维新变法时期光绪帝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宣统二年，白鹿洞书院改称为江西省高等林业学堂，1903年书院停办。
　　在明清时期，贯穿书院的是基于社会政治背景诉求变革之上的对书院亦或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变动，伴随着空前的君主专制，科举成为了唯一的人才选拔途径，书院也将无法作为独立的教育个体而存在，成为了为科举服务的工具。但是又因为政治的往返波动，白鹿洞书院以其相对独立性又在具备适宜条件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白鹿洞书院具备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名流学士，贯通的兼容并包思想促使书院的藏书、讲学、刊印等功能一体化，同时又向外吸收着各方贤达名士。明清之际，白鹿洞书院被几毁几修，便是因为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场所，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这种文化象征传承于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外显于《揭示》的人格修养。
　　就明清时期《揭示》的精神价值而言，可以概括为“变革”。一方面就书院内部来看，这一阶段出现了书院诸多功能的融合，书院不再是单纯的教学场所，而是集讲学、刊印、藏书、论坛等功能于一身。《揭示》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极大的包容精神和变革精神，包容了从前不是书院主业的功能，变革了书院同有的传统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就书院同外部社会交流而言，书院成为太学生的初级培养机构，书院的培养模式同科举制度相结合，这实际上也是书院同时代变革相适应而变革自身的体现。
　　（四）1918年～1949年：没落阶段
　　辛亥革命后，由于火災，白鹿洞书院藏书、器皿等尽毁，民国七年，康有为曾为白鹿洞书院题写横额，书院也间或有所修整，但衰颓之势不可挡。1933年，蒋介石创办军官训练团，一度占用白鹿洞书院院舍，使其受损严重，抗战时期白鹿洞书院被日军占领，书院周围古木被砍伐用于枕木和桥梁修建。
　　正如前文所说，白鹿洞书院已经不仅仅是屋舍、藏书，更成为了一种积淀于民族的文化象征，这也是之所以白鹿洞书院在这三十年中受到了如此巨大的破坏而到了现代仍然成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实物寄托之一的原因。
　　在这一阶段《揭示》的精神价值所在是其身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而体现出的文化根基上，这一阶段政局动荡、外敌人侵，书院的精神价值便体现在《揭示》所旨在塑造的士人人格方面，这一阶段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空前加强，人们需要有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精神寄托，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华古典儒家人格精神的弘扬之地，其历史价值巨大，在人们的心中地位较高。虽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书院可能被战争等外部因素摧毁，但是作为精神代表的《揭示：却不可能在人们的心中磨灭。
　　（五）1949年至今：精神重塑期
　　新中国成立后，白鹿洞书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国家专门拨出巨款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修缮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鹿洞书院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白鹿洞书院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鹿洞书院现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毫无疑问的是，白鹿洞书院的讲学职责不复存在了，刊印职责不复存在了，然而白鹿洞书院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揭示》中的五日成为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代名词，开放包容的人文教育精神在现代大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贯彻落实。伴随着“国学热”的当下背景，书院教育又被搬上了舞台，但是所谓真正的“国学热”应该是传承时代精神和优良传统文化，而不是再建几所书院，用古人的方式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那就成了形式上的复古，反而流于浅薄。真正繁荣国学的思想应当是汲取古人思想之精华，以实现古为今用。
　　《揭示》的精神在这一阶段的体现同“国学”是相通的，一方面体现为优良的传统美德，体现为当下人们所呼吁的儒家的义利观、君子观，另一方面又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白鹿洞书院衍生出了相关的文化产业，成为了旅游的热地，它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仍然能够在今天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得益于在《揭示》中长久以来贯彻下来的包容与变革精神。虽然就《揭示》的具体条日而言，一些条目按照以往的解释在今天可能行不通，但其直接的人格熏陶而使受教育者形成的包容思想和变革意识仍是珍贵的财富。
　　三、《揭示》与当下“国学热”的同与不同
　　正如前文所述，“国学”在当下是指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变革与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揭示》与今天的“国学”存在相通之处，《揭示》中的人格修养精神对今天的“国学教育”具备指导意义。今天的国学教育不是复古式的，而是在当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和对以《揭示》为代表的传统人格修养要求的古为今用。
　　（一）“五教之日”与国学教育目的之对比
　　在进行对比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贯穿于“五教之日”的精神内在和贯穿于“国学教育”的精神内在。
　　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大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即为父和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大妇之间应该有区别，长幼之间应该有次序，朋友之间应该有足够的诚信。
　　这里再对部分概念作进一步的解释，就君臣之间的道义而言，这里的道义指的便是礼。“五教”出自《中庸章句·第十二章》，而这里的五教又实际上是孔子归纳整理出来的“五伦”，其核心便是维护周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观点，强调的便是礼和忠，同到五教之日中的君臣关系上，只用了一个“义”字做概括，实际上“义”包含了礼仪，包含了忠义。我们可以从君臣有义中提炼出来关键词即“礼仪”和“忠诚”。忠诚是效忠于君王的，礼仪是维护君臣关系的准绳。 　　就大妇有别而言，“别”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于“别”的具体含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在辽宁师范大学赵东玉老师的论文中对“男女有别”和“大妇有别”在《周礼》中的区分做了详述，五教中的大妇有别所指是大妇之间的内外分工不同。这种对男女分工的强调有其历史背景，自周代开始就形成了男女分工，从《诗经》中对男女工作的差异记叙即可见一斑。自井田制瓦解自耕农经济出现，春秋时期小农经济出现，男耕女织性别分工明确，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小农经济才受到冲击，故而在《揭示》中列出大妇有别实则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同化，是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无论是对于统治阶级还是对于普通百姓，这种稳定的生活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因而将大妇有别作为一种学规同定下来，我们也可以概括出关键词即“大妇分工”。
　　综上，从五教之日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关键词：“亲情”“礼仪”“忠诚”“大妇分工”“长幼次序”“诚信”。从这几个关键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揭示》的教育目的呈现出很强的封建文化色彩，传统宗法观念对中华民族影响巨大，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同使我们民族相较其他民族而言具有更多的“家庭意识”。从家庭意识角度来看，五教之日强调家庭中的亲情，重点是父子之间，五日之中有三个强调的是家庭关系，这里的亲情同今天的亲情相比差别不大;而从“礼仪”和“忠诚”来看，这里所指的主体是具有浓厚忠君爱国观念的;就“大妇分工”来看，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日益追求人权平等，“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早已过时，因而这个“别”在当下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长幼次序”同之前所说的宗法制度，晚辈应对长辈保持尊敬，敬爱长辈，但并不代表封建大家长制在当下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长幼有序在当下也不再是对“长”的言听必从了;最后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一“日”强调在了除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和等级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之上，唯有诚信是做人交友务必要遵循的原则。
　　文对国学的定义认为文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讨国学教育的目的时，应足够关注学习中国古典优秀文化作品的目的。这里笔者想引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在本世纪初这个名词最先出现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2017版语文新课标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做了系统阐述，认为语文核心素养包含四个方面，即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和文化的传承与理解。这一概念同新课标中重点关注优秀古典文化传统并行而出，实际上则是就学习古典文学而言从目的达成的角度进行了明确。不难看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这四个角度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针对的是学生个人的未来发展，目的是使学生将来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社会的用人需要。
　　现在可以将“五教之日”同“国学教育”目的相对比，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务对象。《揭示》旨在培养对于国家忠诚、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内部和睦长幼有序的和谐关系，一万面保障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协调好了家庭的内部关系，使人际和睦。次序与礼法关系是第一位的，它的服务对象是国家。现代“国学教育”的目的则与其不同，国学教育希望学生个体首先获得充分的发展，进而能够适应社会奉献社会。虽然在终极目标上是一样的，但是现代国学教育体现出了对人权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两个概念也并非没有交集只有对立，交集首先在于人际交往上，“核心素养”的语言和思维层面强调了同他人之间的思维连接，这是交流层面，而“五教之日”则一直都在讨论人际之间应该如何交际，只不过一个从语言思维层面人于一个从人格修养层面人于。此外，“核心素养”强调了对文化的传承与理解，这实际上是可以将白鹿洞书院精神整体吸纳的。
　　综上，就目的而言，国学教育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加重视个体独立人格的发展。
　　（二）“为学之序”与国学科目设计之对比
　　“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一个从广泛学习到自我内部消化再到向外实践的整体过程。朱熹在制定《揭示》的时候选择了这段来自《礼记·中庸》的话，所表达的便是要求人们广泛地学习、涉猎，积极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谨慎地思考，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最后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这一段为学之序实际上又是儒家弟子在孔子学思行相结合思想上的总结提升。可以明确，在《揭示》中所强调的治学顺序是从学习到思考内化再到实践的过程。所谓“经世致用”，这种思想同为了应试科举而逐渐形成的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完全不同的。
　　大量高等院校开办了国学院或类似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辽宁大学国学院等。各学校在科目设置与教研室设置等方面大同小异，中国人民大学是较早开设国学院的高校之一，學科建设较为成熟，以其为例。从“博学之”的角度来看它的课程开设情况，人大国学院下设经学与子学教研室、国文教研室、国史教研室、国学基础教研室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研究生课程上则开设了如“古文字研究”“宋词研究”“史料学”等科目。不难看出在国学课程设置上是融汇了文、史、哲的，一方面教给学生方法使学生具备直接研究史料的能力，另一方面譬如在经学子学相关课程中，则是以哲学教育的方式促进学生健仝人格的养成。此外，人大国学院有一个独具特色的项日活动，即“行万里路，师生游学”，这实际上便是将所学知识在实践中检验，是对“知行合一”思想的落实。
　　综上所述，以人大国学院为例的国学教育课程安排与治学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揭示》中的“为学之序”的。所开设的诸多课程不可谓学之不博，师生积极发表论文各抒己见不可谓学而不思，游学活动的开展不可谓知而不行。
　　人大国学院是国内高校开设的第一所以国学为中心的研究机构，自2005年开设至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对古代治学顺序等进行了合理的继承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所有的国学研究课程设置都是合理的，后文详述。
　　（三）“修身之要”与国学人格培养目标方式之对比
　　“修身之要”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所针对的是学生个体，提出了在人格培养上要遵照的原则。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则是说话要诚实守信，行为要笃定恭敬，心态平和，节制愤恨，控制住欲望，使行为向善的方向发展，改正自己的过错。由此可见，这一段对个人的修身要求实则是希望人们与人为善，忠诚善良，更注重的是人格修养，也正是这种内在精神要求，在后世广为流传，内化为了民族的人文素养。不希望人们过于激进，也不希望人们有太多的贪欲，希望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其核心实质上是为善、为诚、节欲、改过。 　　从国学教育的人格培养来看，所探究的是国学教育的道德功能。通过国学教育，希望使学生形成什么样的道德品质。正如在本文开头对国学的定义中所述，笔者认为国学的主要根基是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而在国学精神中认为是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将这二者联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下国学教育的德育目的是在传承我国古典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实现古为今用，把传统美德贯通到现代人格素养之中。姚雪的硕士论文中对其作了很好的归纳，指出国学教育中的主要道德内涵包括理想的人格、刚强自建的人生准则、关注人本的价值取向、美善统一的审美取向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意识。
　　从道德养成的角度来对比《揭示》同国学教育，不难发现当下国学教育在道德方面外延更广，实质上是中华传统美德，是对“修身之要”的继承与发展，二者的本源是一致的。
　　（四）“处事之要”与现代个体义利观之对比
　　“正其谊（谊即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处事之要”，是董仲舒关于仁人所应该具备的品格的看法。表达的是要明确正确的观念，而不要借机谋取私利，要知晓其中所包蕴的道理，而不要为了个人的功勋。关于义利的讨论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儒家观点强调“舍生取义”，这一概念也伴随着儒学的发展而传承下来，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并在《揭示》中同定。核心是对“义”的推崇，认为其高于一切，甚至生命。这种观点有其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一大批忠诚死节之士，他们的献身精神与对名节的坚持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妇女而言，恪守名节，这又是一种对自由的扼杀，也不能断然说与自古传承的儒家义利观毫无关联。
　　如前文在国学教育的现状部分所述，当下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外来文化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个体思想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利益第一的观点甚至一度成为了从商者的集体潜意识。如果要把“处事之要”同当下的义利观进行对比，只能说最大的区别是以单一对多元，却很难明确哪一种是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对义利观的判读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就民族整体历史而言，先义后利的思想构成了优良的中华民族人格素养，是对高尚名节的追求，但到了明清之际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自由和爱情自由呈现了阻碍，当然这并不是义利观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同于保守的时代使然。而对当下社会来说，义利观产生了什么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笔者认为当应交由后人来评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于无策，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社会在呼唤传统义利观，商业失德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呼唤在商业活动中保有较高的道德底线。
　　（五）“接物之要”与现代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对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接物之要”，所强调的是在待人接物中应该注重的，更多的关注点在人际交往中的状态。自己所不希望承受的，也不要让别人去承受，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障碍，不要去怨天尤人而应当自我反省。前两句讲的是在人际关系中换位思考的能力，要求能够想别人所想，要具有同理心。后两句所指的是提高自己的责任感，不要抱怨，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培养的是个体关照自身的能力。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是一个关照学生个人在未来发展的概念，就处事而言，笔者认为语言部分和思维部分同《揭示》的“接物之要”有比较意义。“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强调的是通过系統学习，能够在人际交流中合理地表达自我观点，写作能够做到文从字顺。语言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不可能彼此独立存在，而要实现在人际交往中保持人际和谐，就需要具备同理心，具备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思维的发展。但是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层面而言，这里的思维因素外延较广，不仅包括人际思维还包括逻辑思维等种种具体的思维能力。
　　综上，“接物之要”所指具有明确性，它直接指向具体的人际关系处理的准则，相当于直接告诉学生们应该要怎么做。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的语言与思维的结合，强调的是要通过语文学习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强调的是能力的重要性而不是有针对性地点明具体的什么品格。二者的差异体现根本上还是对于教育目的的追求，“核心素养”更加注重个体的能力提升，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而《揭示》的目的则是塑造理想的社会，他给定了个人应该具备的品格，终极受益者是统治阶级，个人能力与个性发展并不是其关照点。
　　四、《揭示》与当下国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对《揭示》同“国学热”下的国学教育进行了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了《揭示》中的一些思想是不合当下时宜的，但也有一些观点是值得继续传承的。下文将以革故鼎新，古为今用作为指导思想，着重讨论哪些观点是应该被舍弃的，哪些是应该被继续传承发扬的以及应该如何传承发扬。
　　（一）对旧有封建思想的舍弃
　　前文的分段论述与对比中，可以姑且把不适宜或者说服务目的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的《揭示》中的观点逐个分析。
　　从书院的兴废同《揭示》精神关系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包容精神与变革精神传承至今，这是毫无疑问应当继续发扬的，但是在发展中所呈现出服务科举态度，明清之际一度沦为科举的附庸，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独立，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受到限制。
　　从与当下“国学热”的对比角度来看，首先“五教之日”所呈现出的终极教育目的是服务统治阶级，强调等级次序男女分工，实则是以基础教育的方式在士人阶层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同的忠君爱国意识，“大妇有别”更是将女性同于家中，不利于实现人格平等。其次，在“修身之要”中所追求的是平和稳定的心态，但如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矫枉过正就会成为“清心寡欲”，这种心态对于当下处于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是不利的，需要有敢于突破的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们的欲望，人不能有贪欲但也不能无欲无求。最后，就《揭示》整体而言，它所指明的具体要求，很大程度上在当下是可以被继承发展的，但是需要审慎对待其中暗含的封建宗法思想与对专制君权的隐性强化。
　　（二）国学教育之于《揭示》的继承 　　从书院的兴废同《揭示》精神关系来看，白鹿洞书院精神所传承至今的是包容精神与积极变革的精神，具体表现在诸学派可以在书院中共同讲学，学生学无常师，朱熹在引进教师的过程中也引进了同自己论点不同的学人，这种宽厚包容的治学心态应当被传承。而积极变革的精神则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将刊印、讲学、藏书等诸功能结合，鼓励学生写作并印刷成册，后期积极适应时代要求，申请将肄业生送人太学等，变革与融合精神在当下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闭关锁国，同步自封，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时候就应当具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传承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应弘扬白鹿洞书院在历时中体现出的包容与变革精神。
　　从与当下“国学热”的对比角度来看，首先，对“五教之日”也绝不能仝盘否定，其所体现的长幼尊卑有序，与孝道是一脉相承的，但应对其所暗含的封建家长制权威予以否定，就朋友有信而言，在当下也应继续弘扬，交友应当恪守诚信准则，正如《杀狗记》中对酒肉朋友的抨击，提倡用心交友，以诚待人。这种思想与当下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符合国学教育的目的追求，应被弘扬提倡。其次，就“为学之序”而言，学思行相结合的治学方式仍然有其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学校教育鼓励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提倡探究式学习，在国学教育中也可以展现为学术探究、游学等活动，故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第三，从“修身之要”来看，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控制自己的贪欲，积极改正自己的过错。这对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是极为有利的，国学教育需要培养出温文谦和的人，因为这是传统儒家的人格修养要求，即浩然之气。第四，从“处事之要”来看，《揭示》强调“义”的重要性，义高于利，先义后利。这对于指导当下经济生活和人际交往具有重要作用，同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最后，从“接物之要”来看，更加注重同理心的塑造，同理心是“情商”的重要构成，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常密切的社会，必须要掌握正确的人际交往准则，因而也是应当被传承发扬的。
　　（三）古为今用以实现对《揭示》的时代性解释
　　当把视野落到如何具体操作以实现古为今用时，笔者认为应该同到开篇所说到的国学教育现状，从社会背景、媒介推动、政策方针、高校与研究机构和解决社会问题等几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在社会大背景下，国内的市场经济与国际的经济仝球化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主体是经济体，因此国学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该秉持的是先义后利的思想，要让经济活动有道德的底线，这是身为上层建筑的国学教育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总体方针也是根本目的，用道德的准绳来指引经济活动。
　　媒介推动方面，采用法律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下线各类低俗视频、文字，鼓励地方媒体创办弘扬优秀文化、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板块、节日等。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下神坛，“飞人寻常百姓家”，使普通百姓感受到中华古典文化的美，从而认识到国学教育不可或缺。
　　在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对国学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鼓励高校开设相应的国学研究，挖掘各地区的文化遗产，扶植展露中华文化特点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对国学研究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鼓励师生发表论文，不应把学术讨论与政治意识形态划等号，给学术以充分的讨论空间，实现学术自由。
　　高校与研究机构层面，则应该积极延聘教师，打破高教间壁垒意识与封闭竞争意识，广泛交流，让持有各种学术观点的教师相互交流甚至共同讲学，鼓励学术探讨。此外，还应该积极做好国学教育的课程安排规划和教材编写工作，把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到教学之中，在教师资源上，应该积极培养有国学教育底蕴的教师，从而进行专门的国学教育。国学教育不是文史哲的简单混合，而是中华文化血脉的一以贯之，在教学时应该注意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实现学科互补，打破科目之间的壁垒。
　　就社会问题解决来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公众对国学教育的不理解，呈现出盲目跟风的态势。要改变社会对国学教育一拥而上以图经济利益的现状，就应该鼓励发展国学教育相关公益机构，由政府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委派对国学教育具有较深理解的人进行管理，在社会上形成示范作用，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国学教育。
　　五、结语
　　对国学教育的讨论自本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媒体的大力推动，“国学热”成为了当下的一种社会现状，但是“国学热”并不等于社会对国学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却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关于国学到底是什么的讨论仍然在继续，国学教育到底教什么，应该给学生乃至社会带来什么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与论证。国学教育势必有其历史根基，若想把握国学教育在当下的发展，应该追本溯源，故而选择《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切人点，因为二者同属教育领域，白鹿洞书院所定型下来的教育精神更是为后代书院所继承。两个时代同然是不同的，但文化血脉是相通的，白鹿洞书院所积累下来的教育经验对后世的国学教育势必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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