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骗了一百年的所谓“小康”人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鲁迅是否出身于“小康”之家？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中对鲁迅故家新台门的描述、鲁
　　迅家的日常消费情况，以及鲁迅的爷爷介孚公因为科考舞弊案被判斩监侯的牢狱生活，来证明鲁迅并非出身当代人所谓的“小康”之家。
　　关键词：鲁迅出身经济状况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曾写过这样一番话：“有谁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后来他又在“自叙”中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鲁迅这两句话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他出身“小康”之家。而且，稍微扩展一下阅读视野就会知道，很多鲁迅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不遗余力地为鲁迅的话做注脚，几乎已经形成定论。再加之鲁迅避难到亲戚家被说成是“乞食者”，为了父亲的病天天跑当铺，遭白眼，以及照片中他无论冬夏始终是一套粗布衣服，这种印象更加令人难忘。
　　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中写到，周家是世代的仕宦人家，早在嘉庆、道光年间，曾经有过一个购地健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煊赫时期。由于房族发达，占地三干多平方米的老台门不够用，又添置了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新台门。 不过，鲁迅真的出身于小康之家吗？不得不说，林贤治对鲁迅的故家新台门的描述，实在太保守、太小看周大先生了。因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顾红亚女士根据实地考察后说：鲁迅在绍兴新台门的故居，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是一所五进院的大宅门。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文章中说：“我们新台门有大门（内有门房间）和仪门（挂匾额），这是第一进;大厅是喜庆、祝福用的，这是第二进;大堂（也称神堂）是挂新台门共同的祖像、祭祖和停放死人用的，平时只当作通路走，这是第三进。另外，在大厅西南还有大书房，供子弟读书用。这些都是公共的。住房是按房族分配的。我们兴房住的是第三进四楼四底，其中一间小堂前是悬挂兴房祖像的，小堂前东一是祖母和二哥住，楼上姑母回娘家住;东二前半间曾祖母住，后半间吃饭;小堂前西一楼下是父母住，楼上是长妈妈带大哥或我住。小堂前和曾祖母楼上堆放杂物……住房前面有廊厦，廊厦外面是桂花明堂，廊厦东头偏南有一扇黄漆的门，黄门一闩上，就是一个小天地。另外，大厅旁的七间厅房，也是我们的。”从这描述中，大概可以感觉到鲁迅家是多么阔了吧？
　　此外，新台门还有一个花园兼菜园，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百草园。这园子有多大呢？鲁迅很抽象地说“很大”，周作人在1949年后的特定政治背景下谦虚地说是两亩以上。到底多大呢？顾红亚女士告诉我说：将近五千平方米。
　　关于五进院的概念，大概是习惯住公寓楼房的人不太好理解的。不过可以这样想象一下，80多间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的房间，依次展开，那气势是不是够壮观？只可惜，现在绍兴的鲁迅故居，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不然，就可以一起穿越过去，亲眼领略周家的大富大贵，看看土豪之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或者不妨对比一下其他文化名人的故居。印象中可以与鲁迅故居相媲美的，是出身商贾之家的诗人徐志摩，其海宁旧居是四进院，但在诗礼文化方面远逊于鲁迅家，也就是说徐志摩家是属于富而不贵，即便是富也未见得比得过鲁迅家;大诗人冯至的河北涿州故家，应该可以跟鲁迅故居一拼高下，但是当冯至出生时冯家已经衰落。至于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茅盾、木心、沈从文等人的故居，那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尽管新台门不仅仅属于鲁迅家这一支，但住惯了大宅门的人，不适应小单元的公寓，这是人之常情，鲁迅也一样，所以在他随教育部北迁京城后，一出手就以4000大洋的价码，置办下被朋友形容为可以开运动会的大宅院——八道湾十一号。一共三进院，每进院有9间房子，而且还雇用了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以及打杂采购、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男女仆人等八九人，就连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后來也不得不感叹：“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多的男女佣工……”
　　这样的一掷干金与铺排生活，不是穷小子忽然变成暴发户后的显摆、嘚瑟，在鲁迅那里，不过是恢复或重振故家的传统而已。就是最落魄时，也就是被赶出八道湾，鲁迅借钱800大洋买下的西三条二十一号，现今的北京鲁迅故居，也仍然是分前院和后院，虽然那里只住着鲁迅、鲁迅母亲和朱安三个人。
　　再来看一下鲁迅家的日常消费情况。《人间鲁迅》中写到，鲁迅的妈妈鲁瑞特别喜欢看戏，曾经不止一次凑集了瓜果，请族入围坐到新台门家门口看平调艺人的演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消费不是很低，而且很讲排场。事实确如此，就以鲁迅家的代步工具——乌篷船来说，那船三道明瓦窗，船头写着“德寿堂”的堂名;船身宽敞，船篷高大;中舱放有四仙桌，可以四人对坐，喝茶聊天搓麻将，亦可以看书写字作画;后舱设有睡铺，可供休息;船后艄还有炉灶、茶灶，可随时烧茶热菜。
　　如果按照现在情形，鲁迅家拥有的最低也是高配的奥迪A8或宝马7系。可惜那时还不普及家用车，不然一定可让我们见见世面。正是因为这样，在鲁迅家道中落后远亲妯娌谦少奶奶请鲁迅的妈妈看戏，虽然租用的也是三道明瓦窗、中舱两侧有“十景窗”可以放四仙桌的大船，但她还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我就来码头打招呼，要雇那艘摆有两头铜狮子的大船，可今天只有这样的破船了，只得委屈嫂子了。”
　　即便是那时作为小屁孩的鲁迅，出行也是极讲排场。例如鲁迅在名篇《社戏》中写道：“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五猖会》中写道：“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
　　这两段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鲁迅出行需要大船，而且出行隆重。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鲁迅出门有几个贴身随从，所乘的交通工具一定要够档次。换作中国现在一般的小康或中产之家，能有这样的排场吗？ 　　最能證明鲁迅家是土豪的例子，莫过于鲁迅的爷爷介孚公因为科考舞弊案被判斩监侯的牢狱生活。
　　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坐牢是一个悲惨事情，这一点无论是到监狱实地考察，还是通过电影电视里的画面，都可以有所了解。不过，介浮公的牢狱生活，不但有滋有味而且颇有情调，简直堪称奢华。不信你看：介浮公入狱服刑并不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而是有单间，能看书、喝茶，能随便走动，跟狱卒聊天，讲骂人的笑话。他的姨太太和小儿子凤升租住在府狱旁花牌楼的一栋房子里陪护，并且雇用了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他们都可以隔三岔五地出入府狱，陪侍介浮公。周作人在《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中写道：“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里只管煮饭）。”
　　老天，这叫蹲监狱、坐大牢吗？简直不就是度假、享清福嘛！更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这种生活维持了七八年之久。
　　斩监侯这种刑罚，按照大清帝国当年的情形，特点就是死刑的不确定性，可能今年秋后就问斩，也可能活到明年、后年、大后年，以至于若干年。这其中的学问，应该不算高深。电视剧《大宅门》曾上演过相同的一幕，白家老爷子入狱几年都没有被问斩，原因是二奶奶持续不断地向宫中使银子。介浮公七八年未被行刑，而且在杭州府狱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这其中的潜规则也不难懂。
　　只是，如此奢华的牢狱生活，就凭着鲁迅所谓的小康之家，能维持吗？要知道，那时候绍兴不过是个小县城，又没有赶上土地大开发，仅有的四五十亩地，就是都卖了，能变现多少钱？够介浮公挥霍吗？就是后来鲁迅不断跑当铺，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跑当铺当然可以看出经济窘迫，但四年下来，得当出去多少价值不菲的东西呀！
　　可见，鲁迅自己所说的小康之家，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当不得真，这也是传统中国有教养的人家不露富的文化心理，与后来的家有三千就号称万元户、暴发户的情形不一样。
　　当然了，鲁迅所说也可能是实情，因为他对小康这个词的定义或标准不一样。或者说，在鲁迅的眼中，只有像他小时候那样，才算是小康生活的标准与质量，达不到这水平，而说自己就是小康生活或中产阶级，那不过是没见过世面的自抬身价和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那么鲁迅家经济状况到底如何？这个因为没有实际财富数据，加之不能穿越到当年，我们只好根据一些史料来做推断。鲁迅的祖父介浮公在《恒训》中曾说过周家的发达史，他说：周家在明代万历年间，家里已经置下公祭田，“累世耕读”，到了乾隆年间，周家已经分为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所，称大家族焉”。鲁迅的族叔在《周氏家族的经济情况》中说：周家当年“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所巨宅外，从福彭桥至都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彭桥南堍和过桥台门栉比之处造有别墅之日：小过桥台门。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至于田地，则南门外、偏门外几乎都为周氏所有”。虽然后来经过太平天国劫掠，周家元气大损，不再那么显赫，甚至有些房族一蹶不振，但是鲁迅的祖父介浮公能够花得起钱捐京官，能够先后纳妾二房，乜可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即便是1893年介浮公出了“科考案”被抓进监狱，于周家——仅仅是鲁迅家兴房这一支来说，也还能宽裕、从容地供养着祖父的豪华监狱生活;即便是鲁迅的父亲病重不起，鲁迅家也能请得起出诊费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的天价医疗费，这样的高消费也维持了两年多。
　　就是在鲁迅的父亲1896年去世后三年，也就是1899年，《周作人日记》仍然记载着：他家这一年收上来的租谷45袋（以每袋100斤计算，也就是4500斤），完全够一家几口人的吃食。不过这一年，确实经周作人手以每亩45个大洋的价格卖了五亩田。多少地可以收这些租谷呢？从保存的鲁迅和周建人签字画押的分单看，在1911年周家决定分祭田时，鲁迅家分到的土地是72亩+9亩+4亩=85亩，“由致派兴房豫才收执”。也就是说，这时候鲁迅名下的土地并非鲁迅自己所说的只剩“四五十亩”，鲁迅自己在文章中说“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也并非实情。或者可以说，家里剩下七八十亩地、1919年搬家北上时墙上还挂着赵孟頫的名画，都可以说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那么，那些所谓中产阶级们其实不过是刚刚脱贫完全谈不上致富而已。
　　好奇怪，这么明显的事实，那些所谓作家、学者和教授们，撰写了汗牛充栋般的学术文章，怎么就是视而不见呢？干嘛非要按照鲁迅的说法说他是小康之家呢？甚至刻意强调他12岁以后做乞食者、跑当铺遭白眼的“无产阶级”经历呢？
　　如果真是出身小康之家，如果总是喜欢强调落魄，就无法体会到鲁迅无论是面对胡适、徐志摩、陈西滢、郑振铎、邵洵美，还是面对郭沫若、成仿吾、高长虹、顾颉刚，抑或是东京街头留着长辫子跳舞的清国留学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虽不明显但隐约可见的优越感，那种大富大贵过的冷眼旁观与不屑为伍。
　　来看看鲁迅曾经给萧军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以前读这段文字，着眼点都在“穷”字上了，如今重读才体会到，“穷”是让鲁迅增长了见识，但是没有此前的“富”为参照，这“穷”还能有那么多意义吗？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9291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