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民工城乡职教一体化发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职业教育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现实诉求问题。从研究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入手，探究了职业教育现实诉求，对推进城乡职教一体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期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农民工;职业教育;职教一体化;教育培训
作者简介：徐海兵，男，副主任，中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09-0054-08
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农民工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力军和重要载体，为我国城镇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如此，我国实施户籍制度改革10余年来，农民工群体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仍然处于尴尬的地位，突出表现为：农民工群体受教育覆盖面窄，就业技能缺失，人员流动性大，社会地位评价不高。此外，农民工是工是农似是而非，身份突破是一大难点，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享有同城化待遇还不尽如人意。随着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战略的提出，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新时代，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素质和就业技能的提升也呈现新的需求和变化，农民工身上的烙印和现实社会需求都在随着时代发展而悄然发生变化。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变化，推进新时期农民工职教一体化发展，必然要历经严峻的考验。
一、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新变化
（一）农民工群体代际分化在加速
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之大、影响之大前所未有。随着时代发展，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代际分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出生于这个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了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务工群体的主力。老一代农民工因为年龄增大的原因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与付出，为新一代农工民创造了良好的成长、教育和就业环境。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出生和成长都在农村，视野狭小、知识面窄、就业渠道少，进城务工只是其谋生的一种需求和手段，因此，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很简单，从农村出来最终再回到农村，城市务工只能作为一种季节性谋生经历或者说兼业性生存的阶段，这种徘徊于城乡循环往复的模式使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本质属性。
新一代农民工出生的時期相对和平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其教育环境出现了很大改善，新一代农民工出生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教育，更有甚者具有大学受教育的经历，他们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在新生事物、新兴知识的接受和学习方面体现出了更强的能力，随着认知的增强、视野的开阔，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追求更大劳动力价值的欲望更强。
对比新、老一代农民工的成长、就业和生存环境，其区别和特征非常明显。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身上所呈现的特征和属性，是老一代农民工不曾具有或者说不能企及的。一方面，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上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出生，他们一出生就打上了城市的烙印，感受城市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气息，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生存立足，视野、认知和需求与从小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同龄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从小告别了农村的生活环境，成长、就业都在城市，身份认同、职业平等、同城待遇等城市生活追求，取代了老一代农民工的谋生诉求，这种特征使新、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区别和差异。
不同出身、环境形成的代际分化加速演变，对农民工求知欲望、技能掌握、就业动机和职业需求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和措施落实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1]
（二）民工群体就业流动趋势日渐多元化
1.产业结构调整和层次变化促使农民工就业流动多元。由于不同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差异化十分明显。尤其是从地理区域上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别更加明显，三大地区产业结构及层次差距突出表现在发展水平、结构层次、发展速度等方面。[2]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些采用高新技术、管理上先进、体量较大的企业较快地完成了产业转型。这些企业更加倾向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对农民工等中低端劳动力需求就减少了。这一变化导致农民工逐渐失去在知识密集型企业寻找就业的机会。因而，近年来出现一部分农民工回归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高新技术、高层次人才没有特别要求，这些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和用人成本，把目标投向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中西部地区。随着这些企业在中西部建立阵地，农民工用工需求大大增加，吸引了农民工集体“迁徙”。当前，农民工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作为就业的首选，但是根据农业部2017年农民工监测有关报告显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逐渐增加;在跨省就业抉择上，农民工开始向省内中小城市汇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服务业需求随之增加，中小城市更适合农民工寻找就业机会，因而出现农民工就近流动、就近创业的现象。
2.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感召大量农民工回归创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角色转变，在城市扎根落户，获得了城市市民身份。与这部分人相比，绝大部分农民工因为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缺失、户籍身份限制等因素制约，只能将城市作为暂住地，因为始终无法融入城市，他们不得不再返回到农村。虽然未能在城市谋得一席之地，但是在城市生产生活的这段经历，也让他们增长了见识、接触了新鲜事物，积累了一定的市场运作、经营管理经验。为了扭转自谋生计所处的尴尬境地，这类群体的农民工重新调整就业方向，将关注点转到回归农村自主创业或寻找其他更合适的就业机遇。特别是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以及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为农民工回归农村开展自主创业和重新就业提供了信心支持和动力保障，特色养殖业、农村旅游项目、农村电子商务等吸引了大批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为农民工创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近年来，川、豫、湘、徽等人口输出大省为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发展出台了很多鼓励扶持政策，这种被称为“归雁经济”的经济模式增加了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机会，也提高了这些人口输出省份的资金流量。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湖北省2009—2017年过去八年中，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制定出台有关吸引农民工返乡的政策和措施，全省近210万人在利好政策的感召下返乡，兴办企业58万多家，实现产值利润1 500多亿元，带动就业人口341.3余万人。[3]当前，农民工返乡回流越演越烈，以前从农村流进城市的单一流动已逐渐演变成现在在农村和城市间双向流动，以前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到现在东部与西部双向流动转移。这种双向流动的模式，带动了各地创业项目的新兴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以上分析来看，农民工因就业形成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新时期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接受职教的机会不均衡
国家历来重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有关政策措施，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予以指导和鼓励。但是从过去几年的实施情况看，其效果并不理想，突出表现在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和其他有关配套制度建设未能跟上发展需要，以致政府出台的有关农民工职业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执行不到位，造成农民工职业教育机会不等、教育不公的局面。[4]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差异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我国实行的教育办学体制长期是以属地管理为基本原则，以分级办学为主要形式，而人口管理实行的是以户籍为主的区域管理体制。对大多数户籍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依据户籍设置和管理，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技能学习，只能按照属地原则在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这种弊端显而易见，职业教育在农村与城市本来就存在需求不同、资源差异，城市在教育质量、教学投入等方面都优于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此外，因为户籍限制的问题，农民工流动进城后不能享有流入地的同城化教育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既体现了城市经济吸纳功能，又体现出社会排斥倾向，农民工在城市公平享有职业教育机会的矛盾更加凸显。二是区域不同造成教育资源不均衡。近几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出再就业工程、培训辅导、就业指导等多项举措，指导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各级政府根据国家意见出台并实施了相关配套政策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东部、中部和西部教育基础差距较大，各地在目标定位、落实方式、推进举措上差异明显，导致区域间职业教育也呈现差异化格局。地区之间教育基础悬殊，导致大量农民工参加本地职业教育的机会和选择权利无法平等，客观上造成职业教育资源不平衡。
（二）农民工职教供需脱节影响教育效果
农民工职业教育如果不能保持供需平衡，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将会导致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教育培训效果很难得到认可。总体来看，之所以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为农民工提供的教育培训内容不具有针对性，不能满足农民工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由新一代农民工取代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解决生计，而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寻找机遇，期望被城市接纳，两者进城务工的动机存在明显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内容的期望，不仅仅是希望获得最基本的技能培训，更多地渴求对欠缺的文化知识能有新的充实和补偿，尤其是与自身创业需要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管理知识等，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的求知欲。但现有的社会职业培训还是以属地化管理为基本原则，只能提供基本、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单一化的教育培训难以满足农民工群体现实需求。二是针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方式方法死板单一，缺乏灵活多样，削弱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热情。当前的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大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教学，教育培训方式方法都缺乏新颖性，更无法妥善解决农民工工学矛盾，使得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人群偏少。除此之外，培训学时短、师资力量不足、培训能力有限也对教育培训效果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很难保证农民工群体就业技能、适应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三）农民工职教培训过程中企业主体缺位
企业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就业场所。从表面上看，企业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受益主体，增加农民工内部教育培训投入，能相应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收益。但实际上，农民工的高频率流动造成了企业人力、物力、精力投入风险加大，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加之政府配套的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不完善，导致企业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的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绝大部分企业对进城务工人员技能培训动力不足。虽然国家相关法律明确企业负有对员工一般性技能培训的义务，劳动者也享有接受培训的权利，但实际上，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并没有履行义务，企业更多地是考虑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而不是远期的“回收”收益。加之农民工频繁流动，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也顾虑重重，不愿意为其他企业“做嫁衣”，做没有回报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当企业怀着这种心理时，自然就会忽视甚至“放弃”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即便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也仅局限于岗前必要的技能掌握，而不会为农民工进行长远的职业规划。有调研显示，用于农民工技能职业培训的企业资金投入仅占该企业营收总额的1%～3%，超过8%的企业投入只占8%左右。可见，为化解农民工教育培训投资风险，绝大部分企业没有开展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2）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对农民工劳动力成本有效投入不足或根本不愿投入。2014年，国务院对发展职业教育曾做出专门决定，要求企业投入职工技能培训的经费按照1.5%～2.5%的比例从职工收入中提取，同时保障用于一线教育培训的经费比例至少达到60%。[5]但这一政策只是鼓励措施，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落到实处，导致企业很难將政府政策执行到位，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难以体现。
三、新时期农民工对城乡职教一体化的现实诉求
（一）农民工全面城镇化的诉求
根据2016年国家官方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人口总量占比中，城镇常住人口总数占比达到了57.35%，单从这一数字来看，我国城镇化比例超过50%，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户籍人口中城镇化比例实际只有41.3%。[6]全国开展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曾统一口径，要求在人口普查工作中，统计城镇人口要将有关农民工对象纳入统计之列，这类对象要求必须是已在城市就业，并且在城市连续居住时间达到6个月以上。据此可以看出，涉及2亿多人口的农民工城市化，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能促进我国城镇化进一步提升其发展进程和质量。总的来说，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化与其息息相关。从本质上来讲，农民工城市化其实就是人的城市化。农民工群体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农民工城市化不光要注重将他们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还要注重农民工身份地位的转变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等，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7]有关专家学者提出观点表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生活方式、文明素养及社会权益等要素的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重点，是真正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要从身份、地位以及人文素养上获得改变，他们对职业教育培训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应包括专业技术、技能素质，还应包括精神诉求、心理预期等，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教育的覆盖和融合，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城市身份、获得一席之地，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就业瓶颈和收入难以保障问题，真正让他们有城市归属感。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结构匹配的诉求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在此背景下，企业更加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主导作用，其自身发展也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伴随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用工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关注点由单一化、简单劳动转向专业化、复杂劳动。当前，随着“互联网+”等新思维、新业态、新产业出现，构建新经济体系、打造新就业体系，对农民工技能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传统谋生的模式面对社会形势的变化遇到了严峻挑战：企业对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更加青睐，而农民工技能的缺失无法达到企业用工需求，两者之间形成矛盾，导致劳动者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匹配。供需失衡让企业和劳动者都意识到，就业结构与职业技能相配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种新需要。农业部、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报告显示，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更受新时期农民工的欢迎，农民工群体在第三产业中选择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数占比最多。目前，第三产业很多职业和岗位已消除了共性化特征，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点，要适应职位要求和岗位需求，要求劳动者个人必须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与第二产业生产过程相比，第三产所要求的个性化服务和产品，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对农民工来说，要弥补上述要求的缺失，就要结合对就业结构的认知，提高自身职业能力素质，必须在建立完善的城乡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将两者很好地匹配起来。要加大不同职教资源整合力度，促进农民工自身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从而使技术技能与就业结构达到相互匹配的程度。
（三）农民工“兼业”与“创业”的诉求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群体中具有农业性质的人口占比高达75%左右。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工返乡回流趋势明显，农民工群体就业比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业劳动力属于季节性流动就业和兼业性就业。[8]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出于生计需要，而其户籍并不会随着就业流动而跟随其转移。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也只是遵循就近原则或者看市场行情，哪里价高就去哪里，这种就业状态俗称候鸟生活，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权宜而非长久之计。如果户籍不跟随个人转移，对于这样的进城就业农民工，一旦就业报酬与理想差距甚远，或者发现继续向上流动的渠道不通，这类人还是会选择从城市再回到农村。近年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得到国家重视，国家支农惠农力度和措施也不断加大和完善，吸引了大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弃城回乡，自主创业或另谋出路使得农民工“雁归回巢”成为大众所向。从这一视角来看，兼业就业成为农民工就业的常态，而自主创业成为就业新的模式。国家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政策感召，更让新一代农民工萌生了自主创业的愿望，而且新一代农民工创业的勇气和魄力要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大得多。新一代农民工敢闯敢试，无论是兼业就业还是自主创业，他们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间能够比较自由地转换。这种状况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技能素养，同时也为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开辟了一定的市场。这种城乡一体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也正契合了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需求。在这种模式下，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无论是兼业就业还是自主创业都能让他们从容作出选择。
（四）农民工对改变职教机会不公的诉求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并为此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鼓励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扶持力度，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政府的初衷和出发点是为缓解农村劳动力富余压力，扩大农村劳动人口的输出数量，通过对输出地富余劳动人口进行简单的技能教育培训，使他们在流入地企业享有更大的就业机会。这种只注重农民工输出地的职业教育模式其实是一种教育不均衡的“瘸腿”模式。显而易见，农民工输出地大多数都经济落后，无法保障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和资源投入，必然导致对农民工的培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農民工流入地多为经济实力条件较好的发达地区，集中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些教育机构对用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农民工有深入的了解，清楚他们在市民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应该具备怎样的综合素质。如果人口输出地和流入地加强教育协作，就能有力地助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然而，现实情况是，输出地和流入地的政府之间并未构建城乡统筹的农民工教育协同战略和制度体系，流入地并没有将当地的职业教育资源用在外来务工人员身上，导致这些外来务工者享受不到这些教育资源。
在当前促进“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政府需将眼光放得更远，摒弃原有的区域归属的狭隘思维方式，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将其作为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基础工程来统筹。而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体系构建而言，不仅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三农”服务，还要多措并举，全力提高剩余劳动力的的转移输出。同样，城市职业教育也应在服务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围绕“三农”服务切实加大力度，统筹发展城乡职业教育。从某种层面来讲，城乡职业教育各有各的优势和特色。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对于农民工的基本技能培训以及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农村职教有着自己的优势;而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城市职教则在岗前培训、文化综合素养、技术技能培训等层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而，推进城乡职教一体化也是两者的优势互补。这既是满足农村务工人员平等享受职业教育的重要方式，也对农民工平等享受职教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新时期农民工城乡职教一体化发展对策
（一）树立职教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构建城乡职教联动体系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城乡职教一体化必须要以农民工为核心。[9]农民工经过系统教育和培训，改变了原来技能单一、素质不高、认知不全的面貌，能够更好地适应流入地城市社会需求，这是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乡职业教育体系的成功之处。做好城乡职教制度设计要从四个方面考虑：一是要在国家提出的城乡一体、产业融合的战略决策下，打破以往职业教育分散、零碎的局面，从体制上建立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融合机制;二是建立健全以终身教育为理念的职教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农民工上岗前学习教育和上岗后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方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对于兼业就业与自主创业都能适应相应要求;三是按照既分工又协作的原则，加强县级以上层面统筹协调，重点以县级为中心，加大改革实施力度，建立以县级城乡职业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培训体系;四是打破学历与非学历、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的界限，建立教育培训学分和结果互认制度，让农民工职业教育得到重视和认可。通过以上措施建立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体系，有利于避免城乡职业教育培训资源浪费和农民工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促进农民工就职前和就职后教育学习的连贯，从而形成衔接有序、协调发展的局面。 （二）整合城乡职教资源，构建城乡职教联动配套机制
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返乡回流越来越明显、跨区域流动逐渐减缓的趋势。这种趋势为省级层面筹划农民工职教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现代产业的发展亟需大量人才，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又依赖于人才的积聚和支撑。显而易见，城乡一体、振兴农村需要补齐“人才短板”，职业教育培训的层次与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唯有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才能构建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的体系，才能更好地统筹全国范围的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工作。有鉴于此，要配套做好以下两点机制改革。
1.强化教育资源和财政保障功能，持续加大对农村职教发展的投入，保障城乡职教资源和财政支持联动。（1）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机制，坚持专款专用。鉴于我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客观存在差异，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必然存在着差距，因而在经费保障和资源的配套体系制定上，需全面落实政府的主体责任，明确投入比重，建立监管机制，进而优化投入结构。（2）拓展投入来源，引入社会资本，构建个人、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筹资体系。虽然政府是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主体，但仅仅依赖政府投入还远远不够，各地政府需建立健全并出台激励举措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公益金购买服务等惠民工程，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资源整合和投入机制，保障农村职教资源和经费的利用率。（3）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将流入本地的进城务工人员和随迁子女纳入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出台系列惠民教育政策，以解决部分农民工输出地农村职教资金的不足。
2.加大资助力度，加强农村职教的“软硬件”建设，推进城乡在资源、师资、信息等办学条件的一体化。（1）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构建区域内城乡教育平台共建、共享格局，整合实习、实训基地与“互联网+”信息平台，实行开放共享机制。（2）在职教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加大建设力度，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来抓，制定一系列完善的举措和保障体系来引导城乡“双师型”教师队伍合理流动。一方面，要保障和提高农村职业教育老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这不仅能够为大学生拓宽就业渠道，更能帮助解决农村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另一方面，建立挂职、短期轮岗、基层实践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柔性流动政策，努力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三）构建城乡职教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拓宽农民工职教渠道
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群体，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具有规模大、分布广、流动性强等特点。因此，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政府资源整合主导作用，构建一个统一的城乡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多部门参与的服务农民工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机制显得十分必要。总体来讲，这一平台要具备多样化的功能，既能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信息咨询、政策解答、问题反馈等个性化交流服务，又能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信息查询、就业登记、电子档案等共性的对接服务，从而实现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全链条、一条龙甚至终身制的跟踪管理和服务。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操作。
1.构建统一服务平台。以“互联网+”的兴起和推广为契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等中央主管部门牵头开发建设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全国一体化职教服务平台，在全国平台基础上按行政区划分设省级平台、地市平台及县级平台。中央层面注重城乡职业教育的的政策宣传、信息汇集及技术支撑，省以下各级政府注重平台的资源发布、职业教育的组织实施等，各级平台形成功能互补。在建立平台的基础上，动员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广泛参与平台建设，市县将区域范围内的厂企、社区、工业区等集聚区的农民工纳入平台作为对象进行跟踪和服务。
2.整合不同教育资源。政府牵头或主导，打破地域、学科的限制，将管辖区域范围内的高职院校、社会培训教育机构、社区教育园地等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农民工群体现实需求，推动城乡职业教育形成统一资源，建立专业的师资力量，建立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库，打破当前分散的城乡职教局面，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提供保障。
3.发挥区域协调优势。分片分区探索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民工职教集团，依托职教集团开发农民工群体广泛需求的技能培训、技术升级、文化充电和心理疏导等服务产品。同时，充分发挥职教集团的协调作用，结合不同区域范围的农民工实际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服务，以满足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创业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的渴望和需求。
（四）开发城乡职教一体化课程体系，提升农民工职教实效性
发展城乡职业教育，推进一体化建设，既要从体制机制的保障和制度的规范方面加强硬件建设，更要从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师资力量、教学评价与考核等方面加强软件建设，构建职业课程教学一体化。[10]在职业课程教學设计和课程系统建设过程中，要根据农民工自身特点和现实所需，增强培训教育的针对性，提高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确保职业教育符合农民工诉求，达到城乡职教一体化的效果。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
1.课程类型要具有多样性。城乡职业教育课程设置要多样，既可以从文化、礼仪、法律、教育等方面设置理论课程，又可以从生产、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设置实践课程，还可以根据农民工需求和喜好，开设心理疏导、子女教育等课程，建立菜单式课程体系，拓宽农民工职业教育课程的选择余地。总之，课程类型设置要从农民工自身实际出发，结合农民工现实诉求和社会用工需求，合理设置教学课程，避免学用脱节，实现按需施教。
2.课程内容要具有新颖性。多样化设置、菜单式选择的课程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短平快的课程内容只能形成农民工群体职业教育的“快餐式”消费模式，片段式、陈旧性的教学内容只能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课程内容要保证新颖和完整。在内容设计上，既要根据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群体特征，在教学内容中融入业态发展、产业动向、社会需求等信息，又要根据农民工群体就业需求和创业诉求等现实所需，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教育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要素，以帮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就业导向和创业指南。
3.教学方法要具有灵活性。僵化死板的教学方法激发不了农民工群体的学习兴趣，更有可能会造成教学资源浪费和农民工职业教育供需矛盾。因此，在开展课程教学中，要结合农民工工学实际，既要注重课堂教学，又要注意充分运用电子投影、音频视频解说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和远程教学，才能避免工学矛盾，提高农民工职教实效。在教学考核和评价方面，可结合课堂教学、实操教学、远程教学等线上线下教学，建立师生教、学、评互动机制，从而检验教学效果。教学老师要注意搜集农民工对教学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将互评互促作为开展课程教学的有力推手，从而确保课程教学取得实效，获得农民工群体的认可和欢迎。
参考文献：
[1] 李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9（4）：29-33.
[2] 张红.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市民化——一种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08（8）：175-179.
[3]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2005（3）：30-35.
[4] 吴庆国.技术创新背景下基于政策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8（3）：12-18.
[5] 张志增.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1（20）：7-10.
[6] 于君.新时期基于农民工诉求的城乡职教一体化发展策略[J].成人教育， 2019（2）：56-61.
[7] 郭元凯.全人教育理念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5）：50-53.
[8] 蒋乃平.对综合职业能力内涵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科教版，2001（10）：18.
[9] 李进.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治理现代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19-24.
[10] 陈文涛.构建双证融通课程体系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J].机械职业教育，2013（8）：26-28.
[责任编辑 曹 稳]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9907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