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彩礼变迁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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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考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甘肃陈村人口流动的趋势，发现随着人口流动规模增大，彩礼的数额和种类也在逐年攀升。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流动加剧了当地婚龄青年的性别比例的失衡，婚姻的“梯度选择”使当地女青年倾向于嫁到条件更好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机会使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在不断提高，彩礼作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劳动力转移的一种补偿也在不断提高。
　　[关键词]人口流动;彩礼变迁;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彩礼是指婚姻缔结过程中由男方家向女方家转移的包括金钱和实物在内的所有财物。上世纪80年代，陈村的彩礼数额为500～1000元，十年间上下浮动不到500元。90年代以来的近30年中，陈村彩礼数额从1000元一路飙升到20万，2019年更是出现了30万元的“天价彩礼”。人口流动直接打破了本地供求平衡的通婚圈，婚姻的本地市场被纳入全国市场，因此，在彩礼变迁的逻辑分析中人口流动是一个主要的分析框架，也是导致彩礼逐年上升的主要因素，将人口流动与彩礼变迁相结合进行分析，才能找到彩礼上涨的根源问题。
　　1 陈村人口流动概况
　　1.1 陈村人口流动趋势
　　90年代以前陈村只有一条通往乡镇的简单土路，生活必须品还不能得到完全满足，闭塞的农耕经济仅能保证一家人不愁吃饭。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放松城乡人口流动限制，但是由于陈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直到1995年以后才有个别年轻人在农闲季节外出，到附近的城市打零工。这时的流动人口仅局限在青年男性群体中;90年代末，开始有女性参与到外出务工的队伍中;2000年以后，流动人口接近村里劳动力的一半，且其中多数人已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一整年时间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一趟;2010年以后，大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长年外出务工。
　　1.2 陈村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的动因
　　上世纪80年代，陈村村民仍然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90年代中期人们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不但改善了节衣缩食的生活状况，还为家里添置了彩色电视、收音机、摩托车等奢侈物件。其他年轻人看到外出的好处也纷纷效仿，跟着第一批人外出打工。21世纪的前10年间，外出务工带来的非农收入使各农户家庭的经济条件逐渐被拉开，人们开始在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展开竞争。各家大摆排场的婚丧嫁娶以及不断翻新样式的住房迫使一部分人为了参与这场竞争不得不常年外出打工，以增加竞争的资本储量。近几年来，智能手机、网络在农村的普及，使足不出户的年轻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强烈诱惑。在结束学业后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共同选择。
　　2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彩礼变迁
　　2.1 陈村现金彩礼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陈村彩礼数额稳定在500～1000元，与同时期下岬村1400～4500元的彩礼标准相比显然是低了很多。陈村在80年代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人们的生活基本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个范围内的彩礼数额也是固定的，谁家儿子娶媳妇女方会要多少彩礼基本在公众的预料范围内。
　　上世纪90年代的彩礼数额从1000元上涨到8000元。90年代初，彩禮数额稳定在1000～2500元之间。这一时期城乡人口流动限制减少，但陈村村民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村庄人口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村民思想保守，谁都不敢做新的尝试，不种地的人会被嘲笑“不务正业”;另一方面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差、效率低，但农业税和其他捐税高，所有劳动力都被绑在土地上，不敢对土地经营有半点松懈（90年代以前，陈村村民除了农产品买卖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现金收入，每年的农业税也是用粮食折算）。到了90年代末，彩礼数额达到8000元。这一时期，外出务工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彩礼的上涨也在合理的范围内。
　　到21世纪初，彩礼数额发生了断层式的跳跃，2万元成为当地的彩礼标准。90年代末村里的青年女性也外出务工，见了世面的女青年不在满足嫁到“穷乡僻壤”的老家，在婚嫁对象上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村里的男性青年为了娶到媳妇不得不以高出当地标准的彩礼作为婚姻竞争筹码。这一心理促使当地彩礼在2005年上涨到6万元。受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到2010年陈村彩礼稳定在8.8万元。10万元的彩礼标准在陈村持续了5年，没有一家打破10万元的界限。 到2016年，有一家人花了18万元给左手残疾的儿子娶了个外地媳妇。在2019年开春，当地的彩礼又一次被刷新：30万元的现金彩礼，不包括盖新房、金首饰和耐用消费品的投入。也不是所有的现金彩礼都要的很高，近几年村里有几个家庭所付的现金彩礼只有5万左右，但最后的花费总额和其他人家差不多，因为花费的大头转移到了实物彩礼上。
　　2.2 陈村实物彩礼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陈村的定亲礼主要是烟、酒、副食等日常消费品，订婚时主要是男方家给女方家交付现金彩礼，表明两家已经有婚姻契约，结婚礼主要包括两三套新衣服。这一时期人们的所有活动都与吃穿有关，实物彩礼也不例外。到了90年代初，生活用品开始作为实物彩礼出现在彩礼的礼单中：包括手表、自行车、暖水壶、带穿衣镜的衣柜、新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一时期手表和自行车在陈村属于奢侈品，男方家一般只会满足一种，大部分新娘出于实用性考虑选择了自行车。90年代末村里的年轻女性受影视作品的影响，开始在结婚时在礼单中列出金银首饰，大部分家庭可以满足新娘一对金耳钉和一个银戒指。21世纪初，暖水壶、被褥、带穿衣镜的衣柜等已经不再单独提要求，成为男方家自觉准备的生活必须品。“三金”（金戒指、金耳钉、金项链）被正式列入彩礼礼单，成为必须满足的要求，与此同时，照结婚照成为年轻人赶时髦的结婚方式。从这一时期以后实物彩礼基本上以金首饰为主，到2008年以后，开始有人要“四金”（以上三项再加上金手镯）。近几年有些女方家彩礼只要5万左右，但要求男方结婚前要盖一套新房或者在镇上买一套房。现在农村娶媳妇新房是基本条件，尤其是超过一般标准的新房成为儿子“吸引”媳妇的重要手段。 　　3 人口流动对彩礼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人口流动导致婚龄青年性别比例失衡
　　90年代中期以后陈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打破了原本平衡的婚配性别比例。受到传统的家庭观念影响，男青年不管在外打工多久都被要求在合适的年龄回家结婚。为了消除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家庭矛盾，思想保守的父母更愿意为儿子找一个知根知底的本地媳妇。与男青年完全相反的是，女性青年则没有必须回家结婚的压力。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开阔了视野，见识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想再像他们母亲那样甘心一辈子留在农村过耕田种地的生活。她们有的留到城市工作，有的嫁到比老家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家里人往往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传统农村父母不会指望女儿来养老，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能嫁个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本地男女双方截然相反的婚配原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婚姻资源出现结构性失衡，在这一背景下女方作为婚姻市场中资源的供给者，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转换成了彩礼的要价能力。
　　3.2 人口流动下的“梯度选择”更加明显
　　“梯度选择”即指婚龄女性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好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这一倾向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陈村虽处平原地区，但地理位置较偏、交通不便，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经济条件使男青年很难吸引到合适的婚配对象。本村的婚龄女性倾向于嫁到经济条件好、交通更便利的地区。唯一愿意嫁到本村的就是附近山上的姑娘，但要娶山上的姑娘，往往要付很高的彩礼。因为附近山上的各项条件比陈村差很多，那里的人们要给儿子娶媳妇就得比平原地区付更高的彩礼。为了给儿子攒彩礼钱，把姑娘“卖”到平原地区似乎是他们认同的“明智之举”：姑娘既能过上好日子，拿到的彩礼也可以补贴儿子的彩礼。这样的“梯度选择”最终使贫困地区成为婚姻挤压的承受者。在婚姻关系建立过程中想要留住本村的姑娘或吸引外面的姑娘，提高彩礼额度成为最明显的竞争优势，也成了贫困地区的唯一“优势”。然而这一“优势”往往建立在家庭负债累累的基础之上。
　　3.3 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在上升
　　传统农业生产中，女性一般从事家庭劳动或较轻的农业劳动，这些劳动都很难量化，因此无法体现出女性的价值。到了集体化时代，农村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已经初步得到了体现，“工分制”使每个人都能清楚的算出自己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率。90年代后，女性外出务工使其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人们有目共睹的肯定。大部分陈村女性结婚前外出打工都会定期给家里寄钱，来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这些女性结婚后将不再给娘家寄钱，所有的经济收入都要归于小家庭或男方家庭财产之中。根据“婚姻偿付”理论的观点，为了补偿娘家劳动力的损失，结婚时男方就得拿出更高的彩礼。
　　4 总结与反思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每家的经济状况和所能承担的彩礼数额都在公众的预期范围内，索要彩礼更多的是一种礼俗仪式的需要，彩礼的数额也基本固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流动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本地通婚圈，男女比例失衡以及婚姻的“梯度选择”使男方家庭不得不提高彩礼来吸引婚配对象。女性作为劳动力的价值也随着外出务工不断提高，男方要拿出更高的彩礼才能获得女性劳动力转移的权利。在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中，农村彩礼不再是一种礼俗仪式的象征而更像是在婚姻市场上的一场交易。如何使乡村社会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同时放弃所谓的面子竞争以及免于遭受“天价彩礼”的掠夺，是政府、学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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