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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流动地域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未知

   [提要] 根据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出以省际流动为主、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为辅的特点。研究发现,流入地经济因素及流动人口自身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品质型生活及就业的追求,个体差异也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偏好,其中受教育程度与户口性质影响作用更强。此外,对流动范围的空间分析得出省际流动大多选择沿海及东部地区,内陆成为小范围流动聚集地,流入地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地区人口流动范围的选择。
   关键词:人口流动范围;就业;空间分布;经济发展
   本文为河北农业大学:“基于‘研究性学习’理念课程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7Y1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4月2日
   一、引言
   随着近几年社会变迁,我国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流动范围空间分布发生巨大变化。流动范围显示出明显地区偏好性,大范围人口流动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东部及京津冀、东南沿海地区;中等范围流动主要集中于环绕辽宁、河北、山西等内陆地区;较小范围流动集中于安徽省,该省居民消费及工资水平影响流动范围的扩大;重庆市、江西省是流动范围最小流入地,二者地形复杂直接制约外省人口的流入,此外重庆市自身发展状况较好,小范围流动已经可以满足人们需求。
   在现有文献中,人口流动范围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关注经济因素,缺乏对社会事业关注。此外,流动范围选择是个体效应,受个体差异影响,对个人因素关注不足。如,于涛方等(2012)利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指出地区自身驱动力直接影响人口流动范围的选择。王桂新等(2013)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以分析指出省内、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大小模式的转换,对我国未来人口分布格局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人口流动范围影响因素有重大意义。田盼盼等(2015)针对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指出现有研究主要将省际与省内流动加以区分,大尺度研究往往会掩盖区域内部异质性,无法研究市内流动影响因素,因此本文研究引入市内流动,对人口小范围流动的影响因素加以研究,同时与相对大规模流动行成对比,能更好地研究流动范围的扩大与缩小。本文结合经济、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因素对流动范围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探讨人口流动范围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本文研究人口数据来源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数据采取抽样调查和专题调查相结合方式开展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选用PPS抽样,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抽取样本点。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选用2012年31个省市的18项经济统计数据,主要用于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流动的拉力因素。
   (二)变量的选取与说明。被解释变量为人口流动范围,将省际流动赋值为1、省内跨市赋值为2、市内跨县赋值为3。总体均值为1.59,标准差为0.745。
   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地区特征。本文选用五个较典型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对年龄计算后进行分组,分组依据我国传统年龄划分,即青年(29岁以下)、中青年(30~39岁)、中年(40~49岁)、老年(60岁以上)。户口性质中,其他户口数量极少,因此将其他划入非农范围内。婚姻状况中再婚、离婚、丧偶三者占比低,因此将三者划为一类,记为婚姻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大学作为分类界限。地区特征最终确定为社会经济及保障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等3个因子。
   (三)分析方法。首先从经典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古典经济学迁移理论角度,有力证明了经济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又可以看出,当流动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满足,会考虑到高一层次的社会需求。因此,本文将经济与社会因素相结合对流入地主要吸引作用加以提取,其中经济及社会因素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KMO值为0.84,大于0.7,Battle球形检验伴随概率小于0.05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经济数据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将18个指标降维成3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6.69%,得到主成分分析结果:第一主成分主要由生产总值、地方性财政收支与享受各种保险待遇人数构成,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社会经济及保障水平;第二主成分主要由消费水平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构成,将其命名为居民生活水平;第三主成分只有城市人口密度一个变量,直接用城市人口密度命名。将降维后的三个主成分与个人因素相结合,由于因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项logistics回归对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三、流动范围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为研究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将人口流动范围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个人及地区特征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对多元logistics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一)地区特征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
   1、经济及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流动范围扩大与缩小呈现反向作用。经济及社会保障水平变化相同单位,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原因可能是省际流动使流动者付出更多交通成本,同时省际流入地充满未知性,影响了流动者判断。而市内跨县流动就业机会、岗位等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此收入、生活条件等主要制约因素不會有所改观,这种小范围流动不能满足流动者需求。相对而言省内跨市是最佳选择,首先对省内城市了解程度高,同时基于省内社会关系,省内跨市成了既不远离家乡,又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2、人民生活水平对流动范围扩大有正向作用,对流动范围缩小的作用却是反向的。就是说当流入地与流出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差同样单位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省际流动,最后才考虑市内流动。在同一市内,生活水平提高反而抑制人口跨县流动,产生这种现象可能因为改善相同生活水平,省际流动会使流动者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包括适合的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等。而市内跨县由于流动范围小,区域变化不明显,外部环境没有较大改善,因此生活水平提高反而会抑制市内跨县流动。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要求,生活水平满足,对精神文明方面追求上升。    3、城市人口密度影响方向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同,但其对市内跨县流动的反向作用程度更强。流入地高度集中于城市,因此城市人口密度会影响人口流動范围的选择。这也体现人的群居特性,人口密度增加,相对陌生的外省会使流动者产生更强安全感。而相对熟悉的地方,安全感并不会有所提升。
   (二)个人特征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
   1、与女性相比,男性流动范围更容易扩大,但不容易缩小,性别对二者影响显著。这与男性在外打拼的形象相符合,在选择迁入地时性别制约不同人群决策。年龄这一特征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整体上并不显著。
   2、婚姻状况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整体上比较显著,婚姻状况转好,显著影响流动范围的选择。婚姻状况为初婚显著提高了省际流动的概率,而婚姻状况转好整体对市内跨县流动呈现反向作用。目前很多流动人口不再反映一个人的流动,反映出一定家庭性质,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动主要趋势。婚姻状况不佳这一类人群,在省际流动过程中孤立无援,而初婚人群由于家庭及爱情的促使,其省际流动为未来生活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婚姻状况对流动范围的影响与流入地居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相似性。
   3、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及受教育程度对流动范围影响显著。主要表现为与非农户口相比,农业人口更倾向于省际流动;与研究生相比,受教育程度低对流动范围变化均呈现正向作用。从监测数据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以农业户口为主,这类人群流动前收入偏低,就业环境也不容乐观。小范围流动无法改善这类人群的收入、就业环境,而省际流动会有更多就业机会。操持家务及在校人群流动性本身就差,这类人群流动大多由于整个家庭的迁移,因此对流动范围的影响并不显著。失业、无业人群要寻找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则是为了更高的薪资、更好的环境,省际流动更能满足这类人群需求。此外,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就业岗位的选择及收入情况,大学及以上各种能力得到很好发展,更容易在所在城市寻找到适合的就业机会,生活下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本文采用国家卫健委2012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同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31个省市区社会经济数据,就全国范围内流动人口在流动范围上的差异做影响因素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1)全国流动人口已呈现出省际流动为主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省际人口流动数量巨大,占所有流动人口的56.6%,成为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新趋势。(2)流动范围在空间上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省际流动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京津冀地区,省内流动与市内跨县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且内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有不断扩大趋势。(3)经济发展及社会保障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及城市人口密度成为影响流入地流动范围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及其背后反映的当地的就业状况成为人口流动范围选择的主要拉力因素。省际流动的人口流入高度取决于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保障情况,人民生活水平对小范围流动有显著反向作用,省内小范围流动已经不能使人民对于就业、收入及家庭等方面需求得到满足。(4)流动者自身因素显著影响流动范围的选择,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段、户口性质、性别集中体现在对就业状况的亟待改善。
   (二)政策建议。(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省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需坚持精准扶贫,不要使省际流动区域化,经济发达省份要带动中西部省份,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使得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吸引更多外来人口创业就业,同时这也是解决区域发展、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2)公共设施建设是吸引外来人口流入重要原因,搞好公共建设势在必行。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一大部分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倾向于所在省社会资源较优越的市区,交通便利、居住环境好、求学方便等原因是驱动力。(3)缩小城乡差距还需加大力度,农村人口的大量大范围流动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大范围外流使农村养老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不利于农村的和谐发展。应改善农村民生、生活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我国传统农民收入更加稳定。
  主要参考文献:
  [1]田盼盼,朱宇,林李月,张苏北.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学刊,2015.
  [2]刘涛,齐元静,曹广忠,刘慧.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5.
  [3]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J].人口研究,2013.
  [4]王桂新,潘泽瀚.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3.28.
  [5]严善平.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7.
论文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9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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