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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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晶
摘 要：文章试图通过作品来探究弗里达生平故事中关键性问题的不确定性，如她与丈夫里维拉的爱情生活，解读缠绕二人多年的难解的问题和众说纷纭的故事，以分析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弗里达在艺术与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性，解读其富于戏剧性的千疮百孔的画面。
关键词：女性艺术家;弗里达;里维拉;超现实主义画派
弗里达·卡罗1929年嫁给了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迭戈·里维拉，从此进入了大众视野，当时她22岁，里维拉43岁。他们结婚证上，里维拉的身份定义是“艺术家、画家”，而弗里达的则是“家庭主妇”。美国记者海伦·阿普尔顿·瑞德在1930年的《波士顿晚报》上说里维拉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重新书写墨西哥历史的带头人物”，而弗里达则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天赋秉异而天真自然、色彩绚丽”。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被形容为“一头大象与一只鸽子之间的婚配”，似乎他们深深相爱，有时却对彼此冷酷至极。二人或高于云端或低于深海的关系，对弗里达的生活造成极大痛苦，也为她创作出数量如此之大、打破传统画面、涉及禁忌话题的艺术作品，提供了现实基础。
弗里达·卡罗出生于1907年7月6日的墨西哥，父亲是一位摄影师，匈牙利裔德国人，母亲则是典型的墨西哥城家庭主妇。父亲为人慷慨大度、睿智勇敢，赢得了女儿弗里达的喜爱和尊重，弗里达经常在画面中怀着深切的柔情和爱意描绘着父亲;而母亲受到的待遇却恰恰相反，弗里达将她的出生与母亲的关系归结为一场灾难，甚至用女性图解来描绘母亲。
1925年9月的一天，一场车祸改变了弗里达·卡罗的一生，这场导致数人死亡的车祸使得她多处受伤：脊柱三处断裂，锁骨和两根肋骨被折断，右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压碎，左肩脱臼，骨盆三处断裂。急救医生起初打算让弗里达自生自灭，但她终究挣脱了死神之手，于是高额的医疗费用使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日渐入不敷出。发生的一切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在她能够重新站起来时，她必须找一份工作谋生，弗里达·卡罗成了一名画家。
遇见弗里达之前，迭戈·里维拉已经是墨西哥著名壁画家，但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八卦新闻制造者。二人在摄影家蒂娜·莫多蒂的家中相遇，恋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2002年好莱坞电影中有一个有趣的桥段，当里维拉正在脚手架上画壁画时，大病初愈的弗里达一瘸一拐地夹带着作品来请教里维拉，询问她是否具有绘画的天赋以及艺术之路是否走得通。在里维拉眼里，弗里达是个具有青春期女孩特征的乖巧的共青团员，而弗里达对自己的定义为青春美丽、对未来有无数憧憬的小女孩。在1929年她的纤维板《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弗里达正视着我们，紧致而高耸的乳房，精致的妆容，光滑修长的脖子，显露出少女的羞涩;华丽的珠宝则显示出她内心对成为成年女性的渴求，首饰具有明显墨西哥阿兹特克风格，暗示她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她希望爱人能够认为她是风韵十足、摩登和被爱人关注的女人。此时的弗里达自我形象的认知与里维拉眼中的她完全不同：一个是胸前戴着共产主义党章的孩子般的弗里达，另一个是性感美丽的弗里达。两人之间巨大的裂缝，从对身份的认同就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1929年8月21日，弗里达与里维拉结婚，成为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婚姻的头几年里，弗里达扮演着忠诚妻子的角色，无论里维拉去哪里，她都陪伴着他，细心照顾着他。从墨西哥城到库埃纳瓦卡，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底特律，但他们的关系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亲密无间，里维拉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越爱她，我就越想伤害她”。很明显，弗里达无疑是里维拉这种令人费解的情感的受害者。
1930年当新婚夫妇到达旧金山时，他们正处于婚姻幸福的甜蜜期。里维拉为旧金山证券交易所画了一幅壁画，而被艺术家、捐助人和朋友们亲密无间地围绕着、赞美着，夫妇二人的心情都很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当里维拉在绘制他的壁画时，弗里达则用绘画表达她对美国新鲜事物的看法，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植物学家和科学家路德·伯班克被弗里达描绘为一位由人、树干、热带植物和尸体寄居杂交而生的形而上的人类。弗里达孩子般的丰盈的精力和对任何事物都保持孩童般新奇的性格，以及她的幽默都成为了弗里达留给朋友们最难忘的印象。
“在一幅作品勾勒出轮廓后，她像壁画家一样从左向下熟悉而系统地为画面着色，没有丝毫停顿。”弗里达和里维拉有着相似的艺术创作主题，她经常携带着一本素描薄，有了灵感便画起来，差不多完成时，才会向里維拉和朋友们展示，里维拉则会夸赞妻子和其作品，“一个纯粹而坚强的女人的精神如星光一般珍贵”。1931年弗里达作品《弗里达·卡罗和迭戈·里维拉》中，弗里达牵着丈夫的手，小鸟依人般地依靠在丈夫身边，而里维拉则被塑造成成熟、稳重、不苟言笑的伟大艺术家，右手拿着调色板和画笔，两个人双手拉在一起，强调了婚姻的稳固纽带的重要性，但里维拉的头和手在画面里似乎有种并不合作的冷漠感。
1931年12月23日里维拉的画展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展，弗里达跟随丈夫去了纽约，在那里，弗里达用敏锐的目光和政治批判性去观察美国社会的弊端，扮演着“里维拉具有异域风情的年轻贤内助”，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因为她的英语说得流利，使得她的角色变得更为耀眼。几个月后，里维拉又继续了婚姻中不忠的习惯行为，有时离开她数日，弗里达开始思家心切，但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里维拉在自传中提到，弗里达自“12岁时，便沉迷于为我生儿育女这一想法中”，甚至向老师和同学们宣称，“如果我说服了里维拉与我精诚合作，我就马上为他生个宝宝”。但实际情况是，弗里达从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焦虑不安，想打掉这个孩子。原因很简单，是里维拉不想要孩子。弗里达明白里维拉不会对孩子有多大兴趣，他的情人之一安吉丽娜·贝洛夫曾表示，里维拉明确说过，如果孩子的哭闹对他形成干扰，他会马上把孩子扔到窗外，而孩子生病时，里维拉不理不问，在咖啡馆里与朋友们嬉闹数日，即便在孩子最后的时光里。弗里达深知里维拉无法长时间离开女人的陪伴，她的这种不安全感似乎植根于过往的经验。也许，里维拉自己就是个巨婴，他不需要家里再有另外一个婴儿存在。 即便弗里达的主治医生表示会万分周全地照顾她，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产。1932年作品《亨利福特医院》便记录了这一事件。弗里达独自一人躺在底特律的一家医院里，哭泣并扭动着瘦弱的身体，血流满了床单，一个不足月的男婴胎儿出现在画面上方，与她的肚脐相连，里维拉正在福特工厂里绘制巨型壁画。这幅充满了医学插图、各种机械和死亡讯息的构图，既是客观事件的描绘，也是主观身体和心理的体验，这是对弗里达流产的生动记录，对她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使得她的艺术创作自此发生了巨变。
1932年9月，弗里达回到已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身边，但在10月中旬，又匆匆地赶回了底特律，此时她明白她正在渐渐失去里维拉。在底特律，里维拉表达出对这座城市的迷恋，少有时间陪她，常对她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其实在弗里达流产之前，二人的关系就已经恶化。1933年3月，里维拉与洛克菲勒家族签订合约，为其中心大厅绘制一幅大型壁画，但因将列宁画像列入壁画内容而引起不满，激发争论，使得他处境日益艰难。即使是这样，里维拉仍视美国为其通向未来的机会，见到妻子渴望返回墨西哥，他指责弗里达自私地试图将他拽回到阻碍他成长的地方。这种性格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犹如火上浇油，使二人的关系名存实亡。
夫妇二人在1933年12月回到了墨西哥，但里维拉因为弗里达过于思乡才使得自己一起回到故土而终日闷闷不乐，但同时，他与妻子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开始了一段秘密恋情。双重背叛瞬间将弗里达击垮。1934年一整年，她没有画一张画。第二年，她只画了一张邮票大小的头像，一个剪短了长发的弗里达，虚弱得几乎不可辨。她将这幅貌似自残意味的小画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友人沃尔夫夫妇，并嘲讽地说：“我一文不值，对一切都一窍不通;我的情况如此荒诞、如此白痴，你们无法想象，我有多么讨厌和憎恨自己。”
这场背叛带给二人的是孤独而不幸的时光。弗里达搬进了城市另一边的一所房子，暗自垂泪，怒火中烧，心神不宁。1935年她仓促地跑到纽约来逃避整件事情，在里维拉与妹妹终结了私情之后才回到墨西哥，年底二人重归于好。
弗里达和里维拉的关系一直沿着不可捉摸的方向曲折向前，并且时常被突然爆发的分手打断，夫妇二人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情人和不间隔的婚外情，这些都导致了他们在1939年离婚。《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39年11月出现了如此字眼，“艺术分歧成为了时下墨西哥大名鼎鼎而又脾气暴躁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与漂亮迷人的画家妻子弗里达·卡罗之间离婚的理由”。
但在1940年12月8日，二人离婚后的13个月后，弗里达与里维拉在旧金山复婚。这一次，结婚证上弗里达的身份写的是“画家”，而不再是“家庭主妇”。里维拉在旧金山的壁画描绘了这一身份的變化，妻子作为一位墨西哥知名女艺术家，手中拿着调色板和画笔，身着代表拉丁美洲文化的民族服饰，他在妻子身后，背朝她坐着，宣告了他对弗里达的爱情。
即使二人的婚姻生活里夹杂着大量繁杂的背叛和欺骗，不间断的分手和八卦传闻，他们的关系还是持续到了弗里达生命的末端。弗里达渴望与丈夫成为一体，或者像一个母亲一样守护在身躯庞大的里维拉身边，表现在弗里达作品《爱的拥抱》和里维拉壁画《在阿拉梅达公园的周日午后之梦》中，里维拉也认同这种从属拥有和被保护的感觉。
参考文献：
[1]安考瑞.传奇人生：弗里达·卡洛[M].邵文实，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8.
[2]格兰特.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M].王升才，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王晶，楚雄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超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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