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间岛问题”相关史事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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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6-1907年，宋教仁通过阅读日本的杂志报章、守田利远的《满洲地志》，以及对“韩边外”和延吉厅的实地考察，逐渐认识到日本的“间岛”侵略计划指向的实质地域是图们江北越垦韩民聚居区，“韩边外”只是关系地。在日本挑起“间岛”争端后，他撰写出内容详备的专著《间岛问题》，为清政府对日谈判提供了有力依据。延吉边务公署和清外务部都有意聘请宋教仁回国协助交涉，宋教仁本人也打算借机打入清政府的内部，但由于节外生枝，最终未能成行。从“间岛问题”谈判1909年阶段的进程和结果看，宋教仁推断的“间岛”地域底限，提示的图们江国界地图，以及建议的谈判原则和策略，为最终在法律上确认中国对图们江北地区的关键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宋教仁;“间岛问题”;延吉;清政府;日本
doi：10.1608 3/j .cnki.16 71-15 80.2019.11.0040
中圖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11-0169-05
20世纪初，日本以图们江北越垦韩民聚居区为实质侵略目标，以二道松花江流域的“韩边外”为关系地，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在清政府解决该案的过程中，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提出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关于宋教仁探索“间岛问题”的缘起、引起的反响以及对清政府制定谈判策略所起的作用，虽然以往学界已经做过考察，但有些史事目前仍模糊不清，有必要再做进一步整理和研讨。
一、“间岛争端”发生前宋教仁对日本“间岛”侵略计划的认知
1906年，日本为制定“间岛”计划作准备时，曾派大批特T前往假定的“间岛”区域进行地理和人文调查，并不时将调查结果按政治需要加T登载在一些主流媒体。以貌似客观的陈述，向国民渗透似是而非的“间岛归属未定”意识。正在日本留学的宋教仁在5月5日阅读《商业界》杂志时，看到了如此介绍所谓“间岛”的消息。9月4日，他在《读卖新闻》上又发现了更为详细的报道。根据两家媒体的宣传，宋教仁最初以为“间岛”即指吉林南部二道松花江流域韩登举管辖的“韩边外”。
为割裂“韩边外”与中国的主权关系，唤起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欲望，日本舆论一再宣称该地为相对隔绝、自备武装的“间岛”独立国，拥有相当于日本九州岛的辽阔疆域，储藏着丰富的黄金、白银、药材和森林资源。当时宋教仁并不了解“韩边外”此前从无“间岛”名目的内情，更未察觉日本处心积虑的侵略阴谋。作为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核心成员，他关注的是这个所谓“韩边外间岛独立国”是否适合开辟为东北民主革命的基地。
9月24日，宋教仁在浏览守田利远的新著《满洲地志》时，发现书中又记述了另一个“间岛”。守田谎称，虽然清朝将中韩界河“土门江”释为豆满江（图们江），但韩国则认为“土门江”应为豆满江的支流骇浪河（海兰河），骇浪河与豆满江上流于伊后江（鱼润江）合成的“间岛”，虽处在清朝治下，但却属于清韩两国尚未解决的争议领土。尽管当事双方就此进行过多次交涉，但一直“弗视历史之事实，而依势力消长而动摇”。清朝取得“间岛”的决定性证据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在长白山时建立的定界碑。但彼时朝鲜王朝是清朝的藩属国，勘界只能以清朝意志行事。守田还蛊惑，“间岛”的韩国住民，即日本保护国的“可怜百姓”，常被清朝官吏和土匪勒索，“深苦于涂炭”。具有保护韩国义务的日本政府，不单不能忍视清朝对韩国移民的“蹂躏”，而且应以“无主境土”认定“间岛”的主权性质。日本迟早要与中国举行谈判，协定这块“清韩锁钥上必不可少之地”的最终归属。
守田在书中也用大量文字介绍了“韩边外”，指出其地理范围是“由东方古洞河至西方大鹰沟宽街，由北方牡丹岭穆禽河达南方花褶子那尔轰”，但并未冠“间岛”之名。对于“韩边外”的性质，守田认为，韩登举定期向吉林官府缴纳租税，其对吉林将军情形恰似日本旧藩对于江户幕府的献贡。但“韩边外”与清朝关系被守田列入了对外国关系。宋教仁读罢上述内容后，对于究竟是“韩边外”还是延吉厅内海兰河与图们江之间地域为真正“间岛”，感到困惑不解，遂决定直接致函守田询问详情。不过，从他此后的日记看，他当时还是基本上接受了守田界定的“间岛”和“韩边外”概念。并且从这时起，他开始留意守田提示的“间岛问题”，即使在牛奶店阅报时，见到有关“间岛问题”的记事也会抄录而归。
10月18日，宋教仁接到守田委托部下冈野增次郎代写的同信，称《满洲地志》是以多数中国人言论为经，以守田满洲旅行日记为纬编述而成，与普通新闻杂志等不免有所出入，“但皆己所凭信者，始乃执笔起稿。”书中所述“间岛”和“韩边外”属于两个邻近但全然不同的区划，都是草泽丛生、文化蒙昧的地带。中国人称韩登举控制的地域为“韩边外”，是因该地几乎独立于吉林将军统治之外。宋教仁认为守田的同答未能彻底解决他的疑问，只有日后自己旅行亲历其境才能调查清楚。
1907年3月，宋教仁与白楚香、日本人古川清前往辽东，原计划渡鸭绿江抵安东县后，先联络奉天各路马贼劫取通化县款项，继而发动韩登举等势力举行大规模反清起义。但到目的地刚要举事，古川清即被捕泄密，宋教仁不得不另谋办法。约在5月，他潜入夹皮沟韩登举处，然而韩登举表示他无意反清。正是从韩登举那里，宋教仁获悉日本已准备侵略“间岛”，而日本界定的“间岛”实质范围则在图们江北延吉一带。虽然因觊觎“韩边外”的资源，日本也将其与“间岛”牵混一起，但“韩边外”不是“间岛问题”的重点，而只是密切的关系地。此时日本参谋本部有一个名为“长白山会”的组织，正在延吉厅搜集、制造“间岛归属未定”的伪证，于是宋教仁装扮成日本人自“韩边外”至延吉厅打人了“长白山会”，暗中拍下了伪证照片。由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通缉，宋教仁在延吉厅的调查非常仓促，甚至未能考察“间岛问题”的焦点——康熙年间穆克登建立的石碑及其附近的地理形势。
宋教仁离开延吉的确切月份和日期，因文献缺乏，目前很难断定。据1907年在韩国清津码头工作的卞秉灿同忆，宋教仁离延后，回日本之前，曾到清津和他共同在码头华工中开展两个月的革命宣传。其间卞秉灿曾数次私渡图们江，与在延吉军务部门任职的地下同盟会员吴禄贞、柏文蔚取得联系。 柏文蔚晚年自述说，他对日本的“间岛”阴谋察觉很早。1906年至1907年夏，曾有数千日本人以游历或经商名义来延吉侦探。一次，他与来延的日本陆军少将松川敏胤笔谈，敏锐觉察到日本欲在韩国实现完全统治的同时，顺带侵略与韩国接壤假名“间岛”的延吉，于是他立即通报上司吉强军统领胡殿甲，胡殿甲旋即报告延吉厅同知阮忠植，此后层层上报直至清外务部。清廷获悉后，迅速责令徐世吕委派陆军部监督吴禄贞调查有关所谓“间岛”的界务。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对此也有记载：
（日本）军事实业家之借游历为名而侦察延吉情形者盖以千计。且以我国素忽边防，延吉僻处吉林南部，疆域形势图志不详，固始则创造“间岛”之名称，继且绘入韩国之境界。其挟全国之力以为侵占我延吉之计画者固非一日也。世昌抵任逾月，闻日人有以我延吉厅治易名“间岛”，且妄指夹皮沟（即“韩边外”）为独立国之说，秘计诡谋蓄意侵占。因派陆军部监督吴禄贞密往延吉确查，并率员测绘界图，预筹防范。
既然当时柏文蔚、吴禄贞已经洞悉日本的“间岛”图谋，并开始调查相关地域，预筹防范，可以推知，宋教仁通过卞秉灿与柏文蔚、吴禄贞联络，肯定也会从他们那里探到一些有关“间岛问题”的情报，更深刻地领悟“间岛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正是这些先期的认知，促使他在1907年8月日本挑起“间岛”争端后，为挽救祖国东疆的领土和主权危机，选择了暂时与清政府局部合作的道路，辛勤查阅东京上野图书馆的资料，积数月之功，为清政府写出洋洋数万言的专著——《间岛问题》。
二、清政府拟聘宋教仁协助“间岛问题”交涉始末
1908年4月，宋教仁将《间岛问题》书稿通过湖南同乡立宪党人许孝绶，交给清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读后非常赏识宋教仁提出的见解，遂令人立即抄送给清外务部和延吉边务公署，并附寄了推荐书。延吉边务督办陈昭常将《间岛问题》与其副手吴禄贞撰写的同类著作《延吉边务报告》进行比较，认为吴著侧重于利用本国资料论证本国主张，而宋著则侧重于介绍和批驳日本的错误观点，两者恰可以形成互补。于是他很快做出反应，5月中旬两次致电徐世昌询问是否可以调聘宋教仁回国助理边务。可能由于此时坊间已有传言宋教仁（此时化名宋练）即去年到奉天发动起义的主谋，陈昭常遂提醒徐世吕先密电李家驹查明宋教仁的真实身份。
当宋教仁发现自己的革命党人身份已经无法隐蔽后，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每当李家驹接见，他都故作静默，佯装“悔悟”。于是，李家驹复电徐世昌，认为宋教仁虽有过错，但“跎弛之士，诚在驾驭”，并非不可利用。而徐世昌也许是因为担心宋教仁再来东北会惹出新的事端，于5月19日致电陈昭常，强调聘用延吉边务交涉人选，必须考察其是否性情和平和有无外交经验，从履历看，宋教仁并不适合到边务公署任职。不过，清外务部主事的袁世凯和那桐对宋教仁的态度则与徐世吕有所不同。两位都急切希望宋教仁能够同国直接协助对日交涉。经过慎重研究，清政府决定取消宋教仁的通缉令，并电告李家驹通知宋教仁赶紧束装启程到外务部工作。
此时宋教仁又想借机为财政困窘的同盟会谋取革命经费，要求李家驹向清外务部申请千金拨款，声称要用该款购买某日本人独家收藏的一本朝鲜古书。他强调该书内含“间岛”归属中国的关键证据。但李家驹或许已对宋教仁的用意有所警觉，反复劝说宋教仁回国后再向外务部直接索款。6月28日，宋教仁再次致函李家驹重申“间岛问题”及其所预购古书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一旦失去“间岛”，东北就完全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远东的平衡格局就会打破，若有他国为寻求均势制造事端，其后果不堪设想。外务部不该不知其间的轻重利害，如果因惜区区之费，以致坐失机宜，很可能给国家留下遗恨。与其臆测该书为不必要，而坐失机宜，不如姑且购之，以防万一。如果政府坚决不同意购买证据，那么即使他本人同国就职，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前送书稿已经把“间岛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再让作者本人同国当面解释文义。而徒劳往返，对于他的名誉和学业都难免要造成一定损失。
在此期间，北京、上海的很多报纸都刊出了宋教仁将回国办理“间岛”交涉的消息，并照录了清外务部致宋教仁的电文。同时，宋教仁和清政府为扩大《间岛问题》的影响，将该书委托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编辑排版。8月，由上海图书公司正式出版。清政府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题写了书签，孟森根据郑孝胥意见撰写了序言。虽然郑、孟都声称是受编译社朋友的委托，但从两位立宪党人的亲密关系，以及过去共同治理广西边疆的政治背景看，他们显然是要借此代表立宪派表达对宋著以及中日“间岛”交涉的观点。孟序认为，宋著“不取材吾国片面之言，征引多日本、朝鲜人公私书籍，以日韩之矛刺日韩之盾，……其判断之法又无所不备。”以清政府的军事现状，解决“间岛问题”不可能采取武力手段。而如果诉诸外交手段，“此书既詳且确”，已经提出具体清晰的策略。假如日本拒不接受，可凭该书送交海牙国际法庭公断。
宋教仁本人在自序中表示，他期望朝野爱国者能通过借鉴书中意见，使“政府之远猷”与“国民之舆论”相互配合，以保障“间岛”这片“我朝长白山发祥重地”完璧而归。宋教仁称清朝为“我朝”，称所谓“间岛”为“我朝长白山发祥重地”，本来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一些革命党人对宋教仁这种“亲近”清朝的言辞以及有意同国任职的表现非常不满。面对革命同志的误解，而又未能从清外务部索取到预谋接济革命的经费，宋教仁毅然决定放弃同国计划。
1908年10月12日，宋教仁在同盟会创办的《中兴日报》上登出致李家驹和新任驻日公使胡惟德的公开信，申明写作《间岛问题》的爱国动机以及向清政府寄送该书的经过。直言自已作为革命党人本想同国深入虎穴，与蓄谋篡夺清朝政权的袁世凯“阴与联手”，但因“某之怨家，或谋以是陷某，故取消前议。”为表明与清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立场，宋教仁交还了留学生官费折子，要求清政府停止支付他的留学官费。他还严正警告李、胡以及所有领受清政府俸禄的官员，对待“间岛问题”，“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啖饭之所”是为官者应尽的基本职责。 三、宋教仁对清政府“间岛问题”谈判策略和最终决策的影响
尽管宋教仁最终未能直接代表清政府参与“间岛问题”交涉，但他提出的意见对清外务部的谈判策略和最终决策仍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关于日本假定的“间岛”地域底限。当初日本外务省向清政府提出“间岛问题”交涉时，由于“惟抱侵略之野心，而无确实之证据”，并没有说明“间岛”的具体范围。清政府参照《满洲地志》和《辽东新报》的相关解释，猜测实质区域应指延吉厅南部海兰河与图们江之间的和龙峪、光霁峪，但也担心日本的侵略触角可能延伸到韩登举管辖的“韩边外”。随着中日谈判的进行，日本报章杂志强化了有关“间岛”的宣传攻势，“间岛”的区域出现了更多说法。有人主张是在英额岭以东，哈尔巴岭以南，东抵俄罗斯边境;有人宣称在松花江以东，哈尔巴岭以南，东迄嘎呀河;还有人认为“韩边外”及图们江、鸭绿江以北都属于“间岛”地界。而具体执行“间岛”侵略计划的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则擅自将图们江以北，老爷岭山脉以南，二道松花江以东，老爷岭支脉以西划为辖区。宋教仁通过研究各种假说，并观察日本政府的经营迹象，窥测其用意所在，判断日本制定的“间岛”战略底限，即所谓的狭义“间岛”，应为西白黄花松沟及英额岭，北至哈尔巴岭及老爷岭，东迄嘎呀河，南抵图们江。用经纬度表示，即西起东经约127°50 ‘，东迄东经约129°50 ’，南起北纬41°30’，北迄北纬43°50’。虽然“间岛”是一个复杂模糊的词汇，但宋教仁为讨论问题方便，著作中仍以他判断的“间岛”底限暂时界定“间岛”的地理概念。清外务部依据宋教仁推断的“间岛”底限，在“间岛问题”谈判中，无论日方如何变换诡计，都坚决拒绝商讨与“间岛”底限区域无关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底限间岛”属于中国的证据。日本炮制所谓的“间岛归属未定论”，其核心内容总是狡辩，康熙年间乌喇总管穆克登在长白山竖立的界碑，其碑文揭示的界河“土门”本指“土门江”而非图们江。但至于何水为其谣传、臆想的“土门江”，如同对待“间岛”概念一样，日方根本给不出明确具体的答案。宋教仁不仅严正驳斥了所有讹传的“土门江”说，而且列举大量史实，证明穆克登所认的“土门江”与图们江同为一江。另外，宋教仁还特别指出，咸丰年间朝鲜古山子曾制作《大东舆地图》，图中标注的位于穆克登碑以东，用石堆、木栅连接的“分界江”，从地望上也能看出是指发源于石乙水的图们江。
延吉边务公署看到宋教仁著作中转录的《大东舆地图》及相关文字解释后，陈昭常和吴禄贞商议决定有必要派柏文蔚到韩国搜购原图。1909年1月，柏文蔚历尽艰辛终于从韩国户部尚书之子手中，以五百银元价格将地图购同国内。1月27日，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将地图出示给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并提醒作为朝鲜官版地图，图中详细记载了图们江源且注明康熙壬辰定界字样，日本应注意到所谓“间岛”地方按地图标界本来就是中国领土。伊集院虽未马上放弃“间岛归属未定论”，但表示对于该图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疑义。
最后是关于几项重大权益的利害关系的考量。宋教仁认为，“间岛问题”谈判，虽然日本国力强盛，中国政府如能引证事实，据理力争，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十之八九可以胜箅。假如日本拒不妥协，中国可将该案提交国际仲裁或由海牙国际法庭判决。他推断，日本既然没有切实证据，最终只能放弃争夺“底限间岛”领有权，承认图们江北属于中国领土。但日本一定会要求取得“底限间岛”韩民的保护权以及“底限间岛”至吉林的铁路敷设权。他指出，如果允许日本对“底限间岛”韩民拥有保护权，则意味“日本仍可以设立官署，施行政治，而为经营一切之基础”，与获得领土主权无所轩轾。中国谈判代表必须坚持，尽管日韩存在保护关系，按国际惯例中国境内韩民似乎应与日本人同归日本领事裁判，但“底限间岛”韩民大半已经编人中国国籍，属中国统治之下，无须他国保护。其余者，可与日本人同受其驻扎吉林领事管辖，没有理由再设立特别保护制度。中国目前应清查户籍，整顿民政，强化统治权力，同时应找出适当办法，拒绝日本要求。如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则可同意在“底限间岛”设置韩民杂居地，允许日本派驻专管领事，“以夺其口实，折其狡焉之心。”至于“底限间岛”至吉林的铁路敷设权，只要日本能确认中国对“间岛”的完全领土主权，事后真正允许敷设与否，主动权仍操纵在中国手中，不足为惧。宋教仁判断的利害关系和建议的取舍办法，基本上就是1909年阶段清政府对日“间岛”交涉的原则和手段。在领土问题上，无论日方如何在延吉制造事端，施加压力，中方始终以宋教仁考证的图们江边界线作为谈判的底限。即，在确认图们江为中朝界河的前提下，图们江上源边界的北限不能突破穆克登碑（日本称为定界碑）至石乙水一线。结果正如宋教仁所料，日方确实转变了谈判的重心，提出以承认中国对延吉领土主权为交换条件，中国须承认日本对图们江北越垦韩民的保护权，并要求与中国共建吉林至延吉再至韩国会宁的铁路。清政府为早日结案，决定在吉会铁路修筑权等相对次要事项上可以做出让步，但要求必须拥有对越垦韩民的完全的行政、司法权。清政府强调，按规定中国不准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领有土地，越垦韩民既然领有中国土地，其法律身份无异于华民。僵持不下之际，中国按预定计划，向日方提出将该案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合议，但日本坚持中日问题应在中日两国内部解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同意将“底限间岛”设置为杂居区域，并在杂居区内的局子街等四处地方开辟商埠，设立领事馆，但杂居区域垦地居住之韩民，必须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日本对杂居区韩民的“保护”，仅限于一般案件的到堂听审权、人命重案的知情和复审请求权。9月4日，双方谈判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称为“间岛协约”），喧嚣两年的“间岛问题”终于结案。
现有文献并未记载宋教仁对于“间岛问题”决议案的反应，但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心系中华民族安危、勇于担当的革命家，他一定会为自己能以学术戍边感到相当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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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璐]
收稿日期：2019-05-24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中朝边界与朝鲜移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5]第380号。
作者简介：倪屹（1968-），男，吉林梨树人，白城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东北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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