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型企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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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PEST分析法和五力模型对“城市矿产”的回收利用行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并以G企业为分析对象,对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进行SWOT分析、内外因素评价矩阵分析,以期为“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型企业提供发展策略。分析结果表明G企业的外部机会明显大于威胁,内部优势小于劣势。企业应加强利用企业外部机会和自身优势,规避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威胁和自身劣势。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应采用自主创新策略、纵向一体化策略、多元化发展策略、国际化经营策略。
[关键词] 战略分析;“城市矿产”;PEST分析法;内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中图分类号] F7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1-0107-10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质量提升阶段,国家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高技术矿产资源的匮乏对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造成严重的阻碍,同时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矿产”资源却与日俱增。大量的“城市矿产”资源堆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城市矿产”如蕴藏在汽车、通讯设备、家电、废旧机电设备、废旧金属以及塑料包装物中的高技术矿产,对其进行回收利用可以有效解决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瓶颈[1]。“十三五”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国家对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的高度重视,为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我国“城市矿产”回收行业起步较晚,相关理论尚不成熟,行业内低价值再生资源回收困难、回收企业难以为继、传统粗暴回收方式等现象普遍存在[2]。 “城市矿产”资源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国内回收企业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窘境。因此,对“城市矿产”回收企业发展策略的制定与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关于“城市矿产”资源回收行业的研究文献并不多。 “城市矿产”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南条道夫提出,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文正式提出了“城市矿产”概念,自此国内学者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研究。在“城市矿产”理论、政策研究方面,王昶、耿红军、姚海琳等通过收集研究从1987年到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对“城市矿产”的发展政策提出建议[3]。王昶、徐尖、姚海琳用实证和案例的方式对近年来“城市矿产”的理论进行梳理,指出经济利益仍然是回收企业的主要激励因素并通过构建回收网络和政策的运用来协调回收企业的经济利益[4]。王昶、孙桥、左绿水等结合物质流分析方法和生命周期分析法揭示“城市矿产”成矿机理,并对其分类评估,预测其开发潜力[5]。在国内“城市矿产”回收利用方面,徐雪松、欧阳峣根据产业集聚的内外动因分析产业的脆弱性结构和影响因素,提炼出脆弱性因子,并对其关键因子进行评价,为结构失稳提供防范性对策[6]。周永生、张俊通过对近几年铜资源的消耗情况进行研究,用定量方法来预测未来铜资源的消耗趋势,并给出关于持续发展的建议[7]。黄威、高庆先等通过2011—2014年我国废弃物回收量与二氧化碳减排量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温室气体减排效果明显[8]。周永生、高山通过基于O2O视角构建“互联网+回收”模式,进一步深化我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9]。在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矿产”探讨方面,周永生、张晓飞、唐珏等通过借鉴美国“城市礦产”的发展现状和采取的措施,提出国内“城市矿产”的对策措施[10];王昶、胡月昕、耿红军从主体、内容和开发举措三方面总结日本和德国对“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经验,为本国“城市矿产”开发利用提供借鉴[11]。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矿产”回收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收政策、回收网络及渠道构建、国内外回收政策等方面,针对回收利用企业的战略分析与选择的研究却很少。周永生、贺旋曾经对国内“城市矿产”的发展战略进行探讨,但其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对“城市矿产”回收行业进行战略分析,缺乏数据支持。因此,本文从“城市矿产”回收的整体策略出发,通过对回收利用行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并针对国内大型回收利用企业进行内外因素评价矩阵分析,旨在为我国“城市矿产”的回收利用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为制定正确的“城市矿产”回收利用的发展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 回收行业环境分析
(一)宏观环境分析(PEST分析)
文章基于PEST分析方法对“城市矿产”回收行业宏观环境进行分析,通过对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四方面的分析,探究“城市矿产”回收行业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并以此作为发展策略提出的依据[12]。
1.政治因素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总体布局,为“城市矿产”回收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17年被再生资源业内人士称为“政策元年”,在这一年相继下发了关于资源再生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如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确定在部分重点城市首先强制实行垃圾分类。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提倡完善多种“城市矿产”的回收网络渠道,建立适合产业发展的回收模式。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动固体废弃物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加强国内固体废弃物的回收管理。8月,原环境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一起下发《废轮胎、废旧衣服、废塑料、废电子产品等再生利用行业整顿清理方案》,加强对再生利用企业的“散乱污”等现象的清理。这些文件的下发在一定程度上为回收企业规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经济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技术矿产资源作为支撑。然而我国高技术矿产资源相对匮乏,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通过“城市矿产”资源的回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源短缺问题。伴随着我国家电、汽车行业等进入报废高峰期,资源回收企业获得了充足的原材料。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废旧机电、废钢铁、废塑料、废轮胎、废纸、废家电等中国十大废弃物的回收总量达到2.82亿吨。其中废玻璃、废电池、废纺织品的回收量同比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24.4%、46.7%、29.6%;报废机动车和废塑料回收量出现下滑的现象(见图1)。 3.社会因素分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也进一步催生出大量的“城市矿产”资源,为资源回收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回收市场[13]。同时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升,人们生态环保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为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国家也颁布一系列的资源回收利用政策文件,如《关于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文件,意味着政府对资源再生行业更为重视。
4.技术因素分析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城市矿产”回收行业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回收利用技术水平得到一系列的提升。2011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指出,加强再生金属资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力度,支持研发和创新新型再生金属的熔炼、节能环保技术、预处理技术装备。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提出要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立逆向物流回收体系,支持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立线上线下回收网络。《通知》还提出要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建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
(二) 行业竞争环境分析(五力模型)
制定“城市矿产”回收利用行业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环境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行业内外的形势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必须在客观上对企业的竞争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主动地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稳步发展。本文主要借助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14],从企业现有的竞争者、上游供应商、下游卖方、替代品和潜在进入者等五个方面来对“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型企业的竞争环境进行分析[15](见图2)。
1.潜在进入者
2006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再生资源行业准入条件》,规定新进入资源再生利用行业的企业必须符合节能、环保、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符合国家的资源再生企业的整体条件。同时新进的资源再生行业的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人才、技术设备和大批量高品质的废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新进入的资源再生企业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通过实行回收规模化来降低企业的回收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供应商
“城市矿产”回收利用型企业的废旧资源的供应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依靠从国外进口。2017年我国废纸、废钢铁、废塑料、废纺织品、废有色金属等五大类废旧资源的进口总量为3620.9万吨,同比上年下降9.9%。其中废塑料下降幅度最大(为20.7%)。废旧纺织品同比下降6.2%。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商务部下发的《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弃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见表1)。二是通过从国内众多回收个体手中对国内“城市矿产”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国内“城市矿产”资源的供应商主要是城市居民,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城市矿产”回收行业共回收再生资源2.82亿吨,同比增长11%,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主要有废电池、废玻璃、废旧纺织品,分别同比增长46.7%、24.4%、29.6%。
3.购买者
“城市矿产”的购买者多为以再生金属、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金属加工企业。自2017年国务院下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弃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来,国内金属加工企业只能通过回收利用企业回收的“城市矿产”资源来满足对原材料的需求。作为回收企业下游购买者的金属加工企业具有较少的议价能力,否则可能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所导致破产的窘境。
4.现有的竞争者
目前“城市矿产”回收企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家庭作坊式的回收企业。这类企业不管是在规模、经济和回收资源的数量上都不占有优势,且这种传统家庭作坊的回收企业技术设备比较差,回收可利用资源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16]。第二类是葛洲坝、格力电器、启迪桑德、格林美等大型回收企业。这类企業拥有雄厚的资金,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回收设备技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启迪桑德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外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回收利用型企业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需要不断创新,体现自己的优势,走差异化道路。
5.替代品
“城市矿产”回收企业产品的替代品主要有原生资源和材质本身的替代资源。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属于替代品的关系,两者本质上并没有差异,只是来源方式的不同,所以企业很难通过产品差异化来区别产品。唯一有差异的在于价格方面,当原生资源的价格远远比再生资源高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再生资源。但由于材质不同,使得再生产品的特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通过产品差异化的策略可以取得超额的利润。因此,通过自主创新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将成为回收利用型企业战胜其他资源再生企业的法宝。
三、G企业微观环境分析
G企业于2001年12月28日在深圳注册成立,2010年1月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是中国开采“城市矿产”资源、再生资源行业和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十多年以来,G企业在多个省成功建立了十六大循环产业园,下面主要以G企业为基础,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一)定性分析
本文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G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通过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企业自身进行分析得出,“城市矿产”回收利用行业应充分利用国家对回收行业的大力支持,通过技术研发、设备的更新以及高端人才的引进对“城市矿产”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坚持自主创新的精神,打造企业整体的差异化,增加自身竞争能力,以此来消除来自行业中的其他企业的威胁。
(二)企业外部要素评价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是一种从外部环境来判断企业战略的一种方法,它主要是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中找出关键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组织G企业中各个阶层的管理者,根据这些要素对企业获得成功的影响程度赋予权重,并根据G企业现状对其要素的反应程度进行评分,权重从0—1分别表示“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评分从1—4分别表示反应很差、反应为平均水平、反应高于平均水平、反应很好。一个企业所能得到总的加权评分为4、平均加权评分为2.5、最低评分为1。其中总加权平均分为4表示企业能很好地利用外部的机会而规避威胁。总加权平均分为1表示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外部机会来规避威胁。基于以上G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本文运用外部因素评价(EFE)矩阵对其外部影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以此来判断现行的G企业战略是否充分利用自身外部优势来规避风险,如表3所示。
G企业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总加权得分为2.71,其值明显高于加权平均值2.5,表明G企业虽然能够利用外部机会以规避威胁,但是仍然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三)企业内部因素评价
企业内部因素评价(IEF)矩阵是指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中寻找影响企业战略制定的关键因素,其主要从企业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出发,评价其关键因素对G企业的战略制定的影响。具体方法和外部因素评价矩阵一样,如表4所示。
由表4所得,G企业内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总加权得分2.26,明显低于平均加权得分2.5。表明G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企业自身优势来规避劣势。因此G企业应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加强对自身优势的利用,同时规避劣势。
四、 G企业发展策略
由上述对企业外部因素评价分析矩阵可得总加权得分为2.71,其值超过平均加权值2.5,可以得出“城市矿产”回收企业的外部机会大于外部威胁,所以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必须把握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会,避免外部环境带来的威胁。由企业内部因素评价分析矩阵得出其加权得分2.26,低于平均加权值2.5,结果表明再利用企业自身的优势小于劣势。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利用企业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据此,文章提出以下策略,为资源再生型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采用自主创新策略
回收企业应在政府支持的基础上,引进高端人才,不断采用新的回收技术和设备,提高“城市矿产”的回收利用效率。同时,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资金支持,研发出更有效率的回收设备和技术,提高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努力将企业打造成为该行业的领军者。
(二)采用纵向一体化策略
目前,“城市矿产”回收企业多以家庭作坊为主,粗暴野蛮的回收方式进一步导致目前可回收的“城市矿产”资源进一步短缺,而且极易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资源再生企业应通过兼并这些家庭作坊,促使产业链上游“城市矿产”的回收体系更加规范,提高企业自身对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实行纵向一体化战略的企业不仅有利于信息的及时有效的传递,减少传递过程的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减少运输费用,降低成本,而且一体化战略可以提高企业差异化能力,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三)采用多元化发展策略
回收利用企业采取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可以通过联合采购,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成本,減少运营的风险。长期多元化战略容易使资源再利用企业形成范围经济效应,不仅节省企业的成本输出,而且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地位,塑造自身企业的品牌效应。相对于竞争对手,采用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拥有更加雄厚的资本,采用低成本战略迫使竞争对手退出行业,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占有量,提高竞争能力。
(四)采用国际化经营策略
资源再生企业应充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不应该只关注本国市场,而应加大国外市场开拓力度,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增加对高端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加快再生资源深加工的步伐,以此来拓宽资源再生企业的业务,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曾现来,李金惠.城市矿山开发及其资源调控:特征、可持续性和开发机理[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48(3):288-298.
[2] 姚海琳,张翠虹.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效果评估[J].城市问题,2018(11):12-20.
[3] 王昶,耿红军,姚海琳,等.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5),92-101.
[4] 王昶,徐尖,姚海琳. “城市矿产”理论研究综述[J].资源科学,2014,36(8):1618-1625.
[5] 王昶,孙桥,左绿水,等. “城市矿产”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2):117-125.
[6] 徐雪松,欧阳峣. 我国“城市矿产”产业集聚脆弱性评价及对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6(3):122-125.
[7] 周永生,张俊. 我国“城市矿产”发展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2013(6):34-37.
[8] 黄威,高庆先. 中国“城市矿产”开发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分析[J].温室气体排放,2017,13(1):76-82.
[9] 周永生,高山. 创新驱动下基于O2O视角的“城市矿产”“互联网+回收”模式构建研究[J].产业经济,2015(4):29-32.
[10] 周永生,张晓飞,唐钰,等. 美国“城市矿产”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15):59-64.
[11] 王昶,胡月昕,耿红军.日德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实践及启示[J].城市问题,2018(4):94-103.
[12] 周永生,贺旋.我国“城市矿产”发展战略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11):70-75.
[13] 郭学益,严康,田庆华. “城市矿产”大数据应用展望[J].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6,7(6):94-99.
[14]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J].陈小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1997.
[15] 刘圻,雷雪勤,杨惠元,等.企业竞争力与现金流战略关系研究——基于五力模型框架下问卷数据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5(10):120-128.
[16] 彭花,贺正楚,潘红玉. “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政策创新[J].矿产研究与开发,2016,36(8):105-109.
[责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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