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片区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文化景观相继占用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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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相继占用是不同阶段的不同民族对同一土地利用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土地文化景观不同的现象。基于相继占用理论对巍山片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景观演变的7个过程研究：历史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社会制度过程、生产力发展过程、少数民族发展过程、文化意识与心理过程进行研究，其中历史过程、政治过程和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人为活动，对滇藏茶马古道文化景观形成有比较重要的持续性影响。
　　关键词：相继占用;滇藏茶马古道;文化景观;少数民族;巍山
　　文化景观综合自然与人文双重影响并因人类活动影响有着阶段性变化，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的相互关系。惠特尔西等（Whittlesey&Se-quent）[1]据此提出“相继占用”理论，这一概念多被用于人文地理学研究，在风景园林领域运用较少，仅詹丹阳等[2]运用相继占用概念，通过农业景观形成的6个过程，对易武茶马古道文化景观进行了研究。
　　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斯宾塞（Spencer J E）和霍尔瓦斯（Horvath R J）[3]认为人文因素对农业发展有导向作用，他们分析了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3个农业文化区，德布利耶（De Blij）等[4]總结出了这些文化区演变的6个驱动力是心理过程、政治过程、历史过程、技术过程、农艺过程和经济过程。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文化景观变迁受到多重历史因素影响，仅用德布利耶等[4]总结的6个过程来研究巍山的文化景观相继占用过程，未能全面概括巍山的历史演变内在动因。根据肖遥等[5]对英国乡村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中，生产力、社会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因素、文化意识形态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内对河西走廊这一线性文化景观的研究中提及到不同的少数民族对土地利用的形式的不同，也会对文化景观形成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6-7]。结合以上这些研究和巍山本地的地域条件，本研究以历史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社会制度过程、生产力发展过程、少数民族发展过程、文化意识与心理过程七大因素展开研究。
　　1 研究地概况
　　巍山古城历史上是滇藏茶马古道重要驿站，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南部。巍山县域面积2266km2，下辖6乡4镇，西北自东南有2处平坝地区，是主要人口聚居地。巍山县内有哀牢山和无量山2座山脉，其中无量山脉是巍山境内茶叶的主要分布区。巍山县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降水量较为丰富，应运而生的野生动物资源和名贵药材资源众多，这些资源是明清时期对外贸易中的特色商品。
　　1.1 巍山片区物质文化景观概况
　　根据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统计，巍山全县共有国家、省、州、县四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8处，其中国家级2处、省级4处、州级3处、县级49处，这些都是重要的物质文化景观。
　　巍山县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古道沿线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大多是因古道的发展带动形成的聚落，除此之外还有生态茶园、马店、骡马交易市场和马如骥故居。
　　1.2 巍山片区非物质文化景观概况
　　巍山片区被列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彝族打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高台灶火等4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巍宝山歌会等11项。
　　2 基于“相继占用”理论的巍山县文化景观演变驱动力研究
　　“相继占用”理论提出了一种以看待文化景观变化的思路——以时间维度分析造成同一地区景观变化的人为原因。对于巍山片区文化景观“相继占用”的研究是探明其文化景观变化人为原因的途径，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土地利用的方式的更替，研究巍山区域人类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对景观变化进行预测以达到保护景观的作用。
　　2.1 历史过程
　　巍山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滇池国范围。唐初六诏兴起，巍山属蒙舍诏。《蛮书·卷三·六诏第三》中写到“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宋朝先后设立开南县和蒙舍镇，此时的蒙舍诏疆域辽阔，甚至统领开南、威远（今临沧和思茅地区）。元朝经历了升蒙化舍为蒙化府再到蒙化路又降为蒙化州的曲折历史过程，巍山以蒙化州的建制一直延续到了明正统十三年（1448）又升蒙化府，民国三年（1914）改蒙化府为蒙化县。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成立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了纪念蒙化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巍山县政府在2009年于巍山古城修建了“茶马古道重镇蒙化”纪念石碑[8-9]。
　　元朝时期十分注重站赤的设立，《经世大典·站赤篇》中记载：“站赤者，国朝驿传之名也。”在元朝，驿站主要功能是给官府通报边情、传递朝廷指令，据此发展起来了很多聚落。元朝内地移民浪潮带来的回族人民从建筑房屋、服饰、生产方式都与本地居民完全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给巍山的文化景观注入了一些伊斯兰宗教元素。同时逐渐稳定的边境需要大量粮食，于是开始大面积“置军屯田，以代驿传”，平坦的地区被大面积开发成农田，加之明代大力推广民屯和商屯，巍山一带开发了大量的矿区和农田，形成了新的景观格局[10]。
　　明清时期的巍山，涌现了一大批以赶马运输为生计的马帮部落，带动了云南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近代抗战时期，马帮的驿路也成为辅助战争运输的道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2.2 经济过程
　　从南诏国时期开始，蒙化（今巍山）一带对外贸易就已经呈现繁荣的趋势。在六诏割裂的历史时期，只有蒙舍诏与唐王朝有政治和经济的往来，加上唐朝欲借南诏力量收降其他五诏，便大力扶持蒙舍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皮逻阁统一六诏以后积极发展文化，引进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发展贸易。但这政通人和的景象没有维持太久，逐渐壮大的南诏势力让唐王朝开始担心南诏国成为第二个吐蕃国，鲜于仲通代表唐王朝南征南诏，《旧唐书·南蛮传》中记载：“阁罗凤乘衅攻陷巂州及会同军，西复降寻传蛮。”反映了南诏与唐王朝关系破裂。在吐蕃势力和唐朝势力夹缝中的南诏国，想要寻求稳定发展就只能依附于吐蕃了。唐玄宗时期属于吐蕃体系的南诏国意识到了和吐蕃联合向唐王朝扩张会对南诏国造成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忍受吐蕃的剥削压迫陷入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窘境。在清平官郑回的劝谏下，南诏王异牟寻开始寻求与唐朝的和解。在整个唐朝时期，巍山经济受制于与吐蕃和唐王朝的关系亲疏，也是在与吐蕃和唐王朝经济往来的过程中，茶叶与马匹显得尤为重要。 　　滇藏茶马古道著名的“三进三出”茶叶集散地就是巍山，明清时期的巍山是中国西部棉花进口的集散地，有“花行”的称号。茶马古道不仅仅运输茶叶到西藏，也将国外洋货运人国内，将国内山货特产销往国外。随着贸易往来不断的发展，巍山的商户们设立了“永顺祥”“庆新”“福和”“协义祥”等商号。这些商号不仅仅在云南设置分号，还在广东、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号，其中“协义祥”甚至把分号开到了香港，可见这一时期巍山的贸易发展得十分迅速。
　　2.3 政治过程
　　受云南地形限制的影响，直到庄跷人滇，才与中原地区有了交流。秦汉时期对滇进行的大规模修路，置吏招抚，通过各种方式打通了与云南沟通的线路，这个时期巍山开始和中央有了政治上的联系。西汉时期设置邪龙县打开了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巍山的局面，《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这个时期的云南一带入口描述为：“皆编发，随畜迁徙。”汉武帝设置郡县无疑是推进了落后社会的发展。
　　隋朝至唐初，随着云南与封建王朝越发密切的交往，中央对巍山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南诏国时期，云南被中央政府划分为多个都督府，西南地区在交通上十分畅通。天宝战争后，南诏国形成可以與中央和吐蕃国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唐朝的西南战略就此搁置，以“清溪官道”为首的交通线路也不如从前顺畅。两宋时期政治格局较为稳定，中央对边境的治理较为保守，而大理国也没有频繁向外扩张，因此各民族之间交流频繁，但由于宋朝吐蕃势力逐渐衰落，大理国与吐蕃之间的贸易活动有所减少。元朝大面积推广行省制度，以及在云南推行土官制度，少数民族的首领进京觐见可乘驿，这从政治层面上又对古驿道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滇藏茶马古道与缅甸交通最畅达的时期是明朝，中央政府在云南五井设立“盐课题举司”，并修建驿道驿站，意在与缅甸割据势力保持藩属关系，这些政治策略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云南的盐、茶、马贸易。巍山这个时期涌人了大量汉族，边民互市迅速发展起来。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处于战乱频繁的境况，为了稳固边疆，雍正时期中央政府对云南实行改土归流，巍山改为蒙化土知府。面对频繁战事，清政府实行了“尽行镯免派”等薄赋轻摇的政策，并给商人和长途贸易者减税。康熙十二年甚至减免了“小民肩挑者”的赋税。巍山回族的马帮在这种政策条件下得以迅速壮大，商号堆栈的发展到达高潮[11]。
　　2.4 社会制度过程
　　巍山不同于中央地区普遍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偏远的巍山人民用物物交换的原始形式进行频繁的商品贸易。南诏国时期，巍山少数民族地区十分鼓励商品生产，以茶叶、马匹、织物、矿石等物品与内地交易形成的“茶马互市”是茶马古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少数民族以贸易为主的节日、集会是促成茶马古道商贸活动的因素之一。如“三月街”“姑娘节”等。这些以贸易为主的节日会吸引很多善于买卖的少数民族前来交易，商人们的互相沟通既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另外，巍山地区的回族内部社会等级分化严重，其与其他民族生活习惯差异大等原因促使回族走上经商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前，巍山的回族有一半以上从事商业和贸易，所占比例较其他民族高。
　　云南的少数民族马帮因其内部严密的组织和精良的训练，与汉族马帮有着本质的区别。少数民族马帮有很多规章制度不可逾越，回族马帮一般偏向与第一次合作的老主顾合作，彝族和白族马帮更能适应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习惯，要求马帮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尊重沿途的老人和妇女，对唱山歌时不能唱淫秽下流的歌词，彝族人认为这样会触怒山神，不利于长途跋涉的安全。彝族、回族和白族各自的信仰和原始宗教为马帮运输货物增加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制度，成为滇藏茶马古道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烙印[12]。
　　2.5 生产力发展过程
　　唐初的《西洱河风土记》中曾这样记载：“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奈。”初唐巍山周边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作物种类众多生产力较为先进，虽然土地开垦范围广大，但仍是精耕细作的耕种模式。唐朝开始有对巍山种植茶叶明确的记载，“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描述的是巍山一带入民饮茶的习惯，在这个时期，茶叶如同一味调味料，与如今的饮料概念相差甚远。大理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极为不均衡的，巍山地形多样，彝族所居住的山区不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是能养牛马，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其用牛马抵扣粮税，这也从侧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滇马养殖这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
　　明朝在“改土归流”和实行“军屯”的社会条件下，汉族迅速融入到了回族和彝族聚居的巍山，并带来了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和各色商品，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转变成为封建地主制经济，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这个时期巍山由学习巴蜀地区茶叶种植技术转向学习江南地区种植技术，为了马帮运输的方便，从景谷一带习得了沱茶的制作工艺。
　　从滇马的养殖来看，巍山自古就是滇马的产地之一，《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上》写到：“越睒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睒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大理国时期，矮脚滇马已远销各地。元朝时期大量北方来的军队涌人，滇马通过与北方马种杂交品质得到提升，这种体型矮小却身形健壮的马匹能适应云南复杂的地形，适合马帮长途运输。巍山养马业发展经久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充分利用了云南的山区天然牧场，更是因为某种程度上贸易的需要。
　　2.6 少数民族发展过程
　　《蛮书》中记载：“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由此可以看到，沙壶和乌蛮作为彝族早先的族源就已经存在，是巍山最早存在的民族。普遍认为，另一个滇藏茶马古道巍山片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回族出现的时期为元朝。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平大理，南下的这支军队大多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波斯信仰伊斯兰教。大观楼长联中“元跨革囊”一词描述的就是回族人进入云南的场景。这一批以赛赤典为首领的探马赤军，为驻守平定下来的地盘便驻守在蒙化一带，形成了如今大、小围埂、东、西莲花和回辉登、三家村一带形成的原因。其中三家村原名赛家村，是赛赤典后人主要居住的地方。回族居住的地方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村子中心都会有清真寺[13]。 　　最先占用巍山一带土地的民族是彝族。西汉时期的彝族人民开始从游牧生活转为从事农业生产，定居在巍山的平坝地区，在政治上鲜有争斗。明代以后的彝族离开平坝，迁往高山，在山区种植茶叶，养殖牲畜。在茶马古道的茶叶种植和畜牧业发展史上，彝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民族。
　　白族先民作为南诏政治权利的主导民族，唐朝开始从洱海周边迁人巍山，带来了先进的纺织工艺和建筑工艺，但这一时期的白族人口较少，大多被彝族同化。现如今巍山的白族人口是明清时期进入巍山的。喜洲一带的白族商帮也在近代给巍山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对推动茶马贸易有一定贡献。
　　巍山的回族在云南马帮中久负盛名。巍山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惯禁忌较多，与其他民族生活习惯差异大，加之平原地区的耕地较少，巍山回族谋生的途径较少，于是大多都选择外出奔走经商。《圣训》中提到“运输货物的商人，是得到主慈悯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鼓励经商，教义要求他们诚实守信，在宗教力量的约束下，巍山的回族马帮发展成组织严密，对内团结，对外诚信的经商队伍。
　　2.7 文化意识与心理过程
　　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人文环境与群山环绕、交通不便利的自然环境双重影响下，巍山地区人民普遍内心单纯，在农耕经济的影响下普遍行为保守，做的生意是小本买卖。在唐朝时期，南诏与吐蕃、唐王朝之间复杂的关系与战乱导致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了战争的冲击，人们开始寻求其他聊以维持生计的方式，滇马体力好、适合长途跋涉，云南茶叶香醇回味甘甜，于是有人赶着马队向需要茶叶和其他山货的地方进行贸易。这种从自给自足到勇敢走出自己家园的心理转变，正是马帮和茶马古道发展的原因之一。
　　巍山汉族、彝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并没有产生激烈的民族战争，各少数民族都渴望稳定和平的生活，于是呈现了民族和谐共荣的景象。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带货游走于山区的彝族和苗族中，又穿梭于平原的回族白族汉族的巷弄间，茶叶、扎染布料、兽皮、棉花、纺纱、鲜梅等各民族的特色农副产品互相交换，也成为了维系民族和谐共融的纽带。这几个少数民族都是开放包容的民族，这种融合的心态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
　　3 结论
　　滇藏茶马古道巍山片区文化景观形成受到了历史各因素的影响。新旧王朝的更替会带来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对边境贸易或支持或限制，都从宏观上影响着茶马贸易的进行。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稳定与否与茶马贸易有着直接的联系，政通人和则马帮兴盛，社会动荡茶马古道则承担起运输生命线的重担。
　　彝族最先来到这片土地，他们的原始与蛮荒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了汉族人迁入的影响，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元朝的回族人民与其他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于是回族通过对外经商来维系日常生活，这大大促进了滇藏茶马古道贸易形成。不同的民族在巍山创造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景观，汉族带来的茶叶种植新技术迅速提高了少数民族种植茶叶的产量，彝族的畜牧业长期的发展，也是滇马在茶马古道上极富盛名的形成因素。不同的民族在巍山对巍山土地利用的不同形式，造成了巍山文化景观在不同时期的多样变化，滇藏茶马古道在巍山的形成与发展也受到了這些民族的深远影响。
　　由于地形地貌的影响，云南一带自古以来交通就不发达。巍山作为滇藏茶马古道云南段的一部分，能围绕茶马古道形成这样灿烂的文化景观实属不易。在相继占用视角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景观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的演进都为滇藏茶马古道巍山片区文化景观形成刻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收稿：2019-11-24）
　　注释：①根据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实地调研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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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滇藏茶马古道云南段古村落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景观格局保护研究》（项目编号：315602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满（1995-），女，汉族，云南昆明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宋钰红（1970-），女，汉族，浙江嵊州人，教授，研究方向：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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