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观察中国制造业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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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依据该普查提供的制造业现状宏观数据，结合最新中国企业综合调查报告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通过微观与中观的对比，力图多角度分析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现状与发展趋势。
　　2019年11月20日，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公布。
　　不同视角下我国制造业现状
　　普查显示，2018年末，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345.1万个，比2013年末增长43.2%。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7255.8万人，比2013年减少2005.0万人，下降10.4%。但比较从业人员总人数，按行业分，制造业为10471.3万人，占27.3%，仍然处于第一位。
　　从营业收入看，2018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294.6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占48.8%，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占51.2%。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2018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92923.0亿元，比2013年末增长32.4%。负债合计783365.8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85269.9亿元（详见下表）。
　　战略性新兴产业法人单位66214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7.7%。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33573个，2018年末比2013年末增长24.8%;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9.5%，比2013年提高1.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方面，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经费支出3559.1亿元，比2013年增长75.0%;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8.4%，比2013年提高2.9个百分点;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2.27%，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93个百分点。
　　从事制造业人数明显减少，但产业总人数仍处在第一位，而且總资产增长，由此可以判断，制造业规模以及规模效益在扩大，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提升，技术贡献率在不断提升。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不论是法人单位数量（包括从业人员数量）还是经费支出，都有明显增长。
　　普查从宏观角度观照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情况，而在2020年初发布的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报告（2015-2018，以下简称报告）则从微观角度剖析了我国制造业的现状问题。
　　比如在研发投入上，报告与普查的总基调是一致的。报告显示，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在2015-2017的三年间平均增速达15.4%。同期，被调查的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从1.8%增长到2.2%。就平均研发强度来说，与法国等发达国家持平，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以0.2%的平均增幅计算，到2019年已有些微领先，但相比美国、日本等仍存在差距。从增长趋势上看，创新投入的效益日益明显。由此带来的研发投入意愿增强，正进入正循环，其标志就是新产品销售占比不断提高。2015年，新产品销售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为24.6%。2016年为26.4%、2017年为29.1%。更可喜的是，新产品的含金量在持续提升，正走在提质增效的道路上。2017年全国领先的新产品销售额占比达到了12.6%，相比2015年提升1.2%。在创新的形式上，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最为突出。其中，工艺创新的企业占比达64.2%，有产品创新行为的企业占比为59.5%。如果留意，在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发现新产品，如雪球夹，以及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
　　与此相互呼应促进，制造业水平、质量和品牌意识都在提升。2015-2017的三年内，质量投入有明显增长的企业占到80.7%，质量水平有明显提升的企业为85.4%。需求成为推动质量提升的第一力量，占比为43%，均高于技术、管理、市场竞争等因素。由此判断，需求拉动的能力处在增长之中，是一个极为积极的趋向。对于质量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企业的共识，不再是研发部门唱独角戏。数据显示，参与产品创新提升质量的人员中，管理层占比40%，高于研发人员。质量意识提升的主要表现则是品牌意识的不断增强。2017年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占47.3%，较2016年提升了2.3个百分点。其中，质量提升中的障碍因素仍很明显，主要是正向激励制度有待完善，以及知识产权受到侵犯。
　　从制造业智能化来看，机器人的应用已成为明显趋势。在生产端，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占比在2015年为8.1%，2017年增至13.4%。2015-2017年的三年间机器人投资的年均增速高达57%。机器人替代了3.3%重复运动和体力要求的常规操作型任务。最近两年的情况虽然没有体现在此次调查中，但增长已呈现加速度的变化，问题不再是上不上机器人，而是如何更大程度上使用机器人。
　　智能化对制造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报告显示，43.2%的受访企业经营与管理决策很大程度或完全依赖于数据。具体表现在，70.5%的企业每天均使用数据进行决策，23.7%的企业至少每周或每月均利用数据做决策。
　　在制造业营商环境上，诸如审批天数、工程建设天数、供电和供水能力等“硬环境”已基本追赶上世界标准，但很明显的是“软环境”亟待改善，例如政府评奖、解决民众投诉等时间和资金成本并没有明显降低。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知识产权保护成本高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下面，再从中观维度考察一下制造业不同行业的现状。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过去十年，整体销售呈“N”字型走势，2006-2011年持续增长，2012-2016年受产能过剩影响逐年下滑，到2017年再度回升，销量为21.7万台，并跃居全球第一，占到全球销量的1/4。但183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仅为美国（286亿美元）的2/3。这背后就是单台价格的落差，中国的均价是8.4万美元/台，美国是16.5万美元/台。这样的价差，与贸易结构紧密相关。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进口过分依赖于日德，也就是说出口集中在制造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对制造业先进国家的出口比重极低。对亚洲的出口占比近一半，但对日出口仅为5.7%，对美出口也仅为12.1%。从日本进口占比35%，从德国进口占比16%，日德两国占比过半。 　　高端装备制造业（仅以工业机器人为例）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2001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7.8万台，中国仅有700台。但中国工业机器人从2009年的5500台飙升至2017年的13.8万台，这期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50%。而且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比重升至3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先进制造业国家没有差距，只是差距在迅速缩小。在存量上，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仅为13%，略高于德国和韩国，但远低于美国和日本;在质量上，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仅为97台/万人，虽然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日本、德国与韩国。在中国汽车行业工业机器人密度仅为505台/万人，不到美日德等国家的一半;技术上的差距最大，如工业机器人的关键技术谐波减速器、RV减速器、电焊钳、焊缝追踪等，均是日本绝对领先，接近甚至超过70%的专利技术都被日本控制。美国仅在3D视觉控制等方面、中国仅在涂装轨迹规划技术等方面与日本形成均势。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航空航天工业与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现状基本类似。另外，比较相似的行业还包括电子产业与高端机床，以及精密测量仪器领域。从坏的方面说，容易被人卡住脖子;从好的方面说，制造业产品高端化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从中国经济处于稳定运行期看制造业现状
　　前面所说是制造业本身的现状，但把制造业放到中国经济中去观察，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高质量发展是应对经济全球寒冬的好办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速度是中高速，正在稳下来或者说已经在底部，这个稳定期大概是十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如果能够保持年均6%甚至5%的增长，即增长总量持续排在全球第一位的态势，只要步子更稳健，尤其是质量稳步提升，会带来国内国外市场的双扩大：一边是国产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稳步替代，一边是国产制造业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份额增加。目前的增速回落是中国经济过去10年总体回落态势的自然结果，它与投资拉动效应逐步递减相表里。如果要寻找回落的原因，那么从改革开放伊始看过来，中国经济经历过前所未有的30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之后转向中速增长不过是自然调整的过程。在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能率先回升、一枝独秀，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接受奇迹，就要承认它不是一个常态。现在正是中速增长的稳定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之所以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是有多种原因的，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对此，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解释不了，首先30年的高速增长就超越了这个理论。
　　具体说，一是最基础的工业化阶段的需求峰值已过，新的需求未成气候。从总体上说，2011年前后出现了出口峰值;2013年前后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量峰值;2016年前后出现了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峰值。与之相应，适配的重要工业产品也迎来了需求峰值。需求峰值之后，整体经济增速进入高位平台上的逐步回落通道。仅以耐用消费品为例，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放缓，新的需求短期内难以形成气候。尽管“三驾马车”出现回落的时间区间有所不同，但先后回落的结果都出现了，导致经济增速回落。投资拉动的作用不彰，症结在需求。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产生了变化。从2012年起，中国适龄的15-59岁劳动人口每年减少200万人，近年更是出现了加速减少的趋势。老龄化加快实际上是表象，深层原因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不能匹配工作需求。不惟农民工如此，大学生也不例外。这是中国经济回落的一个原因，而不是稳增长稳就业的结果。这个思路恰可以解释招工难，尽管经济在减速，但总体的就业形势仍然稳定，当然也不是说中国的就业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不适应。对制造业来说，是技能工人的数量不足导致增长动力不足，而不是增长回落导致了劳动力缺乏。
　　三是推动经济加速的技术减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需要大量的工业技术。前30年，不论是引进技术，还是自主技术都是全面开花结果，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加速发展。那个时期，中国是“跟跑”，到现在相当多赛道是“并跑”，甚至“领跑”。结果是，不仅你自己的技术在进步，世界上可应用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技术驱动增长的速度也就回落了。
　　四是所能利用的资源不足。经济高速增长所消耗的资源巨大到已臨峰值。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已达极限，已被污染的环境难以容纳新的污染物排放。整体上，资源与环境已不能承受持续的高速增长，必须调整。
　　五是创新滞后是比较顽固的原因。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的成果并不突出。近几年，比较热闹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VR/AR，都是四五十年前就有了概念性的东西。可以说，我们热衷的创新是创新的应用，而不是创新的创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在依靠成本优势代理欧美品牌获取利益。这个路径依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2019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诸多国际经贸摩擦事件教会我们研发创新技术才是核心能力。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势在必然，制造业也不例外。第四次经济普查预示，即便2020年中国经济以略低于6%的增长速度，仍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接下来的近十年，会在5%-6%小幅波动中保持增长。
　　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看制造业的现状与趋势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降低，而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则在上升。这个趋势，为中国制造业更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但实际情况与此有明显差距。
　　中国在 2013 年已跃居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拥有 110家《财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上基本与美国相当。无论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还是作为对外投资来源国，中国都稳居全球前两位。
　　中国2018年的GDP已达到美国的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约占全球总量的16%。
　　也是在2018年，中国的《财富》500强企业有129家（含台湾省与香港地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美国的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省的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含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旗鼓相当。 　　但是，在世界500强中比较，中国企业盈利指标仍然较低。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为43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35亿美元。如果与美国企业相比，则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差距。
　　其中，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也处于劣势。上榜中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低于美国企业的7.7%和全球平均的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15%，也低于全球平均的12.1%。
　　不过，一个好的变化是，中国企业在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上已扭转了下行趋势。此外，与世界500强横向比较，2018年中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与净资产两项指标与世界500强企业数值基本持平;与传统经济强国相比，在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上已经不输日本、英国、法国与德国企业。
　　在利润方面，中国和美国在银行业之外的大公司利润水平差距显著。108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19.2亿美元。美国除银行外的113家企业平均利润却高达52.8亿美元。
　　同样，中美500强企业在“跨国程度”上差距明显，也就是在全球竞争力上落后，整合全球资源，构建全球价值链能力不足。比较来看，中国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均来自本国市场。中国的全球性企业海外营收的比例不足20%。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
　　尽管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有限。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总量位居全球第八，仅为美国的20%，这与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体量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则处在工业化阶段。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可以引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 MGI 连接指数”来进行评价。这个指数是根据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情况来排名，2017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连接程度居全球第九。
　　另一组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上升，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有所降低。中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2000年是1.9% ，2017 年增长到 11.4% 。2008 年中国贸易净顺差占 GDP 的 8%，10年时间，到2018年已降至 1.3%左右，大大低于德国与韩国的 5%-8%。全球有33 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 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进出口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埃及、巴基斯坦与南非等。
　　在这种现状下，中国的国际金融参与度存在短板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趋势。2018年，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中与债券市场中的占比均只有2%左右，在股票市场中也只有约6%。2017年，中国的资本流动输入和输出总额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这与金融是把双刃剑不好把握有关，更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密切相关。但是，国际金融参与度越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会越高，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也会降低。据估算，其间的经济价值大约在5万—8万亿美元。这对制造业的未来影响不可低估。
　　关税税率面临降低的趋势，中国加入WTO以来，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约9%。但2017年波动到10.6%，2018年进一步降至7.5%。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 2017年的平均关税仅为3%-4%左右。中美贸易摩擦在最近取得阶段性成果，预示着向好的趋势。从最初的零和游戏，到我赢你输，到我不能赢你也不能赢，再到双赢，是博弈的最好结果。只是在“双赢”的大趋势下，紧张扰动甚至是剑拔弩张仍然不可避免。
　　这很大程度上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有关。正是对此有了清醒认识，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猛增到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核心技术如半导体和光学设备等仍需进口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观。对美德日的技术依赖，短期也难以解除。因为有超过一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流向了美国（31%）、日本（21%）和德国（10%），集中度過高。
　　影响制造业的自然环境与营商环境趋势向好，但仍需付出巨大努力去改善。
　　产品结构上的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电动汽车、电子与机械设备、纺织服装与家具等仍能保持优势。药品贸易、汽车贸易、半导体消费依赖仍将是劣势。
　　因此，正如前面提到的，技术突破是制约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消费升级已经开始。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实际为负。中国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诸多消费领域，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超过30%。多方较为一致的预测是，从目前到2030年的消费增长可达约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两倍于印度与东盟的总和。与消费升级相伴，未来趋势是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相当强劲。考虑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度在增强的趋势，目前眼见的加强从美国的进口，一定程度上将使中国对应的行业经历阵痛，制造业必将面临残酷竞争。
　　为了更好应对残酷的竞争，中国制造业就要持续升级。竞争本身也容不得半点懈怠。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都如火如荼地走在升级的道路上，但因为是后发国家，一直在追赶，弥补差距。越往上走，竞争对手越强大，难度也就越大，阻力也会层出不穷。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结构偏重，但必须从这样的产业结构往上进击;技术含量相对不足，但进一步的升级，也要靠现在的技术基础。
　　总的路径就是高质量发展。在失去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高速增长结构性动能之后，必须匹配中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这要求制造业获得推动增长速度为中速、增长质量为高质量的新结构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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