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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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江氏家族是日本平安时代名闻遐迩的文化世家，公元7-8世纪中国科举制的东传为大江氏家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大江氏家族自始祖大江音人以来，读书应举，十一世父子、兄弟连第，可谓是英才迭出。研究大江氏家族的贡举参与不仅有益于剖析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原因，还能把握大江氏家族与日本贡举制特征的内在关联性，挖掘贡举制度无法根植在日本社会的泉源。
关键词：大江氏家族;平安时代;文化世家;贡举
中图分类号：K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1-0056-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1.007
一部中国科举史，是凝聚着无数古代学子家国之梦的奋斗史和成长史，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忠实记录者与传播者。这项官吏选拔制度吸引了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和越南。他们纷纷效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举取士之法。正如学者李卓所言，“日本的贡举在称呼、基本原则、实施程序等方面多有相仿唐朝之处，足以说明律令时代的日本在隋唐制度的影响下，确实实施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科举制度，而且，对汉学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1]
历经唐风文化高扬的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至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前期，日本治世平稳，社会进步，特别是在“文章经国”的时代环境下，以中国汉唐律令文化为根干的唐风文化仍存在压倒性影响，汉学隆盛，官学教育发达，并迅速产生推崇汉学、积极贡举之风。也恰是如此的大背景下，日本贡举制度才具有了崛起、发展的社会条件。757年，日本古代法典《养老律令》颁行，日本贡举制度在法律体系上始成定制。至1177年作为贡举考试阶梯的官学大学寮的烧毁，粗略推算，日本贡举制度的施行年数约为421年。若考虑《养老律令》是以颁布于701年的《大宝律令》为基础进行完善的话，那么日本贡举制的开始时间又当早于此。日本贡举制度效仿唐代常举科目①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科，大学寮中的书学生与算学生也可凭学登第。平安时代前期，文采飞扬，人物风流，像大江音人、菅原道真、春澄善绳、三善清行等出身贡举的人士，也都是当世出色的文人官僚。对日本贡举制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日本贡举制的发展路径，还有助于对日本古代社会的再认识。
大江氏，即日本平安时代久负盛名的大江音人家族。纵观平安时代，大江氏经历了近400年的发展繁衍，参与贡举对于大江氏家族具有决定性意义。大江氏是通过参与贡举而上升的家族，也是通过贡举获得国家政治资源的家族。本文以大江氏家族为考察对象，重新对该家族进行审视，并增强对日本贡举制世袭化的认识。
一、 大江氏家族与贡举起家
日本在大化改新后，进入全面学唐时期。学制上，在中央以唐六学为蓝本建立大学寮，在地方设置国学，开启了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先河。大学寮隶属式部省平安时代，律令官制的最高机关是太政官，统括八省（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宫内省），处理政务。式部省掌管大学寮和图书寮，负责内外文官的名帐、考课、选叙和策试贡人。，是以律令官吏养成为主的高等教育机关。大学寮学生的入学资格是“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2]262。在位阶制下，将“五位”视为贵族与否的标准，“五位以上子孙”允许入大学寮学习，是律令贵族特权的充分彰显。“东西史部”多是5-6世纪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他们职掌文书事务，大学寮在设立之初原则上只面向限定人群，不向庶民开放。大学寮的学生定员是430人，其中儒学方向有400人，算学生30人。学生的入学年龄多在13岁以上，16岁以下。
大学寮不仅是中央最高学府，同时也是贡举的实施机构，大学寮学生“求出仕者，听举送” [2]265。官学与贡举考试的联合十分紧密。贡举制度的设立，主要目的在于选拔律令官员，学子应试的目标同样是出仕为官。经过730年、749年两次学制改革，大学寮逐渐形成纪传道（文学科）、明经道（儒学科）、明法道（法学科）、算道（数学科）四个学科。应试学生惟以专习中国史学与文学的纪传道为重，纪传道成为大学寮四道中的第一道，学生的进级也最为复杂。普遍情况下，纪传道的学生入大学寮后，首先要通过大学寮的选拔考试（寮试），合格之后成为“拟文章生”（相当于纪传道预科），通过式部省举行的省试后成为文章生（进士），获得任官资格。此后，经过选拔成为文章得业生，方可参加贡举考试中最难的秀才试，做方略策两条，取得上上第、上中第的成绩后可授官。
大江音人在历文章生、文章得业生后，终在845年秀才试对策及第，这是大江氏家族崛起的開始。866年大江音人上表清和天皇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日本第56代天皇。，他援引中国《史记》“枝大于本、不折必披”出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一说，奏请将大枝氏改“枝”为“江”字，传达“一门危树，去鸣柯而永春;千里大江，宗辞海而无尽”[3]200的积极家族愿景。至此，大江音人蔚为大江氏始祖。
关于大江音人的身世，从来就存在异说，日本历代官员名册《公卿补任》云：
大枝音人，左京人。先祖本姓土师，延历天子以外戚，改为大枝。至音人改枝为江，平城天皇曾孙，阿保亲王孙，备中介正六位上大枝本主一男，母中臣氏（阿保亲王侍女）。[4]
“六国史”中的《三代实录》云：
音人者，右京人。备中权介正六位上本主之长子。[3]412
但据大江音人的六世孙大江匡房（1041—1111）撰述的《续本朝往生传》记载：“参议左卫门督大江音人卿者，大同后阿保亲王之子也，早遂儒业，高升公卿。”[5]414皇族系图《本朝皇胤绍运録》中也有记载，大江音人是平城天皇的孙子，阿保亲王之子。若大江音人（811—877）是阿保亲王（792—842）之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是亲王之子的说法或许更确切。大江氏后人也多沿此说详见大江隻舟.大江氏興亡三千年[M].福岡：西日本新聞社， 2015：85.。 大江氏家族，从始祖大江音人开始，至十一世的大江匡范为止，连续十一代都有族人对策及第，实现“秀才、藏人藏人是日本律令制下令外官的官职，相当于天皇秘书。之滥觞，起自江家”[6]56的儒门生涯。兹以大江音人为第一代对策及第出身，分别述之如下：
第一代计一人：大江音人（811—877），官至从三位、參议。
第二代计三人：大江公干（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中务少辅;大江玉渊（生卒不详），官至从四位下、少纳言;大江千古（866—924），官至从四位上、式部权大辅。
第三代计二人：大江维时（888—963），官至从三位、中纳言;大江朝纲（886—958），官至正四位下、参议。
第四代计三人：大江澄明（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民部少辅;大江重光（？—970），官至从四位上、式部大辅;大江齐光（934—987），官至正三位、参议。
第五代计四人：大江匡衡（952—1012），官至正四位下、式部大辅;大江通直（生卒不详），官至从四位上、式部大辅;大江为清（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大内记;大江以言（955—1010），官至从四位下、式部大辅。
第六代计三人：大江举周（？—1046），官至正四位下、式部大辅;大江佐国（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上、扫部头;大江景理（生卒不详），官至从四位下、右中弁。
第七代计二人：大江成衡（生卒不详），官至从四位上、大学头;大江通国（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上、大学头。
第八代计一人：大江匡房（1041—1111），官至权中纳言。
第九代计三人：大江维顺（生卒不详），官至大学头、式部权大辅;大江有元（生卒不详），官至文章博士、式部少辅;大江隆兼（？—1102），官至从四位上、式部少辅。
第十代计四人：大江维光（1110—1175），官至从四位上、式部少辅;大江时贤（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文章博士;大江匡隆（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文章博士;大江匡周（生卒不详），官至从五位下、文章博士。
第十一代一人：大江匡范（1140—1203），官至从四位下、左右京大夫。
日本贡举制度是日本古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学界对于贡举制的研究如李卓：《日本古代贡举的贵族化》，《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刘海峰：《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崔晓：《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科举考试与日本》，《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等，反映了学术界对日本贡举制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多立足于宏观，对于大江氏家族的研究成果尚不算多，尤其是大江氏的贡举参与问题，似乎也无人提及。大江氏的贡举参与研究，是对家族史和贡举制度进行的交叉与综合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研究的不足，而且更能客观展现平安时代历史发展的原貌。那么，大江氏家族作为一个典型的科第鼎盛家族是如何走向成功的，大江氏家族又与日本贡举制的世袭化特征有着怎样的联系？
二、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原因
大江氏家族的贡举成功必然是和平安时代唐风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大背景紧密关联的。那么，大江氏家族成员在贡举考试中的成功，除了有注重家族文化教育的传统之外，与家族构建的人文环境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大江氏家族注重家族文化教育，以诗文传家。大江氏子孙从小就被寄予读书出仕的厚望，文献中也多有他们天资和个人奋斗的记载，如，
大江维时“聪敏不思议。迁都后人家，从始至今，其主名与年月皆知”[7]。
大江匡衡“七岁初读书，骑行系蒙泉，九岁始言诗，举花戏霞阡。”[8]222
大江匡房“四岁始读书，八岁通史汉，十一赋诗，世谓之神童。”[6]63
大江氏家族诗文灿烂，家族成员才情凛然。“特别是音人-千古-维时-重光-匡衡-举周-成衡-匡房的大江千古一房，几乎每隔一代，就会出现一位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官僚。”[9]这样的学问底蕴使得大江氏家族中父子、兄弟均有著作的为数不少。大江音人著有《弘帝范》三卷、《群籍要览》四十卷，同时也是《贞观格式》的撰者。大江维时著有《日观集》二十卷、《千载佳句》二卷。大江匡房著述颇丰，有《江家次第》《本朝神仙传》《江都督纳言愿文集》《江谈抄》《匡房集》等，《文朝续文粹》《朝野群载》《本朝无题诗》等也多有收录他的诗文。除此之外，家族中的女性在文坛也粉墨登场。赤染卫门是大隅守赤染时用的女儿，与大江匡衡结为夫妇，才华横溢。身为藤原道长妻子鹰司殿伦子的女房，赤染卫门能够更加贴近摄关家的生活，以女性假名体完成了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作品《荣花物语》。与清少纳言、紫式部同为“平安三才女”的和泉式部是大江匡房的孙女，她曾入宫侍奉皇后藤原定子，以博识和机敏成为宫内闻名的才媛。赤染卫门与和泉式部在“中古三十六歌仙”“女房三十六歌仙”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在大江氏家族的书墨馨香中加入了一抹卓异而细微的女性气息。
其次，大江氏家族注重藏书，为子弟全力向学提供条件。在璀璨的平安王朝文化之下，汉学成为贵族世界的一种普遍教养，也催生了对藏书的热情和关注，“特别是以学问立世的家族，代代聚蓄图书以充一族学问的研究之资，个人藏书家始现。”[10]其中以石上宅嗣石上宅嗣（729—781），奈良时代后期的文人贵族，正三位、大纳言，追赠正二位，在旧宅建阿閦寺，取其一隅设书库，取名“芸亭”，被视为日本最早的具有公开性质的图书馆。的艺亭、菅原道真菅原道真（845—903），出身大学头、文章博士之家，870年对策及第，历任文章博士、式部大辅、参议等，官至从二位、右大臣。的红梅殿、大江匡房的千种文库、藤原资业藤原资业（988—1070），平安时代中期的公卿贵族，属藤原北家（日野），1005年对策及第，历任东宫学士、藏人、文章博士至从三位、式部大辅。的法界寺文库、藤原赖长藤原赖长（1120—1156），平安时代后期的公卿，关白藤原忠实之子，从一位、左大臣，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具和汉之才，著有日记《台记》。的文仓最为著名。值得注意的是，大江氏、菅原氏和藤原氏三家读书之风长盛不衰，家学渊源，平安时代纪传道的文章博士多出于此。大江氏的藏书使家族底蕴愈发厚重，为家学的辉煌提供了内在的文化支撑。据室町时代的类书《拾芥抄》“东西京图”记载，江家文库南临大内记庆滋保胤庆滋保胤（933—1002），平安时代中期的贵族学者，从五位下、大内记，出家后法名寂心，弟子寂照（大江定基），著《池亭记》。的池亭，由大江匡房一手创建，是大江氏家族倾几代人之力所藏图书的集大成。大江匡房曾放出豪言“日域亡此书不亡”。非常遗憾的是，1153年江家文库被一把大火付之一炬，“片时为灰，是朝之遗恨，人之愁闷也”[11]。三年后保元之乱爆发，在公家政权即将结束的末世，江家文库的烧毁象征了大江氏硕儒传统迎来终结。 第三，大江氏家族注重特定社会关系的构建。纵观平安一朝，大江氏家族凭借“侍读”和摄关家“笔杆子”的双重头銜搭起家族声望。大江氏家族十代侍读，“顷年以累代侍读之苗胤。以尚书一部十三卷，毛诗一部廿卷，文选一部六十卷，及礼记文集，侍圣主御读。”[8]220称得上是日本最为成功的帝师家族之一。为天皇进讲《白氏文集》也是大江氏的家族传统。大江匡衡犹以此为荣焉：“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寓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爰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8]221。大江氏家族活跃的年代正是以藤原北家为顶点的摄关政治时期，“中级贵族凭借资质、能力登上高位的少之又少”[12]，面临如日中天的藤原氏，大江氏的选择是依附投靠。大江匡衡在《江吏部集》中曾写道：“昔高祖父江相公（大江音人），为忠仁公（藤原良房）之门人备顾问，祖父江中纳言（大江维时）为贞信公（藤原忠平）之门人备顾问，皆蒙不次之赏列卿相。今匡衡为相府（藤原道长）之家臣，时时备下问有所发明，沐浴恩波载德音，自凭相府好文深，幸当下问不停滞，一字千金万万金。”[8]222不难看出，大江氏家族是围绕着宫廷政治的权利核心作向心运动，深得天皇和摄关家信任，如此丰厚的社会资本，除了直接对大江氏子弟有所帮助，间接来看，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家族精英榜样的作用，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然而，在注重大江氏家族贡举成功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除了大江氏家族注重家族文化教育和积极构建家族人文环境之外，大江氏的贡举成功与日本贡举制的世袭化特征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大江氏与日本贡举制的世袭特征
贵族是“以血统、门阀、大土地所有制等为基础，置于政治及社会的优越地位，享有国法上的各种特权且世袭，对其他阶级自负学问和教养的优越阶级”[13]。从公元7世纪后半叶律令贵族的登场，到1947年日本新宪法的施行，华族制度被废除为止，日本的贵族社会经历了1200多年。世袭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近年来日本贡举制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世袭对贡举的影响似无探讨，而这又是考察日本贡举制不可或缺的因素。大学寮成立之初，坚持人才主义的办学理念，按照“学令”的规定，“凡博士助教，皆取明经堪为师者。书算亦取业术优长者。”[2]262大学寮教官的聘任不以氏姓的贵贱所左右。平安时代中期以后，随着藤原氏世袭政权的确立，大学寮教官的世袭化倾向也急速进展。大学寮四道的教官开始由特定氏族担任，他们被称为“博士家”。北畠亲房（1293—1354）在《职原抄》中指出：“博士一人（相当正六位下，唐名大学博士，国子博士），明经道之极官也。中古以来，清、中两家依位次任之。……明法博士二人（相当正七位下，唐名律学博士），明法道之极官也。中古以来，坂上、中原两流为法家之儒门，以当职为先途。算博士二人（相当从七位上，唐名算学博士），算道之极官也。算道者，三善氏传之，仍一人者必用其家儒也，今一人小槻氏任之。”[5]614于是，大学寮形成了明经道由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由坂上氏、中原氏;算道由三善氏、小槻氏等固定氏族主持的局面，其他氏族不得介入。又因纪传道的教官文章博士“异朝殊重之，居此职者必转于参政也”[5]614，因而文章博士在大学四道教官中的地位最为特殊。
文章博士是日本律令制下官吏养成机关大学寮纪传道的教官。文章博士创设于神龟五年（728年），定员两名，主要职能是“教授经业，课试学生”[2]176。大学寮隶属式部省，工作人员既有四等官制以唐的四等官制为参照建立的律令官僚体系制度，大学寮的四等官依次是：头、助、允、属。下的事务行政官员，又有专职教师。位阶制度作为律令国家的一项统治构造，有位者集团从“正一位”至“少位初下”，共计50阶。根据律令官位制，大学寮内的位阶排序依次是：大学头（从五位上）;文章博士（从五位下）;助、明经博士（正六位下）;大允、助教、明法博士（正七位下）;少允、音博士、书博士、算博士（从七位上）;大属（从八位上）;少属（从八位下）。文章博士仅次于大学寮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学头，明显高于大学寮其他三道的博士。同时，文章博士叙从五位下，也是大学寮内仅有的迈入贵族门槛的专职教师岗位。大学寮的学生原则上都是五位以上贵族的子弟，他们也势必会追随其父兄踏上贵族的道路。但是，“即使居于比恩师更高的官职、官位，师徒间的关系也会超越官职、位阶的优劣，使他们保持终生亲爱与尊敬之情。”[14]大江氏在纪传道的势力扩张是在929年大江维时成为文章博士后。五年后，大江维时的从兄弟大江朝纲也成为文章博士，纪传道原本定员两名的文章博士出现了由大江氏一族独占的情形。这对大江氏来说，是一个家道中兴、名声大振的时间点。而此时，在纪传道大权在握的菅原氏在菅原道真失势后仍势力不减，道真之子菅原淳茂（878—926）、淳茂之子菅原在躬（生卒不详）、淳茂族侄菅原文时（899—981）等“不废家业”[15]，也相继出任文章博士，此后大江、菅原两家成为文章博士的固定世袭氏族。“门阀专制的风潮渗透进儒职的世界”[16]。不言而喻，纪传道文章博士的世袭，使大江、菅原两氏的子孙后代在贡举考试中更加具有优势，保证了家族在科考上的科名繁盛。10世纪中后期，藤原氏一族的文章博士辈出，他们是来自南家、北家日野流及式家的藤原氏旁系。随着藤原氏世袭政权的确立，藤原氏旁系“身为官员的荣升受到阻碍，也完全没有希望靠近政权宝座。他们或居于地方上，不久成为武士，或者挤进学问领域寻找活路。”[17]由此，十一二世纪藤原氏旁系一跃成为纪传道中制衡大江、菅原两氏的压倒性势力。大江、菅原、藤原三氏家族出身文章博士的情况，可见表1。
依令，称来自国学的被推举者为“贡人”，来自大学的被推举者为“举人”，合称“贡举人”。这也是日本贡举考试名称的来源。按照惟宗直本《令集解》的注释，“诸国贡人随朝集使，十月十一月至京也，如此大学举人，十月十一月可举耳。”[19]从而实现大学举人与诸国贡人共同参加贡举考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于大学寮或国学是能够参加贡举考试的前提。10世纪中叶，大江氏在成为文章博士的世袭家族之后，开始与菅原氏分管文章院东、西两曹文章院是纪传道讲学并附有寄宿功能的大学寮附属机构。，文章生与文章得业生的来源也逐渐集中于特定的七个氏族，他们是： 西曹：菅家、藤家（广业、资业）、橘家
东曹：江家、高家、藤家（实范、明衡、在衡）、紀家、善家。[20]
即菅原氏、藤原氏广业、资业（日野家）及橘氏的子孙归属文章院西曹，大江氏、高阶氏、藤原氏实范（南家）、明衡（式家）、在衡（北家鱼名流）、纪氏及三善氏的子孙归属东曹，其实质就是纪传道学生的世袭化。
随着纪传道教官与学生的世袭化，考试合格者仅出自特定氏族也就不可避免了，“宽平以后，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柱者，不过四五人而已。”[21]这就意味着日本贡举制度最终会走向狭隘。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在参加秀才试之前原则上必须成为文章得业生文章得业生是从文章院学生（文章生）中选取两名成绩优异者，由文章博士推荐参加方略试。，又因文章得业生是从给料学生给料学生是指大学寮纪传道内受学资奖助的学生。中选拔，所以成为给料学生是参加秀才试的必要资格条件。这样一来，文章博士自然会推荐自家子侄，汉诗文集《本朝文粹》收录的文章博士菅原文时（959年任文章博士）推荐自己儿子惟凞和辅照成为给料学生的《申男惟凞学问料状》和《申男辅照学问料状》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大江匡衡（993年任文章博士）也曾为其子大江能公申请成为给料学生，他在上书中言道：“方今能公聚窗之萤，渐照蠹简，过庭之鲤，志在龙门。若不吹嘘，何其成立。” [22]可见不成为给料学生是无法鲤跃龙门的，只有出身菅原、大江、藤原等文章博士的家族，才有可能通过 “给料学生—文章得业生—秀才试”这一系列难关。
日本的秀才试是贡举考试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考试，然而考试一旦出现被几家垄断的态势，就极有可能出现漏洞。简略地说，恣意的成绩改判和提前泄题使秀才试丧失了作为考试本身的严肃性。成绩改判是指落第者或成绩不佳者在秀才试成绩公布后可以申请成绩的重新判定。如春澄善绳春澄善绳（797—870），本姓猪名部造，828年选补文章得业生，赐姓春澄宿弥。历任大内记、东宫学士、文章博士、参议、式部大辅，至从三位，撰修《日本后纪》廿卷。830年参加对策，“词义甚高，式部省评处之丙第……贞观（859—877）年中追改策判，进为乙第。”[3]266267山田春城山田春城（810—858），824年入大学寮学习，845年对策及第，官至从五位下、大学助。845年试秀才科，不第，十年后改判丁第。除此之外，899年三统理平三统理平（853—926），891年方略试落第，899年改判及第，历任大外记、文章博士，官至从四位下、式部大辅。、905年藤原博文藤原博文（生卒不详），曾任式部大辅、大学头。也分别提出了秀才试成绩的改判申请，这样一来秀才试的权威性和信服性难以令人信服。10世纪以后要求改判成绩的申请已少见于史料，也许对于这一现象大江匡房的说话集《江谈抄》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文章云，“匡衡献策之时，文时前一日被告题，……”[23]记载了大江匡衡在参加秀才试的前一天，考官菅原文时提前把题目透露给他，大江匡衡甚至作答后还曾向菅原文时当面求教的一段经历。不妨断定，在10世纪中后期，贡举考试中最难的秀才试事实上已经被固定的几个世袭大族所把持，考试也是流于形式而已，换言之，“日本古代在支配阶层是世袭的情况下，实力主义是不存在的。”[24]
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愈加贵族化、世袭化，致使学校教育衰颓，“南北讲堂，鞠为茂草。东西曹局，阒然无人。”[25]285藤原氏的专横之下，律令体制岌岌可危，朝中高位均为藤原氏所独占，且极力排挤其他氏族。此种风潮浸润甚广，时任式部大辅的三善清行不禁叹曰：“博士等，每至贡举之时，唯以历名为荐士。曾不问才之高下，人之劳逸，请托由是问起。滥吹为之繁生，润权门之余唾者，生羽翼而入青云。”[25]288足见当时的学界、教育界乱象丛生，钻营者趋炎附势，奔走权门，贡举考试毫无公平性可言。
平安时代末期，摄关政治一步步土崩瓦解，随着院政时代的到临，在权利恶斗和党争杀戮中，崇尚文章的平安王朝文化也盛极而衰。身为知识阶层的平安贵族对外来大陆文化的内在需求减少，开始重新审视和发掘本民族的文化，出身汉儒之家的大江匡房甚至提出了“汉才不用”[26]的主张。
在古代，科举制度不仅是选拔人才的制度，更是打压贵族集团、强化中央皇权的手段。中国科举制的出现突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对官位的把持，导致了社会阶层出现自下而上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却与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是不相容的。日本贡举制度实施之初，作为人才选拔的第一块敲门砖，选贤任能的人文主义精神确实得到初步发扬。但是，诚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日本能够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必须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领域，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必须与当时的国情相符合。”[27]平安时代贵族势力强大，为了保护自己的阶层利益对中国科举制度进行了强行改良，呈现出中国科举制度的模型无法套用在贵族集团占主导的日本古代社会结构上，也注定了贡举制度在身份等级分明的日本封建社会只能流于狭隘的世袭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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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The Ooe family is a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y in the Heian Period of Japan.At 78 A.D.，the Eastern Spread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rovided a ch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oe family. Reading i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Ooe family became the nobility by the advantages of learning.Eventually became an eminent family and cultural kindred in the Heian Period. The study of the Ooe family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Ooe familys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also to grasp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oe famil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o tap the source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wher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not be rooted.
Key words：Ooe family;Heian Period;Culture Kindred;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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