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理论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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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演化经济学”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凡勃伦提出，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演化，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研究范 式及研究理论也得到不断深化。以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为切入点展开阐述，从演化经济学的研 究纲领和研究范式层面梳理演化经济学理论，进而剖析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
　　关键词：演化;制度;演化经济学;创新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3-0018-03         中国图书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M Hodgson）是世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是旧制度经济学的当代传人，在其对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探讨之下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更新的演化经济学视角。主要通过梳理霍奇逊著作《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的主要观点，借以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并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归纳。
　　1  演化经济学理论
　　1.1  演化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演化经济学”概念。凡勃伦最早于1898年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概念。老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经济学相当于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只是制度经济学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由此，为演化经济学深层次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新熊彼特”学派。熊彼特是接纳新事物并使用还原论的学者，他反对生物学方法，更注重非均衡与质变，高度重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新熊彼特”学派主要探讨创新、竞争、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等因素，提出了技术、制度及产业结构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以及创新体系方面。
　　 第三，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将研究目的聚焦于制度结构，霍奇逊把门格尔看成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于20世纪40年代在米塞斯、哈耶克的著作中才得到复现。在演化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市场过程演化理论的研究。
　　 第四，法国的“调节”学派。贾根良（2004）[1]认为法国“调节”学派隐含的假定在于，以多样性作为变异和新奇的重要条件。“调节”主要强调作用的发挥，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冲突与不稳定的条件下。
　　 第五，从系统动力学到“复杂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涉及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的内容。
　　 第六，演化博弈。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在问题解决方面难以应对之后衍生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博弈论转向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博弈论，注重“进化稳定策略”。
　　1.2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将创新置于核心地位，这也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区别。首先，演化经济学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作为研究主题。其次，演化经济学分别从满意假说、群体思考和历史重要3个方面进行分析。再次，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观点表现在：演化经济学强调坚持达尔文主义，认为时间是不可逆的，着眼于群体思考，注重不确定性及非平衡热力学的思考;演化经济学方法论认为“还原论就是原子论”[2]，将个体群思维看成方法论的起点。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坚持牛顿主义，认同时间可逆、类型学思考、机械决定论的观点。
　　1.3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演化经济学注重制度的研究，正确处理结构与能动主体的关系。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当中必须把能动与结构主体视为同等重要，并且制度无法完全替代结构[3]。演化经济学的3个划分标准。
　　1.3.1  本体论标准——新事物
　　 經济的演化伴随新事物、创造性的出现，也因此出现制度、规则、商品、技术的多样性[4]。本体论强调新事象的不确定性，新事物的出现和形成在环境的影响之下，经过一系列变异和选择最终形成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新事物。
　　1.3.2  方法论标准——还原论
　　 方法论标准主要解决演化学说的还原论与非还原论问题。还原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经济层面的解释应该还原到对个体元素及相互关系当中，还原论通过原子式、个体单位来构成复合体，进而解释经济系统中的复杂性。然而，霍奇逊认为，还原论也有其局限性，局限在于没有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一般均衡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还原论方法难以处理普遍的问题，例如生物学上的还原论就很难用计算来解决，力学的三体问题几乎无法用数学来解答等等。在一些研究纲领、方法论上以还原论为“招牌”，但却鲜有包括全部的还原论内容，对此，霍奇逊认为完全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并且还原论与突现是矛盾的。针对还原论的相关理念，便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反还原论，反还原论强调对于更高水平的显著特征的分析很难还原到基本元素层面，纳尔逊和温特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及机械还原论。
　　1.3.3  隐喻标准——生物学
　　 隐喻标准主要涉及生物学隐喻的使用问题。在使用生物学隐喻方面，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个人观点，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学探讨中使用生物学隐喻是恰当的，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与生物学隐喻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这方面，霍奇逊把愿意接纳新事物但属于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者归为“NEAR”，把熊彼特归为接纳新事物而从非生物学的角度论述的学者，霍奇逊认为这样的归类方式是可行的。首先，熊彼特创造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次，熊彼特在自然与物理科学的隐喻借用也表示出了其自身的担忧。
　　 经济学从力学隐喻的使用转向了生物学隐喻，生物学隐喻解释经济学相关知识，有助于纠正力学隐喻抽象层面和分析上存在的问题。通过使用隐喻激发新的思维方式，不断探讨新的研究方向。在经济学的演化过程中，隐喻广泛使用，例如“人力资本”“市场力量”“消费者主权”和“自然失业率”等。在经济以及其他学科上，隐喻的使用是很有必要的，它并非一种点缀之物，而是构成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部分。在生物学层面，诸如选择、意志和目的的“生机论”等问题已经得以解决，而经济学方面的确定性系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简言之，与生物学隐喻相关的3个哲学问题分别是本体论、还原论的方法论和数学模型。隐喻也有其局限性，表现在隐喻的不全面、不精确、没有做到逐字逐句描述，此外其自身不能解决过度形式主义问题。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式和研究范式对于了解和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极其重要。研究探讨应以研究纲领为导向，以研究范式为标准，不断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深层理论。
　　2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思想
　　 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威廉姆森对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批判，再后来霍奇逊也对斯密在企业文化和组织知识方面的纰漏提出了个人的观点。理查德森关注企业能力，而在企业内生长理论层面，彭罗斯提出了区分资源和服务的观点。纳尔逊和温特则分析企业内生成长与变迁的过程[5]。
　　 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体现在企业的异质性，以企业惯例作为分析工具。企业演化的3个关键性类比如下。
　　2.1  惯例
　　 演化经济学企业演化在发展中后期转向个体发生的研究，包括组织学习和能力。霍奇逊认为组织化知识类似于默示知识。组织化知识不随结构成员的变化而变化，相反，组织化知识可以在一个结构中保留很长时间。通过组织化学习的方式产生企业文化，可经由企业高层或者领导借之权利转移至员工，并将企业核心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在温特看来，存在于人大脑中的默示知识通过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而存在，即企业的核心文化和技能可以通过培训将核心知识复制、传承给企业的其他员工，这种默示知识经过复制、传播使得企业文化得以传承，但企业的核心知识并不会因企业员工的流动而消逝，它是企业成长所特有的，并且影响人们的偏好和行为，传承忠诚和信任。企业的核心知识更多地表现在企业的惯例，新知识被创造出来后经过惯例的优化形成企业的主导逻辑，即核心知识[6]。
　　2.2  搜寻
　　 在企业默示知识的作用下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福利，形成路径依赖。理查德·朗格卢瓦认为这种路径依赖很大可能与企业组织演化相关，而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相反，路径依赖可能会使得企业养成惰性，企业须不断搜寻新的发展契机，通过“自然选择”将不利于企业发展的障碍排除，那么注入“新血液”搜寻新奇性事物并不断创新则显得尤为重要。
　　2.3  自然选择中创新
　　 道金斯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选择是将基因视为单位来进行分析，而不是以个体作为单位分析。从企业的层面来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并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则必须在不断摸索中进行创新，将创新置于核心地位。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演化经济学没有缺点。周清杰（2006）[7]指出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也有缺陷，即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没有对企业非惯性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没有很好地认清企业的定位，而是将企业主导权完全视为市场的力量。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应注重企业收益差的问题，企业收益差则关乎到其交易，而交易形成不可缺少市场的作用，交易成本和利润均在市场交易中得以实现。
　　 交易成本和利润。交易成本涉及信息问题和有限理性，不可孤立而言也不可割裂而论，在内生偏好和演化背景下，交易成本更加强调“企业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的作用”。霍奇逊认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合乎情理的，而企业利润的获得则免不了“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但伊迪丝·彭罗斯却认为，生物学中探讨的物竞天择在经济学领域并不适用。弗里德曼坚持利润最大化假说，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才能在大环境下存活。相反，赫伯特·西蒙则极力反对最大化假说，而认可“有限”理性的观点。基于纳尔逊在产业经济方面的知识积累，以及温特将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运用到经济学中，二者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层面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提出关键的类比：常规、“搜寻”和“自然选择”3个关键的类比，“促成了纳尔逊—温特经济演化思想与生物学对应观点的链接。”
　　3  结束语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从最初概念的提出，到以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为研究对象;研究市场过程的演化;研究冲突与不稳定条件下作用的發挥;探讨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经济学的复杂系统理论;再到演化博弈的研究。社会经济学演化将遗传机制、变异或新奇创生机制、选择机制视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重要机制，将生物学的三大特性引入经济学中分析相关演化问题。在企业演化发展过程中，生物学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亦存在可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38.
　　[2]邓久根.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1（4）：1-5.
　　[3]梁正.演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来自现代生物学的隐喻[J].南开经济研究，2003（5）：15-18.
　　[4]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M].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刘辉锋.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评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5）：30-40.
　　[6]刘刚.企业成长之谜——一个演化经济学的解释[J].南开经济研究，2003（5）：9-14.
　　[7]周清杰.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28（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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