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秦巴山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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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陕南秦巴山区2009—2018年生态农业和旅游产业数据,通过构建耦合模型对农旅融合情况进行评价,并以陕南秦巴山区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SWOT方法,构造AHP-SWOT战略四边形,计算战略类型方位角,绘制农旅小镇发展战略类型、强度图谱,对战略决策问题进行量化。结果表明,陕南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度整体不高,但提升空间很大,农旅小镇面临的机会大于威胁,优势大于劣势。因此,陕南秦巴山区应紧抓政策机遇实现产业振兴,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严格质量标准提高农产品品质,加大科技投入延长产品产业链,加强品牌营销提高市场占有率,建立农业特色小镇健康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农旅融合,促进农业转型,进而实现贫困农户增收减贫。
关键词:生态农业;旅游业;耦合;互动发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0)02-0019-07
收稿日期:2019-08-22
作者简介:郭 萌(1981—),男,陕西商洛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制度创新研究。E-mail:2654485101@qq.com。
秦巴山区地跨陕、川、豫、渝、鄂、湘等6个省(市),主体位于陕南地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片区内地形复杂,产业支撑能力弱,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中陕南地区(包含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等3个市)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区,是陕西省政府确定的限制开发地区。由于受到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和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生态农业和旅游业是陕南地区的主导产业。陕南地区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占到陕西省的95%以上,陕西省的生漆、油桐籽、五倍籽、棕片、核桃、板栗等特色农产品也主要产自陕南,陕南地区的旅游收入依存度和旅游业贡献率均高于全国和陕西省平均水平,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旅游资源成为陕南地区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力量。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推动旅游产业与农业、林业等融合发展。因此,深入研究陕南地区农业和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和互动发展,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都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模型构建
耦合是指若干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程度。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表示生态农业和旅游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学术界关于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王彬从生态经济视角总结分析我国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现状[1]。杨红等运用区域产业发展理论探讨欠发达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的发展路径[2]。王中雨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进行评价[3]。张英等依据产业融合理论,运用耦合模型分析湖南省张家界的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情况[4]。参考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结合陕南地区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实际,构建耦合模型如下。
2 陕南秦巴山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实证
2.1 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评价指标体系
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内涵以及产业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最終选取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用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等6个指标反映陕南地区生态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选取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限额以上住宿企业数、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数等6个指标反映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表2)。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南3个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数据之间的统计口径不一,因而须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标准法进行无量纲处理,为了避免标准化处理结果的无效性,在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统一加上0.01,计算公式为
2.3 熵值法确定权重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以减弱主观赋权法中人为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8]。选取2009—2018年陕南地区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获得指标权重(表2)。表2 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一级指标具体指标权重生态农业生态农业规模年末常用耕地面积0.001 5生态农业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0.377 5农林牧渔业增加值0.379 0农业现代化 农用机械总动力0.166 2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0.009 7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0.066 1旅游业 旅游业规模 入境旅游人数0.069 8旅游业收入 国内旅游人数0.178 3旅游业服务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0.155 5国内旅游收入0.284 1限额以上住宿企业数0.051 2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数0.261 1
2.4 评价结果
按照耦合模型所列计算公式,计算陕南地区2009—2018年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3 农旅耦合结果与分析
3.1 产业评价指数
由表3可知,陕南地区生态农业10年来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9年的0.010 0逐年递增至2018年的0.995 8。陕南地区旅游产业在2009—2018年的综合发展水平亦呈现出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从2009年的0.011 9逐年递增至2018年的1.010 0。
3.2 耦合度
运用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陕南地区2009—2018年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99,证实了陕南地区农旅融合发展的可能性。由表3可知,2009—2018年陕南地区农旅产业的耦合度一直处于较平稳状态,耦合度为0467 6~0.500 0,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波动幅度很小。另外,陕南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协调指数t值处于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说明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且协调度越来越高。 3.3 耦合协调度
由表3可知,陕南地区2009—2018年农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等级从极度失调变化为中级协调,变化幅度较大,充分说明10年来陕南地区生态农业和旅游产业融合互动的程度得到非常大的提高,农旅融合的实践成效卓著且有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
3.4 综合评价
通过构建耦合模型,对陕南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进行定量测评发现,2009—2018年陕南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且表3 陕南地区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都达到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陕南地区农旅产业的耦合平稳,但耦合度不高,说明陕南地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各自具有一定的孤立性,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作用不够强烈;农旅产业的t值上升幅度较大,说明陕南地区农旅产业的协调水平逐年平稳提升;农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从极度失调发展到中级失调,但提升空间仍然很大,说明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新业态,发展还处于不成熟、不完善阶段,需要农旅产业进一步深度融合和互动协调发展。
4 農旅融合协调发展战略分析——以陕南秦巴山区法官镇为例
特色小镇缘起于国外,在国内兴起于浙江省。农旅特色小镇作为农旅融合的典型形式,在农业和旅游业转型升级、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4.1 案例概况
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位于陕南秦巴山区商洛市山阳县,区域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地理交通便捷,特色产业为种植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主要特色农产品九眼莲和核桃分别于2010年、2013年成功登记注册为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品编号分别为AGI00321、AGI01349)。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按照产业绿色化、城镇景区化、田园景观化的发展定位,围绕九眼莲、核桃、茶、中药材和杂果等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奇山秀水、宜居宜游的农旅融合特色小镇。截至2018年底,全镇累计发展茶叶、核桃、中药材、九眼莲分别超过53333、400、266.67、80 hm2,形成户均茶叶 0.13 hm2、核桃面积为0.13 hm2、中药材面积为007 hm2的“221”产业发展格局,镇域内的3个贫困村都依托农业特色产业成立了集体农业合作社,年收益超过5万元,农业特色小镇在激发贫困农户的内生动力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然而,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目前的运营现状却不容乐观,九眼莲、核桃、茶叶、中药材和杂果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较小,种植区域较分散,没有形成产业聚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业链较短,销售以原始产品为主,深加工产品较少。贫困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的比例较小,脱贫攻坚中的增收减贫效应不明显。同时,由于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区域特色农产品在行业竞争中的品牌效应不佳,销售渠道不畅,加上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程度不高,使得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的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迫切须要从宏观层面明晰发展战略,以有效措施推进小镇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速度与加速度。
4.2 基于AHP-SWOT模型的战略分析
基于AHP-SWOT方法,在SWOT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层次分析法(AHP法),将定性描述的战略决策问题进行量化研究。该方法自2000年Kurttila等首次提出后已相继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现代农业、旅游业、金融业等领域,是一种较成熟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战略分析方法[9]。具体步骤如下。
4.2.1 构建SWOT分析矩阵 通过SWOT分析方法确定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优势和劣势,外部因素包括机会和威胁,每一个因素包含若干子因素,因素和子因素的提取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文献分析等方法获取。笔者所在课题组自2017年与法官镇建立校地合作关系以来,多次组织师生在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开展精准扶贫、技术培训、科技服务、产业营销等教学科研实践活动,借鉴参考专家意见和农业特色小镇的研究成果编制并发放调查问卷,与当地政府领导、运营企业负责人、特色产业种植农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开展深度访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汇总调查和访谈结果,构建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战略SWOT矩阵(表4)。
4.2.2 计算因素力度 以因素力度为衡量指标,将每一个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进行划分和筛选,从而确定研究对象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因素力度=各因素相对重要性×各因素估计强度[10-11]。
4.2.2.1 因素相对重要性 构造层次结构模型,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由来自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政府领导、运营企业负责人、特色产业种植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商洛市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旅游主管部门、农林高校经济专业的7位专家对两两因素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比较打分,通过元决策软件Yahhp 7.0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最后设置专家权重,使用专家数据进行群决策计算,得出各因素相对目标层的权重(图1)。
4.2.2.2 因素估计强度 利用李科特五级量表,采用7位专家打分法对各因素进行打分,将分值进行加权平均,即获得该因素的估计强度(表5)。其中优势和机会用正值表示,因素估计强度位于(0,5]区间内;劣势和威胁用负值表示,因素估计强度位于[-5,0)区间内。4.2.2.3 计算因素总力度 因素总力度为各子因素力度之和。由表5数据计算可得,优势的总战略力度为0.748 6,劣势的总战略力度为-0.359 9,机会的总战略力度为2.655 2,威胁的总战略力度为-0.867 3。
4.2.3 构造AHP-SWOT战略四边形 建立直角坐标系,以优势和劣势为横坐标,以机会和威胁为纵坐标,标出各因素总力度的强度点,形成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的AHP-SWOT战略四边形(图2)。 战略四边形被坐标轴分成4个面积不同的三角形,位于不同的象限,通过计算其面积确定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战略的方向(表6)。
4.2.4 计算战略类型方位角 在确定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战略四边形的基础上,计算确定战略四边形的重心。图2中战略四边形的重心p(x,y)的坐标为PS4+W4,O4+T4。因此p(x,y)=(0.097 2,0.447 0)。战略方位角θ=arctanyx≈4.599 3≈77.73°,P点位于直角坐标系第一象限π4,π2,属于开拓型战略的机会型。
4.2.5 确定战略态度 在确定发展战略区域后,再确定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的战略态度。即计算战略强度系数ρ=S×OS×O+W×T=0.748 6×2.655 20.748 6×2.655 2+(-0.359 9)×(-0.867 3)=0.864 3>0.5。因此,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应采取积极的开拓型战略态度。
4.2.6 确定最终发展战略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构造出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的战略类型和强度圖(图3)。图3中的有序数对B(0.864 3,4.599 3)表示方位角为4.599 3(77.73°)、模为 0.864 3 的战略向量。
4.3 评价分析首先,在影响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发展的因素中,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优美, 宜居宜游(战略力度为0.243 7);面临最大的发展机会是国家优惠政策多(战略力度为1.268 0);最大的劣势是品牌营销推广不足(战略力度为-0.115 0);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农旅龙头企业较少(战略力度为-0.323 7)。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的自身优势明显高于劣势,面临的发展机会远大于威胁。其次,在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的发展战略组合中,外部机会(0.564 3)和外部威胁(0.193 7)的权重分值最高,这就要求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政策优惠、政府支持、市场前景、资源空间和技术开发等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农旅龙头企业,不断提高特色农业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大专业运营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政策保障机制,从而在竞争威胁中处于优势地位。最后,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的发展战略类型为机会型开拓战略。由方案层分析可知,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抓住外部发展机遇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方案更具重要性,权重为0.528 6;利用外部发展机会克服自身劣势相对于其余方案居于次要位置,权重为0.208 7;克服内部劣势,规避外部威胁在发展战略中的权重为0146 0;利用自身优势规避外部威胁的权重为0116 7。因此,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抓住外部发展机遇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方案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5 政策建议
5.1 紧抓政策机遇,实现产业振兴
抢抓机遇,激发内生动力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12]。陕南秦巴山区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须大力响应国家的富民帮困优惠政策,积极争取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将自身的资源、区位、生态、特色产业等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规模扩张和产业振兴,吸纳更多的贫困农户加入到特色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经营和服务中来,以农旅深度融合实现特色小镇健康蓬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产业脱贫、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5.2 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
龙头企业对于产业发展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13]。陕南秦巴山区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须重视加大培育和壮大农旅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应通过整合资源、强强联合等方式,以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品牌专业化农业合作社等形式培育和壮大地理标志农产品龙头企业,将区域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入其中,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效应,使农旅小镇地理标志农产品突破地域的局限,在更广阔的市场环境中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并获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
5.3 严格质量标准,提高农产品品质
产品质量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别于其他农产品的本质属性[14]。陕南秦巴山区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须将产品质量放在首位,秉承“宁缺毋滥、质量第一”的原则,由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制定和完善严格的准入程序和产品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监管和品牌维护,对使用法官秦岭原乡农旅小镇地理标志品牌的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定期公布检验结果,对于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坚决予以剔除,并向广大消费者公示和通报农产品清单,从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市场的认可。以完善抽检产品质量制度、打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严把质量关等手段,确保农旅小镇地理标志农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品质优势。
5.4 加强品牌营销,提高市场占有率
陕南秦巴山区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须采取有效的多样化营销方式,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政府、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须根据职能侧重分别建立品牌营销的战略规划,通过挖掘地理标志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开展品牌定位和形象设计,以文化营销、体验式营销、事件营销、网络营销等方式,推广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形成和健全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营销机制,从而有效提升其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5.5 加大科技投入,延长产品产业链
深加工能力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15]。陕南秦巴山区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升级。通过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丰富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类别,增加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形成具有较大产品深度和关联度的产品体系,延长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业链,为农旅小镇地理标志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为品牌营销竞争提供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1]王 彬. 生态经济视角下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机制[J]. 农业经济,2018(3):60-61. [2]杨 红,董耀武,尹新哲. 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耦合产业发展模式[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1):149-152.
[3]王中雨. 休闲农业中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4):232-236.
[4]张 英,陈俊合,熊 焰. 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关系研究及实证——以湖南省张家界市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5(6):109-113.
[5]孟铁鑫. 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生态化开发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11):30-35.
[6]司 嵬,王 冲. 基于容量耦合模型的四川省农旅产业耦合升级研究[J]. 广东农业科学,2018,45(7):165-172.
[7]杜泽文. 现代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发展路径[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1):309-312.
[8]郭 昱. 權重确定方法综述[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8):252-253.
[9]Kurttila M,Pesonen M,Kangas J,et al.Utiliz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in SWOT analysis—a hybrid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 forestcertification case[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00(1):41-52.
[10]黄溶冰,李玉辉. 基于坐标法的SWOT定量测度模型及应用研究[J]. 科研管理,2008,29(1):179-187.
[11]鞠 军,李 钢,王佳洁. 基于AHP和熵权法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420-422.
[12]郭 萌,王 怡. 深度贫困县精神贫困的致贫机理及脱贫路径[J]. 商洛学院学报,2018,32(2):6-12.
[13]王 怡,周晓唯. 精准脱贫与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2010—2017年扶贫经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6):47-56.
[14]陈法杰,李志刚. 国际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体系及经验借鉴[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9):1-4.
[15]熊正贤. 特色小镇政策的区域比较与优化研究——以云贵川地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2):104-116.巩琦敏,王 林,李会琴.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示范点空间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J]. 江苏农业科学,2020,48(2):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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